《三国演义》书写的是男人的世界，但它不是从“男性”的意义上写男人，而是大写超越“性”之上的情与理，这就是“义”。中国古代并没有女人的地位。女人的价值，只在于是男人的附属物，为男人传宗接代。
《三国演义》也接触到一些女人，有的女人还参与到一些重要的情节中，例如，王允设连环计，欲使吕布杀董卓，“连环计”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允府上的歌伎貂蝉。孙权和周瑜设“招亲计”骗刘备身陷东吴，“招亲计”的关键人物就是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还有意外参与其中的孙权母亲吴国太。
在三十八回、六十四回、一百一十四回、一百一十七回，还分别写了几个女人的忠烈故事。此外，还接触到几个女人，如小说开始部分的董太后、何皇后，后来的伏皇后、吕布的妻子和女儿、刘表的妻子蔡夫人、徐庶的母亲“徐母”、刘备的妻子甘夫人和糜夫人、曹操的女儿曹皇后等，或有一点小情节，或三言五语带过，并不见有什么描写，这些人物合在一起的篇幅，大抵也超不过三、五回。即使像貂蝉、孙尚香这样某一情节的关键性人物，也不过是男人的提线木偶，让她们扮演男人所设计的角色，不是充当男人政治权谋中一粒被动的小棋子，就是为完成男人眼里的“大义”而存在，用完之后就立刻被抛掉了。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写张飞因酒醉为吕布偷袭，失陷徐州，也失陷了刘备的妻子，“惶恐无地”欲自刎，刘备上前抱住，激动地说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这样的话，让关、张二人“俱感泣”。事实上，刘备的话也完全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女人的观念。兄弟如手足，亲兄弟是血缘关系，自然是“手足断，安可续？”可是刘、关、张是结义兄弟，与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并不是一回事，只是通过某种精神缔结在一起的“兄弟情”；按理说，夫妻也是缔结的关系，不过不是“兄弟情”，而是“夫妻情”，既有肉体的关系，也有情感的联系。刘备那话的意思就在于，既然是“衣服”，男人尽可以三妻四妾，皇帝甚至是“粉黛三千”，女人则只能“从一而终”。或者那其中的女人只是一些叫作“女人”的男人，无论生理还是精神都男人化了。如《水浒传》中的“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仿佛只有这样“男人化”的女人才有资格进入男人的世界。
“连环计”之后无貂蝉
记得有人谈到《三国演义》艺术上的缺失时，曾说过貂蝉在“连环计”之后，就被作者写“丢了”，竟然不知所终。确切说，不是写“丢了”，而是作者不想写，认为再写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貂蝉在书中承担的角色完成了，就不再配成为《三国演义》价值世界中的人物了。
貂蝉成功地扮演了间谍角色。她巧妙地周旋于吕布与董卓之间，挑动二人的妒心，终于使吕布、董卓“父子”反目成仇，最后是吕布按照王允的计划除掉了董卓。董卓一死，“大恶”一除，此后也没有貂蝉的事情了。董卓被杀后，《三国演义》只说“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就无下文了。最后貂蝉又出现一次，是吕布在下邳为曹操包围，穷途末路，准备突围、又“愁闷不决”时，“入告貂蝉”，已经成为吕布“妾”的貂蝉说了一句话：“将军与妾做主，勿轻身自出。”（见十九回）当年慨然答应王允充当连环计“间谍”角色、并且巧妙周旋于吕布、董卓之间、胜利完成任务的那位“女英雄”，已经不见了。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把貂蝉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来塑造。
吴蜀棋子孙尚香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身上。未嫁之前的孙尚香“极其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房中军器摆列布满，虽男子不及”，但这位“男人不及”的刚勇少女，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周瑜和哥哥孙权当成了取荆州政治图谋的钓饵：乘刘备丧妻（甘夫人）之时，“教人去荆州为媒，说刘备来入赘。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困在狱中，却使人去讨荆州换刘备”（五十四回）。她也不知道哥哥和周瑜安排的“招亲计”，竟因母亲吴国太的出面，弄假成真，居然做梦一般糊里糊涂地成了“枭雄”刘备的夫人。
孙尚香“正当妙龄”，刘备“年过半百，须发皆白”，虽然彼此年龄相差悬殊，却是“两情欢洽”，被蒙在鼓里的孙尚香竟以为是哥哥好心地成就了自己的好姻缘。周瑜、孙权见“招亲计”弄假成真，又心生一计，就是考虑到“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受享富贵”，就企图用“华堂大厦，子女金帛”腐蚀刘备的意志，“以分开关、张之情，隔远诸葛之契”，“使彼各生怨望”，“然后以兵击之”。说到家，还是让孙尚香不自觉地扮演间谍角色。
一次刘备欲起倾国之兵伐吴为关羽报仇，孙权惧怕，派诸葛瑾到刘备处讲和，诸葛瑾曾提了一嘴孙夫人：“孙夫人一向思归。今吴侯令臣为使，愿送归夫人。”被骗回东吴的孙夫人，此时又成了东吴与刘备讲和的政治筹码。当然此时刘备一心都在报仇上，哪里还顾得上孙夫人“思归”不“思归”了？（见八十二回）
最后一次提到孙夫人，是刘备伐吴，遭遇“猇亭兵败”，孙夫人听说刘备死于军中，“便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八十四回）。孙夫人不会想到，她的死居然又以“烈女”之名名扬千秋（“后人立庙江滨，号曰枭姬祠。尚论者作诗叹之曰：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遗碑在，犹著千秋烈女名。”——见八十四回），简直成了莫大的讽刺！
“义”
除了貂蝉、孙尚香之外，凡《三国演义》写过几笔的女子，基本都被赋予了政治工具的意义，被《三国演义》表彰的几个女人，都是因为其行动体现了男人世界的“大义”。徐庶母亲不用说，她辱骂曹操为“汉贼”，又因徐庶“弃明投暗”，在忠、孝不能两全时，未能以“忠”为先，便以自杀殉了“大义”。作者赞其“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贤哉徐母，流芳千古”。 至于那位被丈夫刘安杀死的妻子无名氏，更是成了猎户刘安献给“刘豫州”的祭品，她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成就丈夫“大义”的“美名”！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虽然集中体现在“义”上，但“义”中也有纲有目，“义”中的纲，就是“三纲”，而“三纲”之首，又是“君纲”，这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纲”中之“纲”。“三纲”之中有“夫为妻纲”，意思就是在夫妻关系中，夫是妻的主宰，是男女关系中的主导力量——“夫为妻纲”实质也就是“男为女纲”；而“君为臣纲”则表明在所有的人世关系和人的世界中，君才是至高的主宰。只有这个最高主宰才具有独立实体的意义，其他一切人都只有从属性。一切从属者的意义或说存在价值，只在于如何体现君权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权威。离开了这一点，就毫无意义可言。
《三国演义》虽然写了汉末乱世的群雄逐鹿、皇权式微，然而每一路诸侯都实际上成了他那权力范围里的小皇帝，对下面的部属也都存在着“君为臣纲”的意义，这其中谁最终成了皇帝，自然就更是“天命与归”的“真命天子”了。只要当了“天子”，在《三国演义》的价值世界中，就有了特殊意义。谁冒犯了，谁就是“大逆不道”的“贼”。董卓冒犯了“少帝”，当然是遭到了“天谴”的“贼”；曹操因为“欺压君父”、“败坏朝纲”，也成了遭到“天谴”的“国贼”。
刘备这个沦落的皇族，不过是织席、贩屦的底层百姓，后来当上了蜀国皇帝，于是“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他小时候玩于树下说的话“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便与那树一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第一回）。 三十四回，写刘表的妻舅蔡瑁设计害刘备，刘备得知后逃席，被阔数丈的檀溪拦住去路，在追兵已近时，不得不纵马下溪，“行不数步，马前蹄忽陷，浸湿衣袍”，刘备“乃加鞭大呼曰：‘的卢，的卢！今日妨吾！’”不料那马竟然“忽从水中踊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刘备“如从云雾中起”，看来是“真龙天子”，自有神助。
然而，我们也须看到，尽管《三国演义》所建构和揭示的这个价值世界，给中国古代文明带来了稳定性，却稳定在一个颇有些荒诞的文化基地上。不但“江湖之义”与“庙堂之义”相互形成解构的力量；且把“义”高高举在头顶，无论其中夹杂着怎样多的人情、意气也是对“真”，真理、是非、理性形成一种压迫——“义”字当头，是没有真理、是非、理性的存在余地的。如果人的智慧向“求真”方面发展，必然会受到“义”的阻拦。如果一个人因“求真”而无形中突破了“义”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不但周围人会谴责他，他自己也会有良心上的不安，于是“求真”的意识只能蜷伏在“义”的淫威下，或者以“义”取而代之，于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权力。例如，刘备、诸葛亮等人打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正义”旗帜，是任何人也不敢说三道四的……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中丧失了“真”，那也就意味着它会陷入可怕的停滞，这一点似乎也为中国的历史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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