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龙乡
从蚌龙想起……
费孝通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吴江区）人，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写完《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一文，把底稿交给了《北京大学学报》的编辑同志后一天，我就启程去河南，继续我的“行行重行行”。一路上心里还惦记着上文里提到的史老师关于通古斯人曾在我国中原地区定居过的设想。他设想的是大约五千年前的事，相隔这样久远了，我还能在这块正打算访问的地区看到一些痕迹么？
无巧不成话。我在濮阳参加了一个有关发展中原地区经济的协作会，会后当地主人坚持要我去参观当地的一些文化古迹。我在濮阳老城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看到了六年前（一九八八年）出土，曾在文化界轰动过一时的“中华第一龙”。在我眼前摆了一具大约在六千四百年前埋在这里的骷髅，属于发掘时编号为M45墓的主人。我一见之下禁不住心中砰砰跳动，这不就是史老师设想中当时的中原居民么？如果他的设想属实，这不正该是他所说的古通古斯人的遗体么？
我双手扶住围着这墓穴的铁栏上，屏息静听耳边的解说：一九八七年考古学者配合引黄供水调节池的工程发现了这块宝地。几十平方米面积的地下，自上而下依次完整地、清楚地叠压着从宋代开始到仰韶文化等文化层。在东周文化层里，清理出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公元前四九三年发生在濮阳铁丘的郑晋之战，留下的三十座阵亡士卒排葬坑。在仰韶文化第四层下，清理出用蚌壳摆砌的四组图案。第一组就在M45墓地上。（见附图)
M45号墓是一座土坑竖穴墓。墓主是一个壮年（一说老年）男子。遗骨在墓室中间，头向南，仰身直肢。随葬有三个人殉。分别在墓室东、西、北三面的小龛内，也都仰身直肢。西、北各有个人殉，一个是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另一个是十六岁左右的男性。
轰动一时的并不是这几具骨架，而是在基主骨骼两旁用蚌壳排成的图形。东方是龙，西方是虎，头均向北，足均向外。在墓主脚下略左，即北方，另有蚌壳排列成的三角形，旁边还有两根人胫骨。
在墓室以外同一层位上，另有两处蚌壳排列的图形，一处作龙、虎纠结状，其头方向相反，虎背还有一鹿。另一处用蚌壳摆塑一龙，头朝东，背上骑一人，龙的北方又有蚌壳摆塑的虎，虎头朝西，作奔跑状。
我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墓主人完整的骨骼上。解说的人告诉我说：这个墓内的蚌壳已经考古研究作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六千四百六十±一百三十六年。后来又经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同位素研究中心测定年代距今六千四百六十五年±四十五年，结果几乎相同，可以作为定论。解说的人又告诉我这位墓主人的骨骼长一点八四米。我一听为之一怔。因为这个墓主人可以肯定是史老师所指的公元前三千年前我国中原的居民，但是这位墓主人的体高在活着时却超过了史老师所说现代通古斯人主要体型的体高。
关于这一点我得多说几句。现代的通古斯人，经史老师自己测定：Urulga通古斯人平均体高是一点六二米，Barguzin通古斯人平均体高是一点五九米。(《华北人类学》14页)他又认为现代通古斯人的体质属珈玛型，珈玛型的平均体高是一点五五米，头型指数七十五，属长头型。(《华东及广东人类学》118一119页)因此单凭这位墓主人体高一点八四米这一个体质特点，我们很难把他归入珈玛型的一类里，因而能不能说他是古通古斯人也成了问题。
我当时很想跨过铁栏去观察一下这位墓主人的头形，看看他是长头还是圆头。但是限于参观规则，我只能把这个疑团留在心里。我很想找当时发掘这M45墓的考古工作者，细细请教，有没有留下有关这地层遗骨的测量资料，但至今没有联系上。
当晚当地陪同我去参观的主人，听我谈起了我对蚌龙的种种想法，特地送来了一叠有关蚌龙的各家文章的复制件。其中和我心里的问题可以牵引得上的有一篇张光直教授的有关“濮阳三蹻”的文章。我和张教授曾有一面之缘，那是我在八十年代多次访问美国哈佛大学时相识的，一别又是多年。他在这篇讨论濮阳西水坡的考古发现的文章中对M45墓中的几组用蚌壳摆塑的图像艺术形象发生兴趣。他联系上同地层的其他二幅图像说，“使我们想到古代原始道教上的龙虎鹿三蹻。”我顺着他的联想，又想了开去，联系到了史老师通古斯人的研究。一联再联，又联出了不少令人思索的话题。
“乘蹻”是原始道教的一种克服空间距离的法术。我对道教并没有特别研究，但总觉得它和西方宗教不同，而富于对现实生活改进的追求；不是形而上，而是形而下的思维。求长生，求缩地，求通灵等等，不都表示我国民间对人世间生活改善的淳朴愿望？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心态的特色。乘蹻是通过一定法术，骑上了龙、虎、鹿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龙蹻最远，其余不过千里。用现代语言来说是迅速的交通方法。如果炼丹是原始化学，乘蹻就是原始力学。张光直教授提到的三蹻中有鹿蹻，就是说鹿是一种在上古时期也配得上龙和虎成为“蹻”的动物。这又触及了我敏感的神经，因为鹿是通古斯人驯养的家畜。记得我在一九八七年去大兴安岭访问鄂伦春族时，在他们的民族文物陈列室里还见到一匹驯鹿的样本。鄂伦春人是在中国的通古斯人的一种。我当时还建议他们恢复养鹿业，并为此还上书农业部，向苏联引进新的鹿种，因为据鄂伦春群众反映隔离的年代久了，他们现在所养的鹿已表现出退化的象征。有过这段事情，在我心里鹿和通古斯人总是密切联系着的。因而想到鄂伦春人至今驯育鹿畜，是否系他们先民在我国中原居留时传下的古老习惯？
M45墓的这幅蚌图引起了张光直教授注意的是古代美术中人兽母题的三蹻艺术形象。同时他在这篇论文里也提出了这位墓主人的身份，认为这墓主人是当时的专业巫师。他替古代艺术人兽母题作出功能的分析，说“使我们了解到在古代巫师的活动中，艺术形象似乎也可以发挥实际的作用。”这样一说立刻把我引到了史老师关于萨满的研究。萨满就是通古斯人的巫师。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传媒。史老师说：“萨满主要的特征，在于某些人认为在他们愿意的任何时候都具有支配神灵的能力，并采用其他人不能了解的特殊手段借助于这些神灵，具有了解超自然现象的能力。”用当前流通的话来作注解，这是一位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物，或是个掌握了气功的人。
关于这位墓主人的身份，确是费解的：他不像是一个握有人间权力的部落头人，因为他死后并没有以珍贵物品给他陪葬，却埋在用蚌壳摆塑的左龙右虎之间，脚下还摆着一堆三角形的蚌壳和二根胫骨。懂得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人一看就联想到了这是一幅原始的天像图：青龙、白虎和北斗，再进一步又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盖天说”的实物标本。我拜读了考古所冯时先生的两篇有关文章，深为折服。他有力地说服了像我一样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的人，开始相信我们远古的祖先，确是会在旷野的晚上仰观太空里闪烁的繁星来断定自己所处空间和时间的方位。远古时代的人对星宿方位和变迁的知识，有如我们桌上的日历、臂上的手表，以及每天电视里的气候预告同样是重要的生活起居，生产活动的参考体系。这位墓主人看来是个掌握这些知识的专家，死后用他的专长伴同埋入地下，真是千古悠悠，人同此情。
我并没有在耄耋之年再捡起古代天文学这门学问的雄心，所以也不想在这方面饶舌了。但是这里提到的青龙白虎唤起了我早年就听到过的道教和龙虎山的密切联系。我没有考证过龙虎山在什么地方，只按民间信仰认为是张天师的法地，也可以说是道教的圣地。也许实无此山，但是不论怎样说，六千年前确是已有人把青龙白虎这幅太空星宿示意图用蚌壳摆了出来，点缀这一位神秘人物的墓地了。如果青龙白虎确实反映了中国太古时代的民间信仰的象征，而且和道家有渊源联系，再联上通古斯的萨满，在我脑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大问号。可惜人寿有限，这问号看来也只有留在我的墓地里去了。
我本来是自愿要作个发展中国人文学科的探路人的。我应当感谢这条蚌龙又在我思考的范围里撒下了不少的疑点：六千年前住在我国中原地区的人，是否有一部分向北迁移，远及西伯利亚，他们的后人被称作通古斯人，后来其中一部分又自称满人还到关内？当时的人们是否已经仰观天象，注视太空的星宿，用来区别空间的四方，和时间的四季，产生了青龙、白虎等“四宫”的概念？在追求克服空间的距离，又发生了以乘龙、乘虎和乘鹿的三蹻观念，后来进一步发展成道家思想的底子？把鹿和龙、虎并提，又是否表明当时在中原的居民已经把鹿驯育成了家畜？又和鹿结为生活伴侣，成为衣食住行的供应者，一直在部分的通古斯人中保存了下来？这些疑点显然是受了史老师的影响而发生的。但是摆在我眼前的那位M45墓主人，却长得太高了，一点八四米！挡住了我想为我的老师的设想增加一些肯定的砝码而一泻不止的思路。师乎，师乎，大概你又要在我统计方格纸上批一个“重做”的符号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九日于北太平庄
续 记
上面这篇杂文写完后，心里还是不落实，像是说了一场空虚的梦话，打了一场和不了的麻将。我还有一点不服气，于是想起考古所里的老朋友潘其凤同志，说老朋友也许不妥贴，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中学里的同班同学，又在大学里同窗过两年，几年前已去世。为了有这点关系，凡是在考古学上遇到了难点我常去找他。这次我把这篇杂文寄给了他，碰巧他出差了，到月底才接到他的回信，我不妨把来信抄一段在下面：
愚侄于一九八八年四月和七月曾二度前往濮阳西水坡发掘工地协助鉴定人骨。当时孙德萱同志告称计划现场保护，故人骨未予采集，也未能就颅骨进行测量研究。
就濮阳西水坡仰韶遗址的年代而论自没有什么问题，但就45号墓而论，其与周围遗骨的关系，似略有疑问。所谓人殉并不可靠。而且我已将45墓的性别年龄鉴定结果告之他们，为一老年男性。至于身高，他们所告不实，我测量了股骨、胫骨和腓骨的最大长，用两种公式计算，其估算身高分别为一七O点七七厘米和一七二点五五厘米，绝对不是一八四厘米。
他这封来信不仅证明我找到了个内行人，而且是个参予过濮阳西水坡发掘工作所得考古成果（包括这个M45墓主人）的鉴定人。事隔六年他还记得鉴定经过。他的话我是信得过的。
读者们当然可以想象到我的喜悦，这个挡着我思路联系的“一八四厘米”给抬走了。新得到的比较正确的数字是一七O点七七厘米和一七二点五五厘米。这和在上文中所提到的现代通古斯人的体高一六二厘米和一五九厘米还是相差十厘米上下。这样高的身材能否包括在史老师所论的珈玛型的范围里，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疑问，但是比了一八四厘米的差额是近得多了。提出M45主人是否可能是古通古斯人的问题也似乎现实一些了。
头型的问题来信没有提，我去了电话询问，说是这标本在出土时头部似有损坏，所以没有测定。我上面提出的问题还属可疑范围，离定论尚远。留着将来如果有人有兴趣，继续想用这个题目作脑力活动的操练时，再去谈论吧。
最后，我把这篇杂文，连着续记一起寄给《读书》，如承发表，势必占去《读书》不少篇幅和读者宝贵的时间。要免于我“问心有愧”，得找些理由为我这行为辩护一下。尽管我写这杂文私自的动机是出于调剂一下我繁忙的世俗生活，可说是属于消遣的一类，但是提到严肃的“学术”范围里，我想，使年轻人看到一个自以为是个“老学者”的人，怎样思考问题的脉络，也可能是有好处的，一般学者是不会愿把思考过程，尤其是思考而未得成果的摸索经过，写下来给人看的。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讲，从书本上是很难学到怎样搞学术的。有点像一个艺术家，单看他们的成品，不是内行是看不出他们的绝招的。做学术工作，就是发现新知识，也得像做学徒一样，从老师傅的实践中去学会他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诀窍。我自知能用脑力、写文章的时间已不会太多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暴露暴露我思想的活动历程，也许对喜欢读书的年轻朋友们能另开一面风光，另入一个境界。我能否如愿做到，那就难有“自知之明”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一日
本文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据《费孝通教授关心彝族文化研究--刘尧汉、严汝娴拜望费孝通谈话纪要》：
刘：虎也可以算是西方的，羌人是西戎，龙是东夷的，两者结合象征中华民族。但有时也不是分得很清，像孔子就算东夷，是在山东。我提龙虎文化，是从社会调查中得出的看法。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县一座距今7500年的古墓中，出土了蚌壳砌成的一龙一虎。说明龙虎文化早已有之。考古发现印证了我从民族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得来的研究成果。
费：彝族是老虎吧？我在濮阳也看到过蚌壳砌成的龙虎图形，而且还写过一篇文章，在《读书》上发表，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
开州之印
现藏河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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