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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经历及其弟子

  “孔子”是二千多年来世人对他习常的尊称。

   自称其名:“丘”,人称其字:“仲尼”。

  有人私底下、甚至公然称他“孔老二”,表现了轻薄与不服气——甚至嫉妒、狂妄、不知地厚天高。

  孔子,一位失败的周文维修者;一位成功的全民教育创始者;一位永受尊崇的人性发现者。

  孔子是人,所以不可愚昧地、别有用心地神化。

  孔子是三代礼乐的承传者,中华文化的集成与教导者,所以,应当平心研孔,不该无知地丑孔、狂妄地诋孔。

  孔子是人类良知的发扬者、伟大的教育家,所以,应当尊孔。

  先交代这位先师、圣人的家世。

  要讲世系、遗传,理应兼顾父母两系——就如基督教《圣经》的耶稣家谱。不过,中国旧日传统,实际只有父系。有史以来,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都微不足道。说起来实在羞愧。直到现代才有改变。连《论语》中也有两句孔子稀有地被人指责的话: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

  并非不可以辩解。这里的“小人”,是论位非论德;“女子”与之并列,也只因为“难以应付”;武王母后太姒不与其他九位功臣并列,因为参问政治是“妇女不宜”——这真是时代的错、社会的错——也因此,没有人可以获得满分,包括孔子。

  无奈地,讲孔子家世,仍然只能从他父、祖说起。

  孔子先世,就是他所熟悉而痛心的、一部典型的贵族兴亡史,男人主导的相争相斫史。

  孔子先代是殷商贵族,“子”姓。纣王无道,庶兄微(国)子(爵)启(名)出走。武王灭商,初封纣王子武庚以承祀。武庚勾结管、蔡以反周公,既被诛平,周乃改封微子启于殷之故都以奉先王祭祀,这就是贵为公爵的宋。

  宋开国四传到公,长子弗父(字)阿(名)让国于弟而降为卿。再传数世,至孔父(字)嘉(名),依礼制:五世别开新公族,改“子”姓而以“孔”为氏。据传因妻美,孔父嘉为太宰华父督所妒杀,殇公亦遇害,其子木金父逃鲁,孔氏从此再降为士,也从此便是鲁人了。

  鲁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典籍文物保存得最佳。到传统学术随贵族政治之崩坏而渐次下移,就替孔子思想学问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渊源与凭借。

  孔子父亲,被称为叔梁(字)纥(名),曾做陬(又作“鄹”、“郰”,今曲阜东南)大夫。

  叔梁纥年过六十连生九女,娶妾得子孟皮又生而残足,于是求婚颜氏,长次二女皆拒,独幼者征在允嫁,历史称为“野合”——前人或解为未合礼仪、或释以年龄差距太大,总之没有确定的说法。

  孔子生于昌平乡陬邑,在今曲阜泗水两县之间。名丘,据说是因头顶中平而四周如阜,又或说父母祷于曲阜东南之尼山而得,故名“丘”,字“仲尼”。不久父亡,墓在何处母亲讳之,跟着更迁回曲阜城中阙里,加起来只是二十岁多点的孤贫母子,便从此相依为命了。这几年间的实录太少,后人随“尊孔”或“诋孔”以至“诬孔”的动机而各骋想象,随意解说,唯一只表现了讲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对事情真相以至孔子的贡献与评价,毫无影响。对此而作太多研究,也并无意义。

  没有人能离开父母以至祖先的影响。父母对孔子的遗传,是高大健壮的躯体和坚毅的意志;殷宋以来父系祖先的影响,是礼法的娴熟与持守。孔子自幼喜欢习礼,早年入太庙而每事问(《论语·八佾》),其后就以此为出发点,因研“礼”而知“义”(礼法背后的义理),循义理而探“仁”(义理根本在仁心)。人之所以为人,就在道德价值自觉(“仁”),因之而有行为合宜的途径(“义”),实现为具体的典章制度以至生活仪节(“礼”)。细则基于原则,原则出自内心,这便是《论语》全书所

透显的、以孔子为宗师的整个儒学的最基本架构——这便是儒学,这便是《论语》,这便是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有人不服气这个文学性的赞叹,只证明他自己不欣赏夸饰修辞艺术,更不明白中华文化!

  孔子一生事迹,自古以来研习多、传扬广、争论少、查考易,这里分为四阶段列成表解,简要地交代,系以可能有关的篇章——例如《为政第二》篇第四章,就是2.4,如此类推。

  (一)成长与教学


  (五)孔子与鲁国地图

 教,弟子就各自才性志向发展。其最卓


  除子路在卫而殉职于孔子卒前外,子张居陈。澹台灭明居楚。子贡善辞令外交,货殖甚富,终老于齐。子夏居西河,教学年寿均久,化泽甚众,仕于明君魏文侯之贤人田子方、殷干木,以至战略名家吴起、墨翟之徒禽滑厘等,都出其门下。

  到了生存竞争更残酷的战国时期,儒学自然被视为迂阔,不过有志于仁义根本者仍然诵习不绝,特别是齐鲁之间,继承曾子、子思一系的孟子,以善学孔子为任,声誉最隆,宣扬最切。

  后来,生于赵而卒于楚的荀子反对他而另倡性恶、隆礼,特尊仲弓,法家的韩非、李斯,都出门下。不过他仍然宗奉孔子,年寿既长,教化亦广,其影响经秦而入汉,群经传授,渊源都可溯源于荀子。

  暴秦焚书禁学,备受迫害的儒生,就在陈涉起事时,带着祭孔的礼器往归,表示:拥戴他为文化与人心的正统所归。孔子八世孙孔鲋就任他的博士,并且同死。刘邦破项羽,唯有曲阜因曾被羽封为鲁公,所以弦歌不辍而坚守,到确知羽死,才与众归降。

  汉兴,干戈未息,用叔孙通制朝仪,参与的儒生渐渐抬头,不过跟着的文景之世,重黄老虚静无为,与世休息,所以儒者未见大用。跟着是汉武亲政,尊崇儒术,风气于是大改——这时《论语》也就渐有定本了。

  (七)孔门人物称谓

  《论语》所见孔门人物名字称呼,也就是当时和以后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礼仪规矩,即是:

  一、“子”或“夫子”是直接呼唤对方时的尊称。(清汪中《述学》卷六说“子”本是小国之君,相当于大国之卿,于是作为尊称云云。)在《论语》中,除了少数例外,一般就是称孔子。

  二、自称或称卑晚辈用本名——所以孔子自称“丘”,称弟子为“回”(姓颜)、“由”(姓仲)、“赐”(姓端木)。

  三、称平或长辈用别字——《论语》记述者提及孔子门人,例如上述三位,称“颜渊”、“子路”、“子贡”。名与字意义相发,深“渊”之水“回”旋,“由”是田出之“路”,“赐”与“贡”都关资财,诸如此类。后世如诸葛“亮”字“孔明”,秦观(少游)与陆游(务观)名字对易,现代如张学良字“汉卿”(张良开汉功臣)等等,佳例不胜枚举。

  四、姓名直书,是纯然第三者或后人提及时的一般语气。《论语》并非一时一人所记,由于辈分、关系、情感等等因素,有时又碰到姓氏雷同或名字近似,须加分别,于是便有变例。譬如:颜渊、樊迟、公冶长、闵子骞……是“姓字直书”。又有“名字直书”,甚至连姓。譬如:宰我又称宰予,冉有又称冉求,陈子禽又称陈亢。《论语》首篇次章就出现的有若,《论语》全书仅曾子和他称为“子”。后来《孟子》和《史记·仲尼弟子传》更提到他“似圣人”,孔子既卒,门人一度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唯有曾子不从,他也因不胜任、不堪当而退下。——究竟是姓“有”名“若”抑或字“有”名“若”,甚至曾否受业于孔子,都可以考究。

  四、《论语》的成书与流播

  甲、《论语》的篇章组织

  谁编《论语》?什么时候?确实已无从考定,更不必臆度;总之是孔子某些得意门生的一传再传弟子。他们怀念师教,经过多次收集、讨论,把公认可信可传的宝贵事迹与教训记录下来,化各人心中的个别回忆为天下后世的宝典,这已经是孔子卒后好多年的事了。

  《论语》的话题,主要是“天”(天道与命运)、“人”(人性与人生)、“政”(政经与伦理)、“教”(教育与学习)四类。特别是“仁”(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核心)、“礼”(人际交往规范准则)理念的阐扬,“君子”(由“有位治民者”而“有德服众者”)、“小人”(由“平凡卑微者”而“道德低下者”)的分别等等,着意最多。形式上,有孔子话语的单独记录(包括自述和评说古今人物),孔子与门人或者时贤的问答,入门弟子对先师的怀念、评述,以及彼此间的讨论。

  今本《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多字,分章近五百,辑为二十篇,各依首章首

  

  (一)篇内章数,此依元明清七百年士人科举必读的朱熹《集注》,后来各家稍有出入(如※各篇),有些是重出的各章不计,有些是章中首或末句属上属下意见不同。第十篇《乡党》(※※)朱熹只作一章,他人或分若干章,所以章数并不一致。

  (二)第十篇《乡党》不记言而只述起居琐事,似《论语》初编至此拟告总结,其后续有新辑,所以又有以下各篇,故文字风格与前九篇稍有不同,末五篇词语尤异。篇末又每有文义不类或无关孔门的杂散文字,似属后人利用竹简剩处空白补记,而再后又羼入正文者,在于上古,此属常有。(详见崔述《洙泗考信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钱穆《论语要略》等书。)

  (三)《公冶长第五》多评论弟子与其他人物;《先进第十一》多评论门人;《子张第十九》皆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曾子等最著名孔门高弟的语录;《尧曰第二十》章数特少而首章特长,言尧舜禹汤圣王承传之事,显似最后附录。

  除此之外,各篇内容大同小异,皆言为学为教为政为人之道,后世学者屡屡尝试综合大意而再次分类分篇,往往细碎而层次难明,更不可取代原典。

  (四)现代编者或仿基督教《圣经》西人之法,篇章分别系以数码(例如《学而第一》首章是1.1,《尧曰第二十》末章是20.3),简便清晰,乐用者渐多。此法亦宜推广于其他典籍。

  (五)清代大学者赵翼(瓯北)名  著《陔余丛考》卷四:“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详见本《导读》下节)钱穆《论语要略》援引此语以叮咛读者,值得记取。

  (六)《论语》是现存有关孔子言行最可靠的记载,最值得旁参的是《左传》之中性质相同的史料,再次就是《史记》。除此之外,从战国到汉初,许多同道后学(如《礼记》中各篇,特别是《大学》、《中庸》)、异路以至敌对学派(例如庄子、墨子、韩非子)种种或引申发挥、或假托拟设、或造作嘲讽、或栽赃诬陷,主要是借以申抒各自的思想与情感,极少数是不可不信,有些是不宜轻信、不必尽信,甚至不值一哂。总之最好以《论语》作为稽考——当然,对《论语》本身,尊重的同时,也要冷静、理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为政》2.17)

  乙、《论语》的流播

  《论语》流传,自然从孔子的故乡开始。汉初,有《鲁论》二十篇;《齐论》与《问王》、《知道》,共二十二篇,各篇中章句,时亦稍多于《鲁论》。两种本子,都用当代流行的隶书(“今文”)。又有据说是出自孔子旧宅、因  鲁共(恭)王欲扩建而坏之于是发现的,用秦统一前东方六国文字(“古文”)的《古论》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而多一《子张》或《从政》,篇章次第亦异。汉成帝在位时(公元前三十二年至前七年),安昌侯张禹以帝师的尊贵势位,据《鲁论》而汇合《齐》、《古》二本,号《张侯论》,于是天下从之。后汉晚期灵帝熹平(一七二年至一七八年)所刻石经,即用此本,而他本渐废。汉末郑玄即就此为注,可惜已佚,今所能见只有敦煌残卷。另外,魏何晏有《论语集解》,梁皇侃有《疏》,后来也渐微而佚,今所见者清乾隆时自日本流回。又有赵宋邢《义疏》,即《十三经注疏》所采之本。


  最普及而有政教权威的是南宋朱熹《集注》本。这位理学大儒,四十八岁时,萃尽精力,集前人心得,撰《论语集注》十卷,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集注》。元仁宗时,诏复科举,出题考试即以此为准。明清沿之,七百年来成为士人必读、官民共遵,视作礼教规范。到学风甚至政风改变,自然也受到质疑、修正甚至批判了。

  宋明理学重哲思而轻训诂,疏失之处,赖清人缜密的考据补之正之。晚清刘宝楠、恭冕父子先后勉力逾三十年,成《论语正义》,融汇汉宋,旁采子史,集清儒之大成,补《集注》之不足,至今仍推为典范之作,不过那时国家民族以至文化危机,又甚于孔子之时了!

  晚清政昏世乱,列强交侵,为了救亡图存,学风又改。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以至孔子都备受抨击,至六七十年代间乃达巅峰。出于种种动机而丑诋污蔑孔子与《论语》者不少,也就是世道人心的印记。相形之下,中国艰苦抗战期间,困守北平的程树德(一八七八至一九四四),以贫穷病瘫之身,处敌伪暴虐之区,口述而赖亲戚笔录,奋斗九年,成《论语集释》一百四十万言,引书六百八十余种,翔实精备,嘉惠士林,实可谓“时穷节乃现”,不只是《论语》以至中华文化的大功臣,更真正活现了孔门之教!

  《论语集释》一九六五年初版于台  北,一九九〇年初版于北京,其后“孔子学院”遍设世界,虽然重在教习语文,未涉哲理,至少不再在文化上长城自毁。学风既随政风趋于温和而稍复正常,重刊或新著有关孔子《论语》之作,也纷纷出现。以大陆地区而论,得力于传统训诂而出之以简要者,如杨伯峻《译注》;博采西人近现代哲理而间出己见者如,李泽厚之《今读》、李作干(金纲)之《鼓吹》;以至许多其他有关书刊篇章,都对学术与人心有所裨益。此外更有女士之作,因现代传媒而及于西方。如果孔子有知,也会喜欢时代不同,对女性要刮目相看了!至于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地区,几十年来,孔子与《论语》平稳地受到近乎冷漠的认识与

尊重,其间尊孔知儒的少数学人始终不懈地努力教研,以承先启后。当然,主要的希望与前途,还是看整体的华人自己了!

  现代华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冲击。西洋文化汇合自“希伯来一神信仰”与“希腊爱智罗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战、贵科研,与中国传统大异其趣。西人一向对《论语》以至整体东方学术,兴趣和了解都很贫弱肤浅。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思想初有交流。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等崇理性而疏宗教,于是推介儒学,不免热情有余而了解不足,兴趣并不持久。大哲康德(I.Kant,一七二四至一八〇四)、黑格尔(G.Hegel,一七七〇至一八三一)等更对儒学不知其长而只轻其短。晚清嘉庆、道光间,新教马礼逊(R.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东来,精力瘁于译经传道,未遑了解儒学真相。并且中国衰败病弱已显,跟着一败再败,挟工业革命所得的军事、经济优势,几乎就要沦中国为非洲之续,以供其宰割瓜分,连绝大多数传教士在内的西人,都充满种族偏见与文化优越感,更谈不上对中华文化有什么了解和尊重了!

  其间只有马礼逊后继者理雅各(J.Legge)用助手而译《四书》、《五经》,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但终极目标仍在传教。至于非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既异,其评估儒学《论语》、孔子等等,又自不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与中国政治局势一改再改,美国首当其冲而资源最足,培养人才、广搜典籍,研究《论语》以至整体汉学的成绩,较之欧陆,又渐有积薪之势了。

  总之,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固然最好不可无知;对本土传统学术思想的得失优劣,更应先有自知之明,然后他山之石,可以为助。否则随人轻重,彼云亦云,甚至是非颠倒,那就可叹可悲,而不只是可哂可笑了。

  五、《论语》的文本问题

  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德望崇隆、化泽广远,当时评论与身后追思者无  数,言行记录自然在去世后一段长时期再辑三辑。那时既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理想的统筹编整的条件,作为“语录”体之祖的这本《论语》,虽然比之其他古籍,已经绝大部分是可珍、可信,不过,所记内容的详略先后甚至真假问题,还是不能没有。

  最明显的是“上论”(前十篇)思想较纯粹,文法较清简;“下论”(后十篇)内容较驳杂、文例较驳杂。最后五篇情况,尤其特别。分述如下:

  (一)前九篇非孔子和门弟子之言不录。《乡党第十》纯记孔子行事,似作总结。后来再有收录,于是续编。后十篇各篇之末,往往有无关孔门之事,杂记古人之言,似《礼记》(特别是《檀弓》)而与前十篇不类。

  (二)篇目方面:前九篇即首章首句而除去“子曰”、“子谓”等字;后十篇即以发端二三字为目,而且都是人名。

  (三)篇幅方面:前十篇每章大都二三十字,时或更短;后十篇则一般较长,最长者《颛臾》章(16.1)二百七十四字,《侍坐》章(11.26)四百一十五字!

  (四)语气方面:前十篇简朴直接,后十篇波澜曲折较多。孔子答问,也往往先极简略,再问方作详解。

  (五)称谓方面:前十篇只言“某人问某一德行”,称“子曰”,面对孔子单称“子”,背面作第三人称“夫子”;后十篇则每有“某人问于孔子”的句法,称“孔子曰”,面对时称“夫子”。

  (六)词语方面:前十篇孔子答君问称“孔子对曰”,答卿问称“子曰”,礼序分明;后十篇皆称“孔子对曰”,似是后来卿位益高的时代痕迹。前十篇只言“君卿大夫问”;后十篇连门人亦有“问于孔子”,参差不一。

  (七)最后五篇问题更多,依次再分数项观察:

  ①《季氏第十六》文多俳偶。首先《颛臾》(16.1)章,孔子之言既繁且曲,情事亦多可疑。子路曾主堕三都,不应曲从季氏之擅权扩张,此其一。其为季氏宰,不与冉有同时,此其二。

  《左传》并无颛臾为鲁臣、为东蒙主、见伐于季氏等等记载,此其三。末章《邦君之妻》(16.14)显是后人注释,不似正文。

  ②《阳货第十七》纯驳互见,《武城》(17.4)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似战国时言语。《公山弗扰》(17.5)章,季氏家臣叛鲁而竟召时为司寇的孔子。《佛肸》(17.7)章,晋范氏家臣叛而召周游列国、向主正名崇礼守分的孔子。都违情理,亦背史实。

  ③《微子第十八》、《楚狂》三章(18.5,18.6,18.7)有道家隐士讥嘲儒者意,虽孔子结语仍归用世,但亦更见后起之迹,不一定是孔子子路当时的实际记述。末四章(18.8—12)更杂记古  今轶事,或无涉孔门。

  ④《子张第十九》皆弟子之言,而称孔子为“仲尼”,与他篇异。

  ⑤《尧曰第二十》最特别,只有三章;首章特长,述前代圣王相授与为治要诀,或附会以孔子继之,其实似是断简无所属,而附于书末者。

  推考其原因,大抵如下:

  ①孔子没有留下无可怀疑的自传或系统性论述,要考究他的思想情况,自然大费工夫。

  ②当初记者未必亲闻,又以撰写条件所限,力求简略,往往只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言,极少交代时空环境与后果前因。

  ③当时著述与传播条件,远不能和今日相比,《论语》不出一时一人之手,又没有条件极超卓者的统筹,各则记录,既非依时序,又无法清晰谨严地分类,时间一过,后人即使想作较有系统的整理,亦难免劳而寡功,甚至无从着手。

  ④清晰准确的标点符号,现代才有。原文模棱欠解之处,后人无法裁决,聚讼不休。

  ⑤社群感情、地域偏见、贤者不免。即如前六八五年相齐的管仲,齐人或尊之爱之,鲁人或贬之辱之,即孔子亦可能因个别时空环境不同,而有相异评价,形诸记述,在《论语》中就似乎前后并不一致。

  ⑥上古简重帛贵,刀刻漆书不便,篇末空白往往缀记若干附录文字,非必有意作伪,后来辗转传抄,就混入正文,久而难辨。上古典籍类此者甚多。

  ⑦战国至汉初,百家并起,先行而热心用世的孔子自然成为标靶人物,道家嘲之戏之,法墨诋之排之,甚至污蔑诬捏,割裂曲解其言以为己用,无所不为。

  ⑧汉初《齐》、《鲁》、《古》三论并行,倘皆流传,后人便可考较是非,明其得失,遇张禹巧之人而官高宦达,合为一本,时人靡然从之,于是他本皆亡,难以取证。

  ⑨秦汉一统以迄明清,长期君主专  制,加以儒学早成利禄之途,读书应试,粗心、不用心、欺心、瞒心者多,细心怀疑、独立思考者少,或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于是以讹传讹,欺人自欺。及宋人尚理好思,清人考证细密,前述《论语》可疑之处,袁枚、赵翼等已有发现,崔述《洙泗考信录》尤多创获,近人梁启超、钱穆等承其绪,今人读书,于是大得启发。

  《论语》近五百章,编成于二千多年前,比之相近年代、分量相近之其他中外典籍,词句歧义已算不多了。

  六、《论语》所见孔子儒学及其得失

  这个课题,古今谈论的早已汗牛充 栋,只就几大套清代的《经解》再撮录出来,也可以另成一套大丛书。“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年,崇扬歌颂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不在话下了。

  不过,即使像本篇这样,作为简介性质的一本书的导读,如果罗列许多道德项目,许多与各大宗教大同小异的伦理条款,而彼此之间本末层次不明、逻辑关系不清,也难免零碎散漫,徒乱人意。其实,《论语·述而篇》(7.6)有几句话极重要: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简要地解释:

  目的:志于道——探求天地不变之 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人道表彰天道。以天道监督、训示、培养人道。

  依据:据于德——这是就整体来说:以人得于天赋的生命本性为依据。人是理性的、群居的、社会的动物,这就是人所以别于其他生物的德。

  依据:依于仁——这是就核心来说:人的生命有个价值中心观念,就是伦理道德自觉。

  方法:游于艺,“涵泳”于各种智能技艺汇成的文化海洋,有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乐趣,所以贵在一个“游”字。

  换句话说,《论语》与孔子之学的——

  总旨:是尊天爱人;

  基础:是本心原性;

  始端:是孝亲敬长;

  方法:是勤学尚思;

  功能:是兴仁复礼;

  典范:是君子、圣、王。

  以此为纲领,归纳全书的有关言论,大抵可窥全貌了。

  春秋之世,贵族政治动摇而尚未崩溃,人心纷乱,社会不安。孔子主张重振周初文化礼制精神,以维持纲纪,恢复秩序。其实,贵族与非贵族,即传统所谓“君子”、“小人”,本质就是少数的、特权的,与绝大多数的、非特权的;而权势地位之产生,又源于血缘和武力。随着社会与民族发展,其间的矛盾怨毒,自然渐多。不过,人的品性、才能,天生就不等不同;而人情的亲疏厚薄,又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孔子于是顺应时势,把《诗》《书》以来“君子”、“小人”的意义,由“势位”渐变而为“才德”,此所以《论语》之中“君子”、“小人”之别,也时以德分、时以位别,要看上下文理和语意情境而别,显现了时代转型之迹。此所以后来孟子尊崇称誉之为“圣之时者也”。

  当然,“亲亲”与“尊贤”这两大用人原则,后来《礼记·中庸》所谓“九经”的头两项,到最后必然矛盾而难以两全,直到现代民主宪政取代终身君主专制  独裁,然后松解。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就无可奈何了!

  比起前代文献,《论语》中特多“仁”“礼”两字。“仁”既有时与“人”同音通假,又有“核心”之义,就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就在“见贤思齐”而作“君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于是耻作“小人”的那个道德价值自觉心,此所谓“仁”。人类社会的教育与政治,就在“把人当人”、“勉人为仁”、“以仁树人”、“使人心安”的文化内容。在此之前,“礼”原本是“不下庶人”、平民只能仰望而无可参预的贵族生活方式。孔子从小即以知礼著名,“入太庙每事问”(3.15)——问的不只是“然”,而且是“所以然”;不只是“何如”,而且是“何以”。探索研问礼的仪文秩序何以如此?自然就找出背后的义理,再问义理何据何来?自然就发现所根所源的道德价值自觉,即所谓“仁心”。简言之:因仁而有义,因义而有礼。所以,“君子义以为质”(15.18),“克己复礼为仁”(12.1),所以,仁为万德之本!

  春秋以前,甲骨、金文之中,都罕有“仁”字,到《论语》所见:论仁者五十八章,“仁”字出现凡一百次。孔子勉励门徒,要做“君子之儒”,勿为“小人儒”(6.13)。儒也就由赞襄礼仪的一种谋生职业,提升而为读书教学、致君泽民的终身事业了。

  从《论语》所见,孔子的理论贡献,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人文精神的  发扬、尚德传统的建立、心性主宰的显现。换一种说法来说也可以,就是:根据良心、建立道德;凭着道德、表现人文。这便是儒学的精蕴。

  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发扬”。

  上古人类,都震怖于自然变化,想象于万物精灵,俯伏于神鬼赏罚。希伯来信仰,纯化之为独一真神,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于以建立。中国古代,殷人尚鬼而好祭祀,到西周代兴,鉴前朝之弊,重修德、兴礼乐,人文精神跃起。在《诗》《书》文献中已见端倪。到孔子仍然敬鬼神、信天命,但更强调人的知命守义,博文约礼,以尽其在我。山林隐逸之士讥讽或者惋惜孔子“知其不可而之”(14.38),其实真正  显示他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18.6),因此要珍重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尊严和努力。

  其次,是“尚德传统的建立”。

  人文精神,可以表现于高举智慧,可以着重在律法典章,中国自古传统则是崇尚伦理道德。孔子之所以承周文而垂教后世,就在这里。儒学把一切勇力、财富、知识、艺术成就,都统辖在道德之下,以规范人心,维系社会,其作用几乎等同宗教。至于因此而对道德以外的文化表现——诸如科学精神,艺术精神等等的发展,有若干制约,这也是历史的现实了。

  最终而最高,是“心性主宰的显  现”。

  独神宗教信仰上帝为万有之本。唯物主义者以物质为第一性,认为真理只在科学。《论语》所见孔子之教,尊天敬神,而又虚之远之,一切为学、成德、立教、化民的努力,都归本于人类自觉良知——即所谓“仁心”。由此而开展义理,构组礼制,达至最高的仁的境界。因此,“仁”是成终,也是创始,一切发动于本身的意念。所以,《论语》有几句话最为关键: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4)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矣。”(《述而》7.30)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2.1)

  “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颜渊》12.4)

  人本,而不是神本;主要靠自力,而并非他力,这就大异于独神信仰,而与原始佛教相似。不过佛教讲一切山河大地、万事万法,都不外人心幻化,因缘生灭,并非真实,所以必须戳破迷执。这个理论推展至极,必然以“无善无恶”为心之本体。这又与儒学的“道不远人”(《中庸》)大异其趣了。至于不论儒家的“开物成务”也好,佛教的“舍离解脱”也好,作为价值与力量根源的“心”,是否“自有永有”?能不能“自本自根”?这就是最高层次的、耐人思考的哲理核心  问题所在了。

  连智慧高、学问广、成就大、敬爱孔子又真诚热切的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孔子的主要兴趣,还是“学不厌、教不倦”(7.2)地探究、维持与改良伦理现实。他一生努力最久、贡献最大,也就在于教育。“学”也就是《论语》首章首句的第一个字。幼学之先,就在孝悌,既长而学,优则仕(19.13),以致君泽民,为元首者,更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这便是二千多年来以孔子为圣人,以《论语》为宝典者的共识了。

  逃避不了的问题是:孔子为什么终无所遇?

  汉武帝开始以君王之尊而独崇儒术,两汉皇帝以“孝”为谥,此后直至民初,执政者大都尊孔——他们的真正用心何在?

  二千多年来,士人都读《论语》,百姓也都祀孔子、尊儒学,不过,孔子与《论语》的崇高理想到底实现了多少?主要困难在哪里?

  从秦汉一统直到明清,君王专制的病害为什么愈演愈烈?权力的腐败,人性的贪婪、自私,儒家为什么无有效的对策?乱臣贼子,治之以圣君贤父;但是,君父而终身绝对权力,又竟然(在大一统之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尤其“易然”甚至“必然”)“父不父”“君不君”,又有何对策?靠阴阳五行所假借的  吓之以宗教迷信吗?像黄老之术所教导的,诱之以自然虚静、垂拱无为吗?这些,两汉行之四百年,如果有效,就不会有“外戚”、“宦官”、“党锢”等等大祸了。天下兴亡,生民休戚系于一身一念,而又庸弱或者昏暴之君,根本“贤臣”、“小人”不辨,甚至更以近贤为苦、亲佞为乐,那么,即使公忠睿智如诸葛孔明,除了力疾从公,还撰《出师表》,垂涕泣而道君臣语亦父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又能做什么?还侥幸他碰到的是不能不倚赖他、信靠他的阿斗,而并非秦二世、隋炀帝,或者自毁长城、到死不悟的崇祯!

  南北朝隋唐,外来的佛学变成最大的宗教信仰,以“一念悟迷”来消融苦  乐,以“轮回报应”来解释人生,问题是虚诞难凭,无补现实!儒者要抗“佛老二氏”而有宋明理学,结果也滑入“谈心论性”、抽象玄秘的哲学探究。清儒要矫其弊,提倡“朴”实之学,又怯于政治高压,不敢接触社会“实”务,更囿于传统,不知穷究自然“实”物之理,于是只能自困于语言文字和古史的考据之中来求实证,同样是象牙之塔中的埋首沙堆!

  晚清以来,列强交侵,国家民族、社会文化,都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危难!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痛苦检讨,才发觉自己既不“民主”,也缺“科学”!

  于是人们质疑:

  孔子说仁者“爱人”,后来孟子更说“民贵”君轻,理论上被爱被贵的人民,为什么二千多年来都不被擢升、被培养、被承认可以(而且应该)作“主”?即使现代“民主”、“共和”早成共识,为什么实际发展,还是迟迟牛步?

  历史上,儒学对人类良知的发扬、个人私德的培训,功高效广,炳耀千秋;可是,对掌权者的“君德”,对社会整体的“公德”,督导、维持的成绩又如何?

  现代政治剧变,儒学饱受轻视、打击,再加上经济上和某些外来思想上的因素,人民道德大滑坡,中国早已愧称“礼义之邦”。对此,是否复兴儒学即可有效改善?实现孔子之道的过往困难既然仍在,当今情况如此,又如何“复兴”?

  传统文化偏重“尚德”,于是“尚智”之效不彰,有实用“科技”成就而基础的、抽象的“科学”精神仍然亏缺。一百五十多年来,西潮激荡,于是事事落后的情况明显,对此,仍然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者,是否就可以更新儒学?如何“开出”科学、“转出”民主?

  人类既有两性,谈“心”说“人”,自应男女兼及。不过,以上云云,传统云云,都绝大部分似乎单为有史以来就掌权作主的男性而言,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直到现代才提升到平等。不必“诉诸他恶”地辩说:“人家西方也是近世的事”,如果不是人家的打击与传教,我们还不会“见贤思齐”而奋起直追,我们还继续以“阴阳”“尊卑”的理论来欺人自欺,来掩饰不公不义!

  ……

  以上种种思想的、文化的基本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对“是人,不是神”的孔子求全责备,当然不能让二千多年来早已“曲突徙薪”、“补苴罅漏”以艰苦经营、撑持那“人文化成”大局而弄得焦头烂额的儒家良士独任其咎,当然对同样责无旁贷的、以逍遥观赏为高、以舍离解脱为能的其他重要思想放过不讲。——讲公道话:如果没有孔子的栖栖遑遑、教诲开示,如果没有《论语》的记录言行、流传百世,没有历代读圣贤书者的薪尽火传、成仁取义,一切更

不堪设想!

  不过,要反省、要深思的是:单就儒家来说,是否对人性过于乐观,所以方法欠周密、观察不通透?

  早在汉初,杂家而近于老庄的《淮南子》批评儒者:

  “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精神训》)实在是生动、深刻而精到!

  当然,道家也只是冷静而高逸地惋惜、讥嘲,自己并不提出,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早已说明这点。现代我们怀念而尊敬孔子、珍惜而研读《论语》的人,要怎样思想?尝试一些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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