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历史分析
史海钩沉
前言
一,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银十万两;①
二,沿边州军各守边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
三,双方不得建筑城堡,改移河道;③两国”沿边州军,各守疆界”;
四,此外,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④
澶渊之盟,产自宋代,言论发展于后,期间褒贬不一,亦有尝试中间线路者,以期视觉新颖而求新意,碰撞与融合成为交织主题.然余观之,恰有几分自团其说之实,无非所立视角偏差,遂结论迥然者多也,非能恰如其分于评述本身,即使同褒贬者,亦自当有高下,基点相异罢了.
余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复勘宋辽相关史料,后读《澶渊之盟新论》⑤,觉澶渊一事,需如涓涓溪水缓缓道来,人物性格尚需追本溯源,何况事乎?便尝试从盟约双方出发,将兹置于历史脉络之中,而得己见于后.
一 ,宋,辽于中原之意
在关注澶渊之盟前,需要对北宋及辽国做一些铺陈,即关于此时两国关系问题,究竟是将之看作国际关系,还是国内关系,亦即对辽是否一视同仁的讨论,此关系到盟约确有低贱与否,或日”城下之盟”的虚实,⑥这也是本文探讨澶渊之盟的出发点.
援引《辽史⑦·太祖纪下》文”辽之先,出白炎帝,世为审吉国”,以及《辽史?世表》文”辽为轩辕后”可知,契丹人将自己看成是中原民族的组成部分⑧,他们认为少数民族也是中华分子,亦可继任正统.《全辽文》卷二《赐团空国师诏》中,辽圣宗就曾经说过:”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辽史抬遗》卷七亦有:”辽圣宗统和十三年⑨,在奉圣州建黄帝祠,在儒州建舜祠,四时祭祀.”可见,辽国对于汉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趋同于中原的.辽以后包括像女真,蒙古等亦维系了这一传统,且元时已将契丹,大夏, 女真等均视为汉人无异.至于或日汉文化感召,中原文明的吸引之类,否定其兴起之初的中原传统,实则是过于强调了其封建化过程的外在因素,并未能切中要害.综合史料来看, 辽之于宋国,与曹魏之于孙吴,刘汉,宋齐梁陈之于东晋无异,南北朝的称呼恰恰反映此问题上的共识,即便内部并不完全接受.
而在西方史学界眼中,素将力主中原之王朝视为中华帝国之主体,边疆蛮族之属视作外邦,将中原王朝民族关系化为国与国的外交论调,虽则一再否定晚清之于四海的鄙夷眼界,二却自身以此类似的眼光来看待古代中国社会历史,需知当时尚未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东方历史的演进研究与西方古代历史研究有着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因而诸如”兄弟之邦”,即体现出双方对同源的认同,起码是事实层面上的认同,这在宋辽史料中可见.基于此,我们也就有必要将这一历史时期看作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分裂状态,起码应该看成是仅仅局部统一.
二,盟约阻碍统一进程
传统中国史学界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可以看成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一种更迭的态势.而历来盛世一朝多为统一局面,因而对待”统一”的态度通常高过”分裂”, 而且这样一种思潮与传统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也有关联.遂如王莽,安禄山之类,一向评述不高,甚有贬踏之意;而较”分裂”次之者,就是阻碍统一进程一类,例如汉初分封,晋时庄园,唐及其以后藩镇.北宋太祖太宗坚持”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针,从事实层面上来看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南方统一形态的出现,一来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继续的局面,二来为南北经济沟通交流创造条件.统一北汉以后,太宗决意乘胜追击,一举功破燕京,于是便有了后来的”高粱河之战”. 《辽史》卷九《景宗纪下》记载:”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军战于高粱河,少却;休哥,斜轸横击,大败之.”《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复记:”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休哥被三创.”而最终,”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辽史》卷九《景宗纪下》).高粱河一役,宋朝失利,实有南北朝时淝水之战的影子.”日睹诸将攻城,而将士多怠”@曹翰对诸将亦说:”蟹,水物而陆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敌救将之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师乎?”@足见南征北讨,军队内部厌战情绪弥散,且”人人有希赏意”@况”看门列阵,四面鸣鼓,居民大呼,声震天地”@此番折腾,不战亦败.所以,宋朝在策略正确的指引下,多少操之过急,而此后的”瀛州之战”,则显现出了宋朝军事方面的水准,而此役时间较”高粱河之战”晚了近二十四年.
瀛州,作为幽云十六州之一,石敬瑭时一并割予契丹,到周世宗时方得以收复,遂亦成为契丹之耻.此番争夺,亦可谓惊心动魄.史载”(契丹)势甚盛,昼夜攻城,击鼓伐木之声,闻于四面.大设攻具,驱奚人负板秉烛,乘墉而上”@,而最终的结果,辽军死三万,伤数倍于三万,损失武器达数百万件,且辽军主将萧闼览中伏弩身亡,而此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真宗亲自出征坚定了信心.
宣和四年宋昭曾上书言:”景德中,亦有澶渊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贼势瓦解.当是时,乘胜逐北,则腥膻之种无噍类矣.”虽说这样的言语多少有夸虚之嫌,加之其旨在于告之宋高宗”胜而后和”之理,对胜利后北宋实力有过高估计,但就瀛州阻击战后澶渊之役的效果而言,在当时却有促成双方和谈的作用.对澶渊之盟持积极评价者,多数认为经过高粱河与瀛州两次关键战役,凸显宋辽此时势均力敌,任何一方均未有足够能力取胜.至于澶渊后订立盟约,酿成此后百余年修好,互通有无却有其历史意义,至于说是否阻碍统一进程,却不置可否.
退一步来论述.澶州之役,北宋在宋真宗亲赴下,加之此前瀛州阻击战的胜利鼓舞士气,契丹长途跋涉之困顿,统和二十一年河北境内粮食丰收等诸多因素下,才得以获取胜利.乘胜追击并不能力保完胜,和谈是可以争取更多利益,或者说确保现有利益的最佳方略.关乎统一大业尚需从长计议,并非能够说明此阻碍统一.那么,以澶渊之盟作为标榜, 在此后数百年间,却不得不说变成了阻碍的利器.且不论北宋与辽国,单单南宋时期,朝野将模仿澶渊之盟,得以与金修好作为两国间关系的第一要务,也就不在乎绍兴和议是否受辱.赵永春先生在《宋人对”澶渊之盟”的认识》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评述:
“澶渊之盟”与辽讲和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宋高宗就是吸取了”澶渊之盟”“讲和”的精神,一直将”和”挂在嘴边,并作为自己处理宋金关系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他曾说:”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将其一心一意与金人讲和,说成是仿效”澶渊之盟”的行为.
宋高宗在多次”屈己求和”而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在南宋大臣的不断请求下,也曾几次标榜仿效宋真宗,宣布御驾亲征.但宋高宗一直患有恐金症,抗金信心不足,亲征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就又滑到”屈己求和”的老路上去了.
倒不必说宋高宗惧怕金人,只是在效法”澶渊之盟”方面,其选择了消极的”战胜而后可以求和”这样一种心态,以 为过分”屈己”便可得长世宁人之效.而这样的心态远非南宋,辽的取代者金人何尝不是,看似”狼子野心,不可望其仁慈”国,实则亦偏安于长江之北,偶尔小打小闹一番,所获”绍兴和议”远胜于辽,也就自满于此.而最终败亡于蒙古铁骑, 也便理所当然.
因此,澶渊之盟素来所谈之利,在消除战争可能性的同时,对后代历史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不能单凭两场战役便简单说势均力敌,相隔20余年的两场战役并不能代表双方 www.docin.com战局的全部.只能反映出双方朝野对于既得利益的一种承认,也说明本身固有的避战求和的心态,这也是对唐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所造成惨痛教训的汲取.但是,毋庸置疑,盟约签定客观上还是阻碍了中国历史统一的进程.
三,宋真宗左右方向
前已述及盟约签定的一些因素,那么最终主导盟约成形者恰恰是宋真宗本人.此并非意味着关键之人创造历史的观点成立,仅是说宋真宗在澶渊之盟签定前后所表露出来的态度,左右了最终盟约的方向,这是不可否认的.
景德元年九月,辽军大举南下,宋廷震动.寇准首议请真宗驾驭亲征,以求鼓舞士气.然朝中向来战和不一,辽军压境时,参知政事王钦若建议迁都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建议将都城迁往成都,动摇了真宗原本的打算.寇准说真宗: “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威,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届耶!’留此番决心最终平息了真宗的摇摆.澶州之行的波折,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
且不说真宗在最后时刻会选择逃避,即便是前朝太祖太宗的光环压力,也足以驱使,江山社稷于真宗实则有几分威慑,寻求内心的把握是历来主政者作出决策的前提,宋真宗也不例外.《长编》卷六二真宗景德三年二月丁酉载:契丹既和,朝廷无事,寇准颇矜其功,虽上亦以此待准机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上目送准,钦若因进日:”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上日:”然.”……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宋朝皇帝还是立足于平衡相权以维系自身地位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局势下,宁愿选择偏听, 实则亦有自己的主张在当中,所以北上阻击是既定的,关键在于有无把握,把握几分,而寇准一句”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实则为宋真宗打了强心剂.至于”敬畏寇准”之言,恰出于其功劳.5么,在战事结束后,真宗还是确保既得利益的, 况太宗”高粱河战役”的惨痛教训,迫使真宗通过和谈来解决边境战事之意已决.而此时的辽国亦有此心,并通过王继忠等人从中搭线,双方可谓一拍即合,遂班师回朝,并没有乘胜追击.此则亦是对相权收束的一种微妙表现,因而盟约签定成为必然.
在盟约签定前,宋,辽双方所怀有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辽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并非想象中的退缩,而是提出收回五代时被周世宗攻占的瓦桥关南土地的要求.作为澶州之役的胜者,宋方寇准设计和谈条件是收回幽州土地,让辽向宋称臣.
客观地讲,双方条件若顽固坚持只能使和谈最终告吹.但寇准终究不能代表宋庭,加之有人告发”准幸兵以自取重”,遂只好接受真宗祭出的不返还关南土地,转以赐辽以换取和平的谈判策略.一个”赐”字,成为可以表明宋朝是以胜求和的唯一证据.而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字眼,在辽国历史的记录中仍旧改成了”进贡”,只是辽宋双方此后的历次使节往来均避而不谈.此外,”赐”的文章尚未结束,当曹利用最终赴辽营敲定和谈条件时,急于求成的宋真宗提出的银绢数字底线,”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准闻之,即独召曹,日:”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我准,准将斩汝.” 故当曹利用维系三十万和谈底线时,所受嘉奖直观反映汴京态度,倘若依准之要求,虽说属容忍范围,但未必满意. 可见,在处理和谈问题上面,后世褒奖寇准态度者居多但仍旧无法摆脱宋真宗在其间的主导性影响. 李纲曾指出:”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能保.”圆虽说是宋朝主战派的代表,但是在维系宋王朝统治的意识上,无论主和还是主战,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因而战者胜也,其宗亦在于和;和者亡也,其旨亦在于存.北宋在处理与辽,西夏关系上,与南宋处理与金关系无异,差别仅仅在于北宋以胜得以保全,并因此而维持了百余年的安定,南宋却以和求和,最终改变不了败亡的命运,这其实就是澶渊之盟在宋代的现实性意义.
从长远的华夏文明脉络而言,澶渊之盟后,百余年间相对安定的局面,可谓创造了经济奇迹,新的经济因素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萌发.而澶渊之盟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北方经济的恢复亦为后来元朝统一提供了经济基础,尽管澶渊之盟在当时阻碍了统一进程.虽说宋代的整体经济并没有明清时期高,但是宋代工商业发展水平与速度, 在当时而言,却是前朝后代所不能企及的.坊市制度的打破, 边疆榷场的兴盛,不仅推动了民间市场化,资本市场化,同时,政府从中所获取的税收利润,一定程度上冲抵和谈所需,偶有盈余,可谓一举两得.
从战与和的角度而言,传统东西方战争,或胜者占据败者地域,割地赔款,或两败俱伤.澶渊之盟算是此中特例,同时亦开启了后代避免战争,争取和平的新趋势,尽管这样一种模式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从唐安史之乱以来,经受近二百五十年战争之苦,和谈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间心声,符合发展的潮流,这些则是不可否认的.
注释:
①澶渊之盟主要四点,此处参考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第十一卷,P.30,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张希青,田浩,穆绍珩,刘乡英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中相关论文内容整理(下同),此处原文大致为”延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由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
③此处原文大致为”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所谓兄弟关系.在澶渊之盟订立之初并没有高下之分.仅仅以两朝主政者的年纪作为依据当时辽圣宗较宋真宗小.遂有”辽主尊宋帝为兄”
⑤张希青,田浩,穆绍珩,刘乡英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197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六二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丁酉栽:(王)钦若曰: “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占’校本《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中栽王钦若对真宗的一段谈话:”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画万全计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令虏众悖逆,侵逼畿甸,毕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称乎?”《东坡全集》卷四六《策略二》,四库全书本中.苏东坡认为是”最下之策”等.
⑦《辽史》系元代官修史书,原本于辽朝汉人史官李俨, 金陈大任所修《辽史》,代表辽金时期史家观点.本文参考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部分《辽史》内容直接转自《澶渊之盟新论》一书,在原版本中简单做了一些核对.
⑧传统史学观点有一说.认为契丹人系东胡鲜卓的后裔.
⑨即公元995年.
⑩从史学分期研究前沿来看,此类观点实则已渐渐不占主导.从以往历史总结出来的此条所谓的”规律”.并不能有效的预示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o,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癸未.197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⑥长编》卷二o,太平兴国四年六月癸未.
⑩《长编》卷二o,太平兴国四年五月丁未.
⑩《辽史》卷八三《耶律学古传》.
⑩《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月丙戊.
⑩此即后世称道的澶渊之役.
⑥此处转引自赵永春《宋人对”澶渊之盟”的认识》一文, 原文载于《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宣和四年六月三日,版本不明.
⑩当然,必须看到南宋赢弱的内心世界,一方面效法北宋争取和谈,另一方面则是投降心切.
⑩张希清,田浩,穆绍晰,刘乡英主编《潼渊之盟新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P.86,P.88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八,绍兴五年五月.
⑨个人将这样一种阻碍阶段看成是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后时代.
囝今江苏南京
②《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闰九月乙亥.
③《长编》卷五八,景德元年十二月栽宋真宗言:”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邀求,朕当决战尔.”
③此处的”敬畏”一词,应为偏义词,侧重在”敬”上.
⑤《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1977年中华书局校勘拳.
⑤江少虞撰《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其一,老子的道重客观,具有本体论意义;庄子的道更重个体体验,使客观性的道变成人生或心灵的境界. 以老子看来,在最初的时候,宇宙问除了一个寂寥恍惚的大道之外,一切都没有.到了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这才有了天地万物和人.老子所说的”道”,无形无象, 不是个具体的事物,所以说它是”无”.天地万物生于”道”,也就是”有”生于”无”.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来源,包括天地.可是,天地到底从何而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这就是老子所认为的天地的原始,宇宙的本体,即道.老子的”道”, 浑然一体,没有形象,作为天地的母体而独立存在.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天地万物自然而然地从它身上产生.道为万物之渊,存在于上帝之先.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道”是万物之宗,那么”道”如何产生万物呢?老子对道生化天地万物的整个过程作了描述.他说:”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间的关系如何?老子认为,天地万物产生后,道仍然参与万物的化生.即”道生之,德畜之”(《老子》第五十一章),也就是说,万物由道产生之后,道仍然存在,并作为万物得以产生的养分而存在.老子认为,道不但产生天地,产生万物,而且还用自己的养分去哺育天地万物.
在老子看来,道不仅自身自然而然,而且将自己的自然本性遗传给了天地万物.天地万物都效法道,按照自然无为的本性行事.自然无为成了天地万物共同遵守的法则.由此, 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城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人与天地都以道的法则为法则,而道以自然为法则. 庄子不大赞成老子的说法.他说:”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始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庄子集释》,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从时间上讲,世界有没有开始呢?如果说有开始,那么在开始之前是什么呢?在开始的开始之前
又是什么呢?从万物的存在上说,我们说有万物.万物是从哪版,当中栽有真宗之意:”为民屈己,诚所不辞,但关南地极无名.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必若固求,当决一战,所念河北重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于体无伤.”这当中应该注意两点:
一,”重”的读音问题,作者个人认为这应读作chong2,即重新之意,而非zhon;
二,从语境上来看,反映出当时真宗抗敌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体恤民情的另一面.尽管可能有人认为这无非是真宗的推辞罢了
③此处转引自吕洪伟,都兴智《”澶渊之盟”三论》一文,原文栽于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六,中华书局1989年.
◎关于寇准在这件事上的评价,部分如下:1.宋人陈莹: “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寇准之功不在于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2.范仲淹:”寇菜公澶州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3.王安石《澶州》诗云:”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⑩《三朝北盟会编》卷一0五,建炎元年六月二日.
⑨传统观点所谓宋代贫弱.实则并非如此.宋代冗官冗费,民间赋税相对较轻是形成国库空虚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李嵘,武汉大学文学院人文科学试验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