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龙乡
《中原文物》据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录音整理出了当时各位专家发言文稿，现分期分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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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本刊1988年第1期发表《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这处遗址出土的蚌壳摆成的龙虎遗迹非常重视。大家对这处遗址的社会性质等有关学术问题非常关注。为了审慎地做好这处遗址的发掘工作，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于1988年7月9日至13日，在濮阳市召开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就这处遗址出土的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像以及如何作好今后的发掘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河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濮阳市文化局、濮阳市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文物工作者在会上作了热烈地发言。我们根据会议提供的录音带将诸位专家、学者对遗址性质、“蚌图”遗迹等有关学术问题的发言要点加以整理，并征得本人同意，予以发表，供有关读者参考。发言依发言先后顺序编排。
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发言摘要（二）
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发掘还未结束，但已能看出它的收获不小。主要收获有两方面：首先是从出土地层与陶器看，已能对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做较细的分期。关于这一点，我不详细谈了。另一收获是三组用蚌壳摆的龙虎图形的发现是很了不起的。虎是现实中存在的猛兽，容易确认，龙是人们崇拜的灵物，是靠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龙在华夏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这里发现的是否是龙呢？我认为龙有四个特点：一是有弯曲的蛇身，尾要长；二是周身上饰有鳞纹；三是有角；四是舌头细长。以此标准来衡量濮阳的蚌龙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它同后代的龙形状大体相似，可以说这是商代以后龙的直接来源。这不仅从甲骨文龙字字形可以看出，而且从1973年殷墟出土的龙纹石磬也可以证实。从龙的整体造形到前后的长爪来对比，濮阳蚌龙酷似殷墟石磐上的龙纹。因之内蒙东部赤峰地区和辽宁西部沿着山区发现的许多龙形玉器以及内蒙敖汉旗小山遗址陶尊上的龙纹，都是猪首蛇身，均无角，应是一种带地域特点的龙。它们同商代晚期的龙纹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葬出土彩陶壶的图形为水鸟喙鱼，有人认为是龙纹，其根据不足。甘肃武山出土的仰韶文化双耳陶瓶腹部的人面蛇身纹有二足，但无舌无角，很似蜥蜴。濮阳的蚌龙、蚌虎遗迹处于遗址的较下层，被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灰坑所打破，其年代应属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较早的时期。濮阳古称帝丘，为颛顼之墟，中国的龙源正在此处，至少是龙源之一。第二点，龙虎相配或组合在一起是值得重视的问题。可以说龙虎相配是华夏族一个重要的传统文化。第一组蚌图龙在东、虎在西，这种现象是中国古代流行的四神观念的前身。过去仅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箱上明显的画着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周围有二十八宿的图形。现在可以看到在二十八宿出现以前，四神观念已先出现，而四神中的青龙、白虎又较朱雀、玄武出现得早。这大约与古代民族里巫师观察天象有关。他们最早观察天象分析哪个星座似龙，哪个星座似虎。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深入地探讨。在商代后期，龙虎相配更为多见，如1957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龙虎尊，以及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虎纹石磬和殷墟小屯出土的龙纹石磬。这些都绝非偶然的现象。龙虎相配早于龙凤相配，两者的形式与意义是不同的。第三点，第二组蚌图，在龙虎结合体上又有一小动物，有人主张是鹿，有人认为是兔，我则认为是熊。在古代，虎与熊时常相配。孙作云先生曾指出《诗经》中的西周晚期诗，说行军时有四种旗帜：一、“旂”，画龙纹；二、“旗”，画熊、虎纹；三、旟，画鸟纹；四、旌，画龟蛇纹。我认为孙先生所说是对的。西周便已有四神的形象，同时《周礼·春官·司常》讲到九旗中便有“熊虎为旗”。至于熊与龙相配合，可从《楚辞·天问》中得到启示，屈原在看到古代宗庙的绘画时问道：“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王逸注：“有角曰龙，无角曰虬”。而《广雅》云“有角曰虬龙。”屈原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大戴礼·帝系》说“裔阳，是为帝颛项”。而濮阳又为颛顼之墟，屈原对他的祖先的传说当有根据。因此我认为第二组蚌图的龙身上背负的是熊，或者是黄熊。关于第一组蚌图龙虎中间的人骨架，我认为是巫师，但不能确指是神话传说的那一个。原始社会里的人抽象思维不发达，意大利维柯认为“神话是古代人类认识事物的特殊方式，是隐喻，因为原始人类还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用具体形象来代替逻辑概念是当时人的思维的特征。”我同意这种观点。摆虎隐喻勇猛，摆龙隐喻神威。从艺术表现力来看，是很强的。虎的形象很逼真；龙是想象中塑造的神兽，所以将它们摆得比例匀称。龙、虎的造形，既能表现静态，又能表现动态，呈奔跑状。第三组表现人乘龙，正是御龙，驾驭龙升天。《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濮阳为“帝丘”所在地，是颛项之墟，说明乘龙升天确是濮阳先民们的理想追求，这一思想对后代影响很深远。西水坡龙虎蚌图的发现很重要，虽然只发了个简报，但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已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今年是龙年，所以我国人民对这个遗址的发掘特别感兴趣。这个遗址的发掘工作尚未结束，目前已发据四千多平方米，有了一定的规模，遗址从南到北，地层情况是清楚的，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遗址的初步意见。单就遗址中仰韶文化的遗迹说，大体可划分先后三个阶段：遗址最下层是蚌图文化层，它是本遗址最早的一个时期，应注意那些不完整的蚌图遗迹（完整的不用说)的分布，从整个遗址看，它的布局是有意义的。比蚌图遗迹再晚一些的现象是人们的居住遗迹--大片红烧土和灰坑等，这些遗迹往往都迭压着蚌图遗迹。在红烧土和灰坑遗迹的上面又是另一个阶段的遗迹现象--仰韶文化的墓葬，有多人二次合葬和单人葬等。显然这三种文化层次的堆积是不同的，它们是代表了不同时期的遗迹现象。从整个遗址情况看，最早的遗迹是龙虎蚌图（包括一些残缺蚌图），有一定的范围，它的附近很少发现当时的遗物，推测这些遗迹当是人们施行宗教巫术活动的场地。与本文化层相同的建筑遗迹尚未发现，估计人们的住址也在附近。第二个层次的遗迹是灰坑，而成形的红烧土房屋却很少，这种现象和西安半坡遗址的房屋建筑群不同。半坡遗址的房屋有圆形，方形的，房屋间距密集。而这里发现有大面积的红烧土块（保存均不完整），其周围埋有小孩瓮棺，推测这些大片红烧土遗迹可能是房屋建筑。但是这类建筑遗迹没有半坡遗址那么密集。从本层次出土的陶器看，有类似豫北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陶罐、壶、缽等器类残片，其时代定为六千多年是可信的。从文化分布区域看，把它划归豫北地区的东部边缘为宜。遗址中出土的生活用具，有的与山东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同类器物相近似，说明二者文化关系密切。第三个层次的遗迹是仰韶文化的墓葬，这里主要是多人二次合葬（其中有一次葬和二次迁葬同穴)和单人葬，一般均无随葬品，可能是本地区的一种葬俗。1.遗址附近200米以内再进行钻探，本遗址的南部周代排葬坑下面还有文化层，起去人骨架后继续往下做，把下面新石器时代的遗迹搞清楚。2.把蚌图遗迹周围的现象搞清楚、如遗址东南角那条土沟应继续清理出来：把遗址北面（工作棚附近)探出的房屋遗迹清理出来，也就是说，把遗址周围有关的迹象都搞清楚。3.发掘工地要有一张遗迹平面分布总图（按原编号绘制），这个工作很重要，由专人负责，不能停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分析情况了解工地进度，指导工地工作，若有遗漏的问题，在工地现场还可以弥补。4.这么大的发掘工地，发掘人员也不是一个水平，在发掘质量方面难免出现失误，问题是一定要及时总结经验、交流情况、集思广益，统一指挥，抓紧时间争取多作一些工作，我想濮阳西水坡的新发现是1921年以来，仰韶文化发现以后，田野考古的重大发现。刚才谢端琚同志说这是一个突破性发现，大体上考古学界对这个认识是共同的。那么，越是它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就越是重要，越是能引起国内外的、特别是东南亚的学术界的关注。不光是考古界，史学界、美术界也很重视，所以人民画报（以19种文字）把它向国际上作了报导，新华社和各种宣传媒介大体上都报导了。共同社很快有反应，共同社打长途电话和新华社联系，要求直接播发这处遗迹的传真图像，反应很快。日本《读卖新闻》驻京特派员高井作了报导，该报于1988年1月26日发了《中国发现最早的“龙”》的消息。香港《大公报》于1988年1月30日转载了《读卖新闻》的报道。高井客观地报导说：“据发掘的人推论，这里是已进入带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父系制度社会。”从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这个结论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说明这个遗址是举世瞩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发掘工作的要求就要分外细致，对这次考古新发现的报导，要分外严谨。因为，它所涉及范围不光是考古学，还有史学和其他学科。由于黄河把这个枣核形孤堆式的遗址淹没，把它周围的平地掩埋，研究黄河的学者、治理黄河的人们，肯定非常注意这种古今地理环境的变迁。你这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最早的地面在哪里？现在这一带的黄河淤土有多么厚？把这里五、六千年的地貌搞清楚，肯定会对治黄有益，对治黄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其它学科我不懂，反正估计将来报告公布以后，会引起其它学科的注意。所以我说：这里的动态，这里的发现，这里的报道，都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这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蚌图问题。大家这样注意的不就是这里发现了蚌壳摆的龙虎图像吗？这是个核心问题。如果没有这些蚌图，这处遗址就和其它后岗类型的遗址的性质一样了，不会引起那么大的震动。有蚌壳摆的图像的三组遗迹里，最重要的当然是第一组，即有人的骨架和龙虎形象的遗迹。大家之所以关注这个遗址，实质是关心这些遗迹，再加上新闻报道里所说的其它几个墓葬，所以，这个遗迹是这个遗址的核心，在学术界是举足轻重的。现在，《中国文物报》上已发表了学者的研究文章。但我认为关键在于你发表的简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尤其是正式发掘报告，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这些遗迹刚出土，现在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初步的看法。人家等待你的是正式报告的发表，因为涉及到当时的社会性质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重大学术问题，当然，还可以据以推导出好些问题。所以大家希望做好发掘资料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现在我希望：原始发掘日记一定要保存好，整理过的日记当然也要保存，但在工地上作的每页的日记最为重要。至于那三具人骨架和墓葬（即所谓M45)中的龙、虎、人的关系，需要在弄清他们之间的地层关系之后才能解决。当然，现在怎么样来解决它，就是这些材料怎么搞科学，客观存在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我们这些人当时不在工地，不好说。刚才几位同志也谈到这处遗址的社会性质，这个死者是什么身份？其它的几人什么身份？因为这里有蚌摆的龙，今年又是龙年，我们又是龙子龙孙，所以大家对它很重视。最近报纸上有人说我们不是炎黄子孙，不管怎么说，龙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是密切的。龙是图腾也好，客观世界没有龙也好，它大概是这样、那样一些动物复合在一起的图像，经过多少年才融合在一起的图像，这个大概没有人反对。至于龙是我们的祖先不是？我们是龙的传人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是，简报中所写的那三个死者与蚌摆的龙虎和人骨架（即简报中所说的M45)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要很科学地来回答。这个人的身份，刚才李仰松同志说是巫，我也倾向于这种看法，非常倾向这种看法。关于龙虎，张光直有个比较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在商周仪式上……人神之交往或说神仙世界与人间世界之间的交通关系，是假借教士或巫觋的力量而实现的”。“在古代的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因此某些神话性的动物成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见《中国青钢时代》271与313页）。在古代，史、巫、医的职司是合一的，用这些动物来沟通天地，把上帝的意志传达给人间，又把人间的祈求转达给上帝和神灵，自然是巫觋作为媒介来完成这个任务的。“M45”中龙虎所夹的人在其生前的身份恐怕就是觋。那蚌摆的龙虎就是从中传递信息的媒介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周围的三个人怎么解释？这就不好说了。所以我的意思：把原始的发掘材料和整理过的材料妥善地予以保存。因为研究它的人越多，引起某些观点的对立就越多，通过辨论，判明真理。我们觉得，对这处遗址相对年代的判断没有什么问题，遗迹被仰韶文化的红烧土层叠压着，这是大家昨天在现场看到的地层证据。去年11月份我确实见到过。在地层上、相对年代上，我还没听到有不同意见，大家都认为是属于后岗类型的。我们希望把已经发掘的这么多探方的资料，想办法科学地保管，科学地整理。我想补充一点，现在就龙虎遗迹的地层，我简单的说几句话。三座墓葬和蚌壳摆的龙虎遗迹（我始终把它叫“遗迹”）是不是一回事？有待发掘者来解决。问题就产生在第一组遗迹上。那么怎么办呢？依靠大家来回忆，共同来证实。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啥？当然和是否遵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有关系，就是没有完全严格地依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下作，不能光找到一个龙头，马上就找第二个，找到人头就去作第三个遗迹。要采取层层揭露的方法容易发现问题。那么再一个就是向这个探方四外扩方，也应按照操作规程的要求向探方四面正式开挖探方，那么就会留出隔梁，就很自然地解决了这三个墓的地层和所谓M45的关系。隔梁就能起到保证搞请楚这三座墓和龙虎遗迹关系的作用。假若依据已发表的简报的内容，很难作出正确地判断。因为简报的结论认为：“西水坡蚌壳龙虎墓的发现，更加清楚地说明，仰韶文化时期，贫富已经出现，阶级已经产生，当时的社会不仅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而且可能已经发展到军事民主制阶段。”上述结论很难令人首肯。因为根据李京华同志所介绍的这处遗址发掘情况，和我们昨天参观现场所见到的遗迹、墓葬和遗物，很难作出与上述结论相同的论断。这里已发掘4000余平方米，房基6座，蚌图遗迹3处，窖穴和灰坑250个，墓葬120座，绝大多数的死者身无长物。另外还有瓮棺葬55座，窑址3座，出土陶器器类较少，文化层中淡水蚌壳颇多，然而网坠、各种石器和纺轮亦不多，所有这些材料很难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已出现了复杂的分工。《简报》所说的“M45”与那三个人骨架的关系，由于没有保留地层证据，目前很难下断语。不过，这三处蚌图遗迹是属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时期的，因为迄今尚保存着地层关系证据，这应是可信的。我觉得我们应很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不是指责同志的，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这三组蚌图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确实是一项重大的发现，是了不起的发现。但是对于这种生产力比较低下，没有见到社会存在显著的分工的情况下，再加上第一组蚌图遗迹附近的三个人骨架，这究竞是怎么回事？是人祭呢？还是人殉呢？这两种性质要区别开来。人祭的话就可能早，人殉的话就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因为两者的性质不同。不过，从某些迹象看，这是三座独立的墓葬，它们与“M45”没有关系。植根濮阳文化，学文化、聊文化、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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