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卿专政到三家分晋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春秋末期，新兴的封建势力已经在一些国 家逐渐成为经济上力量雄厚而居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这种情况的结 果，必然要求进一步在政治上也成为一种支配势力，即要求取得政权， 以便保障在经济上已经取得的利益。于是，一些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 卿大夫，便利用旧的统治者日益奢侈腐化，“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 衣食”的时机，以民众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而实行一些比较开明的政 策。他们给人民某些好处，以换取民众的支持，借机向各国旧势力的 代表——公室及其首领国君展开斗争，用夺取政权的方式来达到新兴 封建势力进行政治变革的要求。这种情况，以晋国表现得最为突出。
晋国，原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受封所建，在西 周时是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平王东迁后，晋与郑国同为王室两大支柱， 故《左传》说周室“晋郑焉依”。进人春秋，郑国渐渐衰弱下去，晋 国则日渐强大。到春秋中期的晋文公重耳（前636—前M8)时，晋国 强盛达到了顶峰，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死后，晋襄公（前 627—前621)即位，依靠文公旧臣的辅佐，算是保持了晋国的霸业。 但卿大夫的势力日渐强大起来，以晋君为代表的公室则日渐衰弱。后 来的晋悼公（前572—前558)复霸不过是回光返照，从此以后，晋国 的霸业也就结束了。往后的国君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春秋末年， 晋国的阶级矛盾尖锐起来。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当时就 连国都也“盗贼公行”，国宾馆也感到不安全，要修筑起高高的墙垣， 装上坚实的门户，才觉得保险一些。可见社会秩序非常混乱，阶级矛 盾十分尖锐，用当时晋国人的话说，已经是“庶民罴（pi)敝，而公
室滋侈；道馑相望，而女富（指嬖宠之家）溢尤”（见《左传·昭公 三年》），简直是民不聊生。而旧的贵族老爷、国君的亲信宠臣们，则 愈是奢侈荒淫，腐败不堪。在这样的形势下，老百姓根本不愿为“公 家”干事，听到“公家”有什么差使，有如遇到敌寇一般，相率而 逃。这便是《左传》上说的“民闻公命，如逃寇雠（仇）”。结果晋国 形成“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谁也不肯为 “公家”出力气。
晋国卿大夫的势力虽然日益强大，但相互之间并不团结；而是你 争我斗，都想保持各自的势力。晋国有名的卿大夫原有十几家，在晋 文公称霸时，不少家都是他的得力助手。但在以后的内部斗争中，一 些家衰落下去了；从前有名的栾、郤、原、狐、续、庆、伯诸家，都 已降在皂隶，至春秋末只剩下知氏、范氏、中行氏和韩、赵、魏六家， 即所谓“六卿”，当时也有称为“六将军”的。他们完全控制了晋国 的军政大权，形成了所谓“政出家门”、“军出六将军”。历史家称之 为“六卿专政”。
六家中的范氏、中行氏后来也倒下去了，剩下的知氏和韩、赵、 魏四家掌握了晋国命运。从六卿专政，到四卿掌权的事实，说明当时 晋国新兴势力不断增长和强大。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发现的“盟 书”，就是这段剧烈斗争历史的见证。这批写在圭形玉石片上的盟誓 公约，时间大致是从晋定公十六年（前495)开始逐渐积累下来的。 其中主盟人就有四卿之一的赵氏——赵简子（即赵鞅，又叫赵孟）。 从盟书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新旧势力之间的剧烈斗争，以及新势 力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情况。
公元前454年（晋出公二十一年），知、韩、赵、魏四家灭范氏 和中行氏，并将土地正式瓜分了。本来，照传统惯例是，一个卿大夫 亡了，土地应该归还给“公家”——国君。可是，这次却没有将范 氏、中行氏的土地交还给晋出公。为此，出公心里大为不满，想勾结 鲁国、齐国来干涉。然而，时代已经不词了，四家反而把出公赶跑了。
剩下的四家中，以知氏最为强盛，野心也最大，他时刻想把别人 吃掉，以便独占晋国。知伯瑶打着增强公室的幌子，要韩、赵、魏三 家各拿出部分土地和民众给晋君，实际上是想以此削弱别人而增强自 己的实力。三家中的赵氏不愿意，知伯瑶就胁迫韩、魏一起向赵襄子
发动进攻。三家联军进逼赵地，赵襄子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晋 阳是赵氏多年苦心经营的地方，城池坚固，粮食、兵器等也多有储备； 又加上赵氏原来对晋阳的民众实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较为得人 心。所以赵襄子能率领全城民众坚守抵抗。知、韩、魏联军连攻3年 不下，于是知伯企图决晋水，淹赵军，迫使赵氏投降。大水灌进晋阳 城，全城民众撤到髙处坚持奋战。这时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建议利用 知伯与韩、魏两家的矛盾。张孟谈乘着木船偷偷去到韩、魏营中游说， 提出打败知伯后，除了归还知伯强夺的土地外，并将知氏的土地三家 平分。原来韩、魏与知伯联合攻赵，本是无可奈何。又加上知伯骄横， 割去了他们的土地，心里早憋着一肚子怨气。经张孟谈一鼓动，韩、 魏就和赵家联合起来，趁知氏得意忘形没有准备的时候，三家突然向 知伯瑶发动攻击，捉住了知伯瑶，灭亡了知氏，瓜分了土地。
剩下韩、赵、魏三家，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晋国的国君反倒成 了傀儡，对三家毫无办法。三家势力虽然都强于公室了，但都担心晋 国公室再强起来，夺去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三家又共同策划进一 步削弱公室。公元前433年（周考王八年），三家利用新立的晋幽公 羽毛未丰、软弱无能的机会，又将公室的土地和人民——除曲沃（今 山西闻喜县境）、绛州（今山西翼城东南）两处留给晋君外，都给瓜 分了。韩、赵、魏三家的地盘更扩大了，晋国国君进一步降到了三家 之下，反而到三家去朝拜。原来的君臣关系颠倒了过来，韩、赵、魏 三家实际上已经升到了诸侯地位。
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同时派 人去王都。名义上是去朝见周天子，实际上要周天子正式册命他们为 诸侯。周天子眼看晋唐叔之后已经不行了，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 已是既成事实，只好顺水推舟，正式加封韩虔为韩侯（即韩景侯）、 赵耢为赵侯.（即赵列侯）、魏斯为魏侯（即魏文侯）。
三家取得周天子的正式册封后，也就名正言顺地做起诸侯来了。 韩、赵、魏三家各自正式自立了宗庙，建起了都城。韩都阳翟（今河 南禹县），公元前375年兼并郑国迁到郑（今河南新郑县）；赵都原在 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这时都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公元前 386年又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7公里 的禹王村），公元前361年又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列为诸侯，七雄（秦、楚、齐、燕、韩、 赵、魏）并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但当时晋君并没有从此取消。到了 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周成王之弟唐叔虞所建的晋国，才完 全从历史上消失。
二、魏斯图治与李悝改革
魏斯就是魏文侯，他是魏桓子驹的孙子。公元前445年由他做了 魏家的继承人。到公元前403年，与韩、赵同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 诸侯。
魏国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 的。魏文侯又是一个胸怀壮志的人。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兴 封建阶级刚刚取得政权后那种朝气勃勃、奋发有为的“活老虎”形 象。文侯决心励精图治，改革图强。他在中央设立了由国君直接任免 的将相来统领百官；在地方建立郡县，由国君直接委派守令来统治人 民。文侯亲手在魏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新国家。他礼贤下士，用人 唯贤，先后用魏成子、翟黄、李悝为相，以孔子的名门弟子卜子夏为 老师，又优礼田子方、段干木等当时的社会名贤。战国招贤养士之风， 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在魏文侯的朝堂上集结了一大批从各地来的志 士能人，像善于治军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吴起，一心为国不讲私情的乐 羊，善于兴水利为民除害的西门豹等等，文侯都委以重任，使他们充 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依靠这批人，从经济到政治、军事，进行了全 面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李悝，他起了特别重要 的作用。
李悝，又叫李克，据说是卜子夏的学生，曾作过魏国的北地守。 李悝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继承和发扬了法家先驱的思想，总结了 他们的历史经验。在相魏的10年中，他既得文侯的信任，又得到像卜 子夏这样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他能卓有成效地从 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比较彻底的改革。
在经济方面，李悝提出了“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
所谓“尽地力之教”，主要是破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 辟耕地，勤谨耕作，充分利用土地。如规定房前屋后要种植桑树，田 地之间的埂子上要种蔬菜瓜果。为避免自然灾害对单一作物的影响， 规定必须同时种上五谷杂粮。这都是为了尽一切可能增加农产品，防 止自然灾害造成个体小农的贫困破产。李悝看到春秋到战国初，刚刚 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幼弱，如果不加扶持，遇到天灾人祸，就会 破产。其后果必然是人民四处流亡，劳动力丧失，土地荒芜，国家赋 税无从收取，国库空虚，从而酿成“盗贼”四起，威胁新兴的封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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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为要解决这个矛盾，李悝一面釆取“尽地力之教”，一面又实行 了 “平籴法”。
“平籴法”和“尽地力”互为补充，从不同的角度，促使农民勤 于耕垦。据《汉书·食货志》讲，李悝认为“籴甚贵则伤民，甚贱则 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粮食 贵了人民买不起，太贱了农民太吃亏。人民买不起吃的，就会到处逃 散求生活；农民吃亏太大，又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对国家也没有 好处。为了使政治稳定，就得使人民生活安定，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 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平籴法”就是这个目的。李悝的具体 做法是：当收成时，农民交纳什一之税，留下自用的粮食外，其余的 粮食由政府按定价收购。待到荒年饥馑的时候，又由政府平价粜出。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饥馑水旱”，还由于籴粜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 免除了商贾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自然可以在荒年缺粮食之时， 保持粮价稳定。这样一来就“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汉书·食货 志》），人民生活安定，政府财政收人也有了保证。
在政治上，李悝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夺淫民之禄，以来四 方之士”（见《说苑·政理》）的办法。具体说，就是废除旧的世卿世 禄制，改为按功劳大小和对国家贡献的多寡，分别授予职位和新的爵 禄。对那些于国家没有贡献，而靠老子的爵位享受特权，穿着华丽的 服装，出门乘着车马，回到邸衙又沉浸在舞乐之中，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作威作福的“淫民”，则予以取缔，用这些爵禄去招揽四方新兴 地主阶级所需要的士人。这样一来就打击了残余的旧势力，为新兴封 建阶级的上升开了方便之门，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
为了进一步巩固新兴封建政权，李悝还用法律的形式把新兴地主 阶级的利益固定下来。他收集整理了春秋后期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 “集诸国刑典”之大成，结合魏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编制了我国历史
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这部法典，后来不仅被他的 学生卫鞅（即商鞅）带到了秦国，成为秦国实施法治的蓝本；而且， 里面的许多内容，也为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李悝的《法经》原文，早已佚失了。但从有关记载，可知原著的 主要内容，大致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 《具法》6个部分。前面4篇主要讲对“盗”、“贼”进行关押拘捕的 办法。如规定杀人者处死外，对全家和妻家都要收为奴隶。对“大 盗”，轻者充军到边远地方，重者处死。《法经》中甚至规定了对在路 上拾遗的人，也要砍去脚趾。《杂法》主要规定了对淫乱、赌博、盗 窃官府印信、贪污贿赂以及僭越逾制、议论政府法令等等的惩治办法。 甚至于对群众集居者，一日就要追问，三日以上的还要处死。可见法 律是极为严厉的。《具法》是讲依据不同情况，减免刑的问题。
从整个《法经》看，虽然有的地方也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为 非作歹的人，如官吏贪污受贿，规定丞相以下要杀头，太子赌博要受 笞刑或废黜等等，但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具体体现，从整个内 容和精神实质看，主要还是对付被统治阶级的，李悝把《盗法》放在 首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
魏文侯用李悝为相所进行的改革是全面的，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改革，使魏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强盛起来了，成了战国第一个典型 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集权国家。
三、吴起和他在楚国的改革
吴起，卫人，出生在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为了在政治 上求得发展，曾到处奔走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财。后来弄得倾家荡 产，成了一个破落户，遭到乡人的白眼，有些人讥笑他，诽谤他。由 此看来，吴起的家庭虽然富有万金，却不是贵族名门，当是属于新兴 的富有者。他把万金家财花光了，也没有取得一官半职。吴起为此气 愤不过，杀了诽镑他的人30多个，就逃亡到别国去了。他临行时对母 亲发誓道：“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 门下学习儒术。不久他母亲去世了，因为没有按照儒家信条回家奔丧 守孝，被曾申认为不孝，断绝了师生关系。吴起弃儒学兵去了。
公元前410年，齐国进攻鲁国。据传，因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 鲁国不愿用他。为了取得鲁君的信任，吴起杀了妻子，以示自己忠于 鲁国，于是鲁穆公（前415—前383)才用他为将。这就是有名的 “杀妻求将”的故事。吴起当了鲁国将军，即刻率兵迎敌，结果把齐 兵打得大败。吴起的军事才能第一次显示出来了，从此有了名气。但 鲁国是一个旧礼教特别顽固的国家，世称“周礼尽在鲁”。像吴起这 样一位“不讲孝道”，曾被儒门开除过的人，自然很难立足于鲁国的 世卿贵族之间。吴起只好离开鲁国。
吴起来到魏国，先住在大夫翟黄家里。翟黄知道他很有才能，便 推荐给魏文侯。文侯用吴起为将，率兵攻打秦国，很快连拔五城，夺 取了河西之地（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文侯用乐羊攻中山，吴起 又和西门豹奉令率兵相助，一起灭亡了中山国。大约在公元前406年 左右，吴起被任为西河守，担负着防御秦国、保卫魏国西部边疆的 重任。
吴起治兵不同一般将领。他关心士卒，与士卒共甘苦。史载他 “常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说他“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兵们 一样亲自背着军粮，徒步行军。士卒伤口化了胺，他亲自排脓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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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打起仗来勇往直前。
吴起在西河任上，还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起 兵法h这部书在我国军事史上，和《孙子兵法》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秦汉以前流行很广。据《韩非子·五蠢》讲，那时候是“藏孙吴之书 著家有之”。凡是谈兵的人，没有不读的。可惜原书后来失散了。今 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吴子》6篇，据学者们研究，虽然基本上保存了 吴起的军事思想，但已不是原著。
吴起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治西 河27年，“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把西河治理得很好，从而 “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越宾从”，“辟地四面，拓地千里”，为巩固魏 国西部边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魏文侯死后，武侯即位。一次武侯与诸大夫乘船巡视西河，看到 山河险阻，自以为天赐洪福，出现了骄傲自得的情绪，贵族王错在一 旁还一味地阿谀奉承。吴起当即指责王错，认为这是有害于君王的行 为；并以历代兴亡的教训相直谏，要武侯不能以为有了山河险阻，就
可以高枕无忧，必须要政治清明，善于治理。吴起的一番话，充分显 示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魏武侯听后也不得不佩服，称之为 “圣人之言也”。但从此吴起也就引起了王错等人的忌恨，他们在武侯 面前说吴起的坏话。武侯听信了王错等人的谗言，免去了吴起西河守 职务。于是，吴起被迫去了楚国。
中原国家一向看不起楚国，称他为“荆蛮”。其实，楚国在春秋 以后并不比中原国家落后，春秋时吞并诸侯国最多的就是楚国。据清
人顾栋高的统计， 春秋间楚灭国达 42个。直属中央 的郡县制，是楚 国在吞灭邻国的 过程中首先发展 起来的，最早可 追溯到公元前
689年。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又整顿田制和军赋，实行了 “量入修赋”，促进了封建因素的增长。到春秋后期，公元前479年 (楚惠王十年），白公胜企图进行一场较大的变革，结果被以叶公为首 的一批旧贵族所扑灭。此后，楚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阶级矛盾更加 尖锐。到楚声王（前407—前402)时，由于他的暴虐，引起人民的强 烈不满，声王为“盗”所杀。声王死后，他的儿子熊疑即位，是为楚 悼王。
楚悼王即位前后，一直受到新兴的三晋威胁。公元前404年和公 元前391年，楚国两次被三晋所败。第二次由于向秦国送了厚礼，才 得以在秦国的帮助下讲了和。在国内，旧贵族既腐败又专横。用当时 人的话说是，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他们“上逼主”，“下虐 民”（《韩非子·和氏》），结果弄得国贫兵弱。楚悼王在这种内外交困 的情况下，很想变法图强。正在这时，吴起从魏国来到了楚国。
楚悼王素闻吴起贤能，先任他为苑地守。苑地在今河南南部地区， 经济比较发达，是楚与中原国家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门户，也是国防 重地，有如魏国西河地方一样重要。吴起治苑的时间不长，便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经济发展了，边防巩固了。于是，楚悼王便用他为令尹。
令尹这个中央政府的官职，和中原国家的卿相或相国差不多，是直接 辅佐国君统领大臣处理国家大事的。
吴起受到重用后，决心在楚国进行一番巨大的改革。他在做苑地 守时，就注意了解楚国情况，曾走访过一些楚国的大贵族，试探他们 对政治改革有些什么看法。据说他曾两次亲访当时楚国的大贵族屈宜 臼。一次是做苑地守时，屈宜臼不理他。第二次是做了令尹后，去征 求他对自己主张的意见。屈宜臼是坚决反对变法革新的守旧派，骂吴 起是“祸人”（《说苑·指武篇》）。但吴起并不灰心，仍然坚持自己的 主张。他和楚悼王制订了一套改革办法。主要内容是：
第一，限制旧贵族，改变世袭的分封制，“废公族疏远者”。规 定：封君凡超过三世的就取消爵禄，把住在国都的旧有显贵迁到“广 虚之地”（即地广人稀的地区）。
第二，厉行法制，严明法令。“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
(裁减无能无用的官员，废除不急需的官职）。
第三，整理财政，节省费用，奖励耕战，加强国防。把裁减下来 的爵禄，用来抚养士卒，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第四，建设国都，重视人民生计。改变国都原来那种简陋的“两 版垣”（只两版高的城墙），把城墙加高，以增强首都的防卫能力。
吴起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改善财政和 增强军事力量方面，从而使国家富强。经过这一改革，那些腐朽、顽 固守旧的贵族势力受到了打击。一些无所作为、作威作福、“上欺主 而下虐民”的旧贵族官僚被撤换了。这样，统治的效率提高了，楚国 出现了新气象。
吴起变革的时间虽不长，但在楚国却造成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比 如对封君的限制，我们从1958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便 可以看到。鄂君启节是楚怀王时（前328—前299)封君鄂君启的通行 证，上面记载有对封君的各种严格限制，如车船的大小、载重、行程 等，都限制得很严。应该说，这是吴起改革后的深远影响的一个表现。 经过吴起的改革，楚国确实有所强大。不仅过去欺负它的三晋不敢再 轻易地侵袭，而且楚国还向外开拓了疆土。它西伐秦，南收杨越，北 并陈蔡，成了南方的一个强国。但就在楚国走向强盛之时，积极支持 革新的楚悼王突然死去。
吴起变革的后台一倒，原来那些在变革中受到压抑和打击的旧贵 族，便乘机发动了政变。吴起正在为悼王办理丧事，叛军包围了他， 并以乱箭相射。吴起眼看不行了，但又不甘心旧贵族的猖狂反扑，于 是他就伏在悼王尸体上。楚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谁伤了王尸，就要 “尽加重罪，逮三族”。那些围攻吴起而箭射中王尸的旧贵族们，在太 子（楚肃王）即位后，依照楚国的法律，“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有的 贵族如阳城君只好逃亡出国。不过，吴起的新政也被废除了。楚国的 旧势力又有所抬头，使楚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虽然楚国地大物博，也未能成为统一六国的力量。
四、田氏代齐与威王图治
齐国原本姜姓，是西周初姜太公的后裔，战国初为妫姓之后的田氏 所取代。虽然国仍号齐，但已换了主人，历史上称之为“田氏代齐”。
田氏，是舂秋时陈国厉公（前706—前700)的后代。陈是妫姓国 家。陈厉公的儿子叫陈完。相传陈完出生时，周太史（史官并掌占 卜）路过陈，厉公请周太史为他占卜。太史占卜后说，陈完的子孙有 取得国家的可能，还说不是陈国，而是姜姓的国家。
后来，陈厉公的侄儿杀厉公而自立，史称陈庄公。陈完没有当上 陈国的国君，只当了大夫。其后，陈庄公的弟弟又杀了太子御寇，自 己当了国君，叫陈宣公。御寇和陈完很要好，陈完怕因此株连到自己 就逃出了陈国。
陈完来到齐国，正是齐桓公即位的第四年（前682)。齐桓公要立 他为卿，陈完推辞说:“我是逃难在外的人，哪能受这样的高位呢?” 桓公就让他当了齐国的工正（管理工匠的官）。陈完到齐后，改名叫 田完（有的说是因为他食邑于田；又有说是陈与田声近，到齐后不便 用原国名为姓，就改作田完了）。这时，齐国有个叫鎰仲的贵族，打 算把女儿嫁田完为妻。经过占卜，说：妫氏之后与姜姓结合，五世以 后就会昌盛当正卿，八世以后就能取得国君的地位。齐桓公十四年 (前672),田完死，谥号为“敬仲”。所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田 氏作《世家》时，篇名为《田敬仲完世家》。
到敬仲五世孙田桓子时，似乎“应” 了田完结婚时的占卜，昌盛
起来了，开始当了齐的大夫。桓子联合齐国的鲍氏，向当时专权的栾、 高二氏发难，趁他们饮酒的时候，一举诛杀了二氏，没收了两家的土 地。田氏为收买人心，他自己一点不要，把土地都分给了过去受栾、 高排斥打击的贵族，或是因贫穷而没落的贵冑子弟。于是田氏在齐国 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
田桓子死后，田僖子（田乞）继立。僖子和晏婴（即晏子、晏平
仲）曾同事齐景公 (前 547—前 490)。
这时已是春秋后 期。新兴的封建势 力在齐国已渐渐强 大，开始了向旧势 力夺取权利的斗 争。田氏为了广泛 争取民众，进一步 壮大自己的势力，
采取了一些收买民 心的做法，如用小 斗收取赋税，大斗放出来，使下层人民得到一定好处。这种做法引起 了晏平仲的注意。晏平仲曾劝谏过齐景公，要他警惕田氏的所作所为。 但景公非但不听，反而把晏平仲打发到晋国去。晏平仲在晋国与叔向 谈到齐国这些情况时说：齐国的政权势必要归于田氏了。
齐景公死后，齐国的旧贵族，特别是国氏和高氏，为了更好地控 制齐国，要立景公宠姬的儿子为国君（即晏儒子）。田僖子不同意， 联合另外一些贵族，赶跑了晏儒子，立景公另外一个儿子做国君，即 齐悼公。田僖子也因此当上了齐的相国，开始执掌齐国大权。
田僖子死后，儿子田常（即田成子）继立。齐悼公被旧贵族鲍氏 所杀，另立了一个齐简公。简公用田常和监止为左右相，但特别信任 监止。田常为了和齐国的旧贵族斗争，也学着他父亲田僖子那样，继 续做争取人心的事，以便取得民众的支持。他借出去用自家造的大斗， 收回时用公家造的小量。他还注意发展经济，在田氏管辖的范围内整 顿市场，使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拥护田氏，“爱之如父母，归
【中国历史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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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流水”，到处可以听到歌颂田氏功德的声音。田氏的势力强大之 后，借故杀了齐简公，更立其弟骜为齐君，就是齐平公。平公用田常 为相。为此田常怕受到別的诸侯国反对，又采取了结好各国诸侯的办 法。他主动退还了原来齐国侵占的鲁国和卫国的土地，并与吴越通使。 待站稳脚跟，势力巩固后，田常又进一步除掉了鲍、景、监止三大旧 贵族。于是，齐国的政权完全控制在田氏手里了。
田常死后，儿子盘（又作班）立，称为田襄子。襄子继续为齐 相，这时已是齐宣公时候。宣公三年（前453)，晋国的韩、赵、魏三 家灭知伯，这一事件，对田氏代齐也起了促进作用。田氏为了取代姜 氏齐国，又进行了许多准备。他一面把自己的兄弟、亲家派到齐国各 地的都邑去做大夫，以便全面控制齐国的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在外 交上继续结好各国诸侯，特别注意与新兴的“三晋”拉关系，为取得 各诸侯国的支持做准备。
公元前404年，田和（即田太公)立。这时正是姜姓齐国的末代 国君齐康公即位。康公是个昏君，他贪恋酒色，不理朝政。于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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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1年，田和借机把这位昏考敢逐海上，只留下一城之地作为 他的食邑。田和成了事实上的齐国I：君，姜氏齐国到此变成了田氏
齐国。
到了公元前387年（周安王十五年），田和与魏武侯在浊泽相会， 请求魏侯出面在周天子面前同各诸侯国周旋，照着当年三家代晋的先 例，把自己也正式立为诸侯。第二年，田和即被周天子封为齐侯。田 氏在齐国的政权合法化了。
田和取代姜齐为侯，标志着齐国新兴势力已经正式掌握了政权。 但是，任何新政权建立以后，都不会一帆风顺地巩固发展。由于旧势 力的影响，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的发展道路，还是坎坷不平的。 田和正式列为齐侯后30年，田因齐即位，就是后来的齐威王。当时新 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还很激烈。摆在威王面前的田氏齐国，问题仍然不 少。在内部，朝内朝外还有像阿大夫那样身居高位、不尽职守、喜欢 拉拉扯扯的官吏。这些人拉帮结伙，以邪压正，打击排挤正直官员。 这对新兴封建统治政权，就像腐蚀剂一般，是很大的危害。
在外部，田氏虽被周天子正式列为诸侯，并为各国所承认，但由 于国势弱，仍然被别的诸侯国看不起。因齐即位后，曾接二连三遭到
别国的侵袭。据《史记》载：即位的第一年，韩、赵、魏就攻齐；到 第六年，鲁国也来进攻；第七年，连那时力量不大的卫国也欺负起齐 国来了；到第九年，赵国又再次攻齐。
齐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因齐上台9年，对此一筹莫展，只好 委政于卿大夫，听之任之。这样下去，当然对齐国新兴的封建统治阶 级是不利的，引起了齐国人民极大的不安；特别是新兴封建阶级里有 眼光有作为的一些代表人物，心里更为着急。他们希望改变这种现状， 使齐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邹忌鼓琴谏威王的故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邹忌，应该 说是齐国新兴封建阶级中的一个有识之士。他眼看齐国再这样下去， 确实很危险，于是，不顾个人得失去劝谏威王。齐威王最喜欢听琴， 邹忌声称给威王演奏。可是，邹忌调整好琴弦却停了下来。威王问他 为何不弹，他说，我不光会弹琴，还有一番弹琴的道理呢。于是就借 讲“弹琴”的道理劝谏威王。齐威王听后，很受感动，即用他为相， 辅佐自己整顿朝政，下决心要励精图治。这件事充分反映了齐国新兴 地主阶级要求图强的愿望和信心。大约就在因齐即位后尚未称王之前， 他铸了一件铜器，上面有一篇79个字的铭文，其中有一段就充分反映 了以威王为首的齐国新兴势力发愤图强的决心。原话是：
V
“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尔嗣桓文，朝问诸侯。”（见罗1振
玉《三代吉金文存》，第九卷《陈侯因脊敦》铭文） '
这个“陈侯因宵”就是田因齐，也就是后来的齐威王。“敦”是 铜器的名称。原话的大意是说，他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父亲——田桓公 午的业绩。远则要学习远祖黄帝（中原国家都自认是黄帝之胄），近 则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号令诸侯的霸业。
齐威王用邹忌为相后，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主要的是修明法令， 整顿吏治，集权中央。提出“谨修法而督奸吏”，首先做到端正君臣 关系。邹忌认为，应该树立正气，打击邪气：做臣下的，要尽心竭力 地辅佐国君，把国家的事放在第一位；做国君的，要顺民心，体贴民 众，要亲贤人，远小人，鼓励臣民进谏，不为阿谀奉承的人所蒙蔽。 只有这两方面搞好，国家才有希望。
齐威王完全釆纳了邹忌的意见，曾下令臣民们：有能当面提出批 评建议者，给上等赏；用书面提出给中等奖；在街头巷尾批评议论者， 只要传到国君耳里，也要奖赏。据《史记·田世家》讲，这诏令下达 后，开始时提批评建议的人争先恐后，“门庭若市”，数月后才慢慢 减少。
为了整顿吏治，齐威王选择了两个典型，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处理。 威王多次询问臣下，在地方官中，谁最好？谁最坏？不少人说即墨 (今山东平度东南）大夫最坏，最好的要算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大 夫。威王便派人下去了解实际情况，待掌握了实情后，威王把即墨大 夫和阿大夫以及其他官员都召到朝廷上，对即墨大夫说：“你到即墨 后，常常有人说你不好。我派人去了解，发现你在那里治理得很有成 绩。人民有吃有穿，社会秩序安定，府库增加了积蓄，出现了一派新 气象。你勤勤恳恳治理即墨，又不向上级送礼行贿，所以别人说你不 好。”于是赏给即墨大夫万户租税作为俸禄。威王对阿大夫说：“你到 阿地后，常常有人为你说好话。我派人去了解，发现那里田地荒芜， 人民缺衣少吃，老百姓话都不敢多讲，只在背地里埋怨你。赵国和卫 国进攻附近地方，你也不去帮助抗击，只会欺压民众，向上司行贿， 求得向上爬的机会，把齐国@风气也给败坏了！”下令立即把阿大夫 和朝中受贿者以及为他说好话的几个官吏一起烹杀了。
这样一来，整个齐国的风气为之一变，“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 诚”。威王又选用贤能的人，让他们充任要职。他派檀子守南方，使 楚人不敢侵扰；使朌（fen)子守高唐，赵国不敢东进；使黔夫守徐 州，燕、赵两国都感到害怕，7 000多户前来归附齐国。又用钟首防治 盗贼管理治安，于是道不拾遗。魏惠王曾讥笑齐威王国大不如魏国宝 物多，威王则以有大批贤能之臣而骄傲，回答魏王：这比你的可以 “照车前后各十二乘”的“经寸之珠”还贵重多了呢，使魏王深为
惭愧。.
齐国经过威王和邹忌的努力整治，在不长时间内就大治了，史称 威、宣时“齐最强于诸侯”，不仅打退了赵、卫的侵袭，还迫使赵国 归还了侵地长城。三晋中最强大的魏国，也多次被齐国打败。有一次, 把魏王围在浊泽，魏惠王只好献地求和。还有两次与魏的较量，是历 史上很有名的，一是“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一是大家熟知的马陵
之战，两次都把魏国打得大败。
桂陵之战是战国史上有名的大战役，但说法不一，故这里再多说 几句。事由魏攻赵开始的。当时魏派将军庞涓率兵围攻赵都邯郸，赵 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决定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前往救赵。孙膑 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认为魏攻赵，兵力全部集中在邯郸周围，国 内兵力必定空虚。这样，齐若扬言进攻魏本国，魏王必调回攻赵之兵 自救，齐在途中截杀回国的魏军，出敌不意，定能大败魏军；齐兵不 用去赵，而赵围自解。于是，齐军声称出兵进攻魏都大梁的门户襄阳 (今河南睢县境），襄阳一破则大梁难保。魏国听到后，果然急调庞 涓回兵相救。与此同时，孙膑则选择了魏军回兵必经之地桂陵 (今山东菏泽境）设下埋伏，结果大败魏军于桂陵，主将庞涓被擒 杀吒过去都说庞涓死于齐魏马陵之战，据1972年出土的《孙膑 兵法·擒庞涓》章所记，庞涓实死于这次桂陵之战。关于桂陵之 战的时间，依《史记·田世家》当在齐威王二十六年（前331)， 近人有认为在威王四年。我们以为还有待进一步考究，此暂存疑。
桂陵之战后，齐国就自称为王，而与战国前期称强一时的魏国相 抗衡。后来魏惠王采用了惠施的策略，与齐威王在徐州相会，相互正 式升格为王。
五、韩昭侯与申不害
公元前453年（周定王十六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分其地， 当时韩家的首领是韩康子。韩康子死后，儿子韩武子继立。武子立16 年而死，由其子韩虔即位。韩虔即位第六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与赵錯、魏斯正式被周天子列为诸侯。韩虔即韩景 侯，韩昭侯是他的六世孙。
三晋中的韩国，处在秦、楚、赵、魏之间，是一个地盘比较小的 国家。韩虔正式取得诸侯封号仅三年就死去了，新兴的韩国政权尚未 巩固。景侯虔死后，子韩列侯即位。第三年列侯的相国侠累又被严中
①据有人研究，秦汉以前的“擒”，并不是后来的活捉之意，而是有死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是死了。
子派人刺死。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写过一出《棠棣之花》的 剧，就是以这个故事为素材的。关于这件事的真实历史背景和性质， 因为材料有限，不便论定。但从有关记载看，据说是因为严中子与相 国侠累意见不合，发生了争吵，甚至尖锐到要动刀剑，只是当时被人 劝阻才未立即造成流血事件。事后严中子出走，在齐国结交了一个因 杀了人从魏国逃出来的聂政。聂政受严中子之请去刺杀侠累。不管这 件事的历史背景和性质怎样，至少说明韩国内部不是很安定的，这对 韩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很大影响。到了韩哀侯（前376—前371) 时，国君又被杀。这一连串的事件，使韩国新的统治政权受到削弱， 国力不强。在外部，因为国力弱，周围大国对它的威胁也很大。就在 哀侯六年（前371)，秦国伐宜阳，攻取了韩国的6座城邑。后来韩国 虽然灭了郑国，并迁都到新郑（前375)，但并不表明韩国力量的强 大。实际上，迁都新郑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为了避免强大的秦国对 都城的威胁。
到了韩眧侯（前358—前333)时，列国中大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 变法和改革，新兴阶级在各国基本上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并且 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些国家相继强盛起来，不断向外进行扩张。就 连当时的宋国，也欺侮起韩国来，攻取了韩国的黄池（今河南封丘西 南）。魏国更是多次进攻韩国，后来韩昭侯和魏惠王在巫沙相会修好， 才暂告缓和。国内外的#种形势，对韩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 韩昭侯不得不考虑变革图强。
大约在公元前354年，昭侯用申不害为相，“内修政教，外应 诸侯。”
申不害的生平事迹，有关记载不多。《史记》把他放在《老庄申 韩列传》中，其中有关申不害的事迹只有69个字的简单记载。从有关 记载，我们知道：申不害原来是郑国京人（今河南荥阳县），出身比 较微贱，韩昭侯时为韩相15年而卒。推算起来，大致死于公元前339 年，生于何时便无从得知了。申不害是一位学有专长的政治思想家， 司马迕说他是“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史记》和《汉书》都说他有 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记有《申子》6篇（比《史记》讲的多 2篇），可惜后来都佚亡了。我们只能从《韩非子》、《吕氏春秋》、 《战国策》以及后来的类书，如唐代魏征主编的《群书治要》、赵宋时
代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等书中，见到一些片断的文字。据研 究，原《申子》中有《大体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后人有根 据古籍辑录的《申子》，但都不是原书的面貌了，而且不全。
从有关申子的一些材料中，我们可以见到申不害的主要思想和他 的主要政治主张，以及他相韩15年间的大体活动与政绩。
申不害是主张“法”和“术”的。所以人们有时称他为“法术 士”。他的所谓“法”，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法治的意思；“术” 则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或方式。他在相韩昭侯时，曾努 力把他的“法”的思想付诸实践，作为他治理韩国的准则；把“术” 用到在韩国推行政治改革、贯彻法治的实践活动中去。
首先，申不害认为，君主治国，务要明法察令。他说：“君必有 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又说：“衡设平，无 为而轻重自得。”这就是说，国君一定要确立法治，法就像称重量用 的秤那样，有了秤才能量知物重；有了法才能驾驭臣下的行为。也即 是说，只有确立了法，一切人事关系和国家制度才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可依据，从而才能建立起新兴封建阶级的统治秩序。
其次，申不害主张，有了“法”，就要依法办事，反对统治者凭 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他认为，单 凭各人的“耳目心智”是不行的。就是国君，也应该“任法而不任 智，任数而不任说”。不依法行事，而根据各人的心智、好恶，想怎 么办就怎么办，随心所欲，就会把国家搞乱。他指出，这是关系到国 家安危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申不害在提出法治的同时，还强调“术”的作用，用 “术”去推动“法”的实施。他是主张国君集权一身的，用他的话说 就是“独断”，认为独断者才能为天下主。要把国家官吏的设置、任 免、考核、赏罚等以及生杀予夺之权，都牢牢地掌握在国君个人手中。 他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 者也。此人主之所持者也。”他的这一套，后来为韩非所重视，在 《韩非子·定法》中特地加以引述。
第四，为了要更好的驾驭臣下，考核臣下，促使臣下去各尽其能, 办好任内之事，申不害还主张做国君的要“无为”而治。他的“无 为”，并非简单的无所作为，是表面无为而实有大为，是贯彻他的法
治的一种手段。他要国君平常不要让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某些弱点， 使臣下猜不透内心的某种意图，臣下就不至于揣摸着国君的心理而投 其所好，或弄虚作假，从而臣下就只好去尽力做自己的事。但他又反 对越职乱来，提出“治不逾官，虽知弗言”，只准各自办好职分之内 的事，不相干的不要去随便干涉。这样，也就便于国君集权专制了。
总之，申不害在政治上，正如《史记索隐》作者司马贞所说的那 样，是主张“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建立起一种遵循一定法制的新 兴封建阶级的高度君主集权制统治。
为了使新兴封建阶级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申不害在经济方面也 有一些相应的办法。他特别注重农业生产，把土地看得十分重要。他 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他认 为，国家要富强，必须要粮食，“王天下”者，“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这是一种重农思想的表现。这种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是法家人物所 共有的。
申不害的上述主张，在他相韩的15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执 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史记·韩世家》说：“申不害相 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韩。”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 他那一套法术，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障碍。因而，他 在韩国的一些改革也是不彻底的。其表现，正如《韩非子·定法》所 说：“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改，而后君之令 又下。”申不害发布了一些新的法令，但他并没有废除旧有的法令; 不仅韩国先君的旧法未变，连过去晋国的旧法也没有废除。这样不仅 使官员们无所适从，而且容易被一些人钻空子。比如，当新、旧法有 抵牾时，一些反对新法的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拿旧法来为自 己的违法行为辩解。这是韩国改革不可能彻底的一个很重秦的原因。 另一方面，韩国的旧势力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连支持他变革的韩昭侯， 也信心不昭侯曾对申不害说：“法度甚不易行也。”之所以不易推 行，据申不害讲，主要就在于，昭侯虽然同意发布一些新的法令，但 又往往听从左右一班人的错误意见，因而就不能坚决贯彻实施。加之 昭侯晚年，不顾人民疾苦，大兴土木，修筑所谓“高门”，耗费了韩 国不少的人力和财力。所以，韩国虽经申不害15年的苦心整治，但成 绩并不显著，远不如魏、齐、秦等的改革收效大。无怪乎韩国在三晋
中，以至于战国群雄中，始终处于弱小的地位。
六、秦孝公求贤与卫鞅变法
秦国地处西陲，长时间被中原国家视为戎狄之邦。到春秋秦穆公 (前659—前621)之时，国力才渐渐强大起来。史称穆公“广地益 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秦成了西方一大强国。
春秋战国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秦国和中原各国一样，内部 产生了一些新的封建因素。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秦简公（前414— 前400)时实行了“初租禾”（前408)，这和东方各国的“初税亩” 等差不多，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地租的封建剥削方式。但是，秦国的封 建关系发展仍很迟缓，旧势力仍很强大，特别表现在秦厉公（前 476—前443)、秦躁公（前442—前429)、秦简公和出子（前386—前
385)等几个君主的时候。秦国的贵族侵凌公室，干涉君位，曾多次发 生内乱，使秦国政权分散，君权削弱，国势日衰。各国也乘机欺负秦 国。魏文侯曾用吴起为将，一举连拔秦国五城，夺去了河西大片地方。 楚国也攻占了汉中之地。东方各国的诸侯又都看不起秦国了。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想改变秦国内 忧外患的处境。、他首先废除了野蛮的人殉制度，并着手清理全国户籍， 整顿卒伍；又在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开辟市场交易，注意发 展经济。在献公统治的23年里，国势有了好转，为后来孝公的改革准 备了条件。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他的21岁的儿子渠梁即位，就是秦孝 公。孝公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君，他看到东方国家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 后，国力都加强了，特别是东方的齐威王、魏惠王，是当时七雄中力 量最强大的两霸。孝公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使秦国很快地强盛起来。 于是，秦孝公广泛地收揽人才。他下了一道求贤的诏令，说：
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 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 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
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
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
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个求贤诏令的大意是说，过去在秦穆公之时，实行德政，加强 武装力量，平定了晋国的内乱，东边国土直达黄河，西边征服了戎翟 少数族，开拓了上千里的大片国土，天子和诸侯都来祝贺，为后世开 创了基业，好不荣耀！只是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和出子之世，由于 内部忧乱，没有力量抵御外患，才把先君开辟的国土河西地方丢失了 (被三晋中的魏国所夺），诸侯都瞧不起秦国，想到这里，感到脸上很 不光彩，非常痛心。如今要下决心光复穆公之业。在宾客和群臣中， 如果有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起来，就重重封赏。孝公一面下令求贤， 一面又在国内赈济孤寡，募集战士，严明赏罚，设法使国富民强。
就在这时，有个叫做公孙鞅的人，
从魏国来到秦国。公孙鞅又叫卫鞅，原 是卫国贵族子弟，从小就好“刑名之 学”，曾受过法家李悝、吴起的影响。
当他还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痤（cud)
手下做小官时，公叔痤见他很有才能，
临死前，曾把他推荐给魏惠王，并说：
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卫鞅离开 魏国。魏惠王以为公叔痤病重说胡话， 商秩画像
因而没有用卫鞅。公叔痤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到了 秦国。
公孙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亲信景监家里，并通过景监的关 系得与秦孝公三次相见。前两次游说孝公要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 谓帝王之道。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生气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简直 太迂腐了，我哪能用他呢！景监告诉卫鞅，孝公对他的谈话很不满意。 公孙鞅要求再与孝公谈一次话。过了不久，孝公第三次接见公孙鞅。 此时的公孙鞅已经摸透了孝公的心理，他是迫切希望秦国富强起来， 不愿意慢慢地去实行“王道”。于是就大谈其富国图霸之术。这一下 可把孝公的心打动了。孝公听得津津有味，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客
人果然是好样的！ 一连和卫鞅谈了几天。
秦孝公准备用卫鞅进行一番改革。臣僚中有些人坚决反对，连孝 公本人也存在一些顾虑。据《商君书》载：有一次，孝公跟卫鞅、甘 龙、杜挚一起商议变法的问题。秦孝公说：“继承了君位，不忘国家 大事，这是一个国君应该抱的态度·，执行法令，努力宣扬国君的威德， 这是作臣下应尽的责任。我今天打算变更旧法制，借以教育百姓，治 理国家，但是，又恐怕天下之人议论我。”
公孙鞅听了觉得，要是国君瞻前顾后，不能坚决行动，在秦国进 行改革就难了。必须首先使国君有坚定的信心，方能推行改革。于是 他说：“有独到见解，做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 对。愚笨的人往往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则能预 见事情的苗头。做大事业的人是不和一般人商量的。至于说到法呀、 礼呀，这些本来就是为了便于治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所以圣贤的人， 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的制度去办，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 秦孝公称赞公孙鞅说得好。
可是，在一旁的甘龙不同意，他认为：“圣贤之人不用改变民众 的习俗来推行教化，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遵 循民众旧习来施教，不用费多大力气就会得到成功。依据旧有的法制 来治理国家，官吏民众都很熟悉，.就不会引起混乱。如果现在要变法， 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人就会议论。”要孝公仔细考虑，不要轻举 妄动。
杜挚也反对公孙鞅的看法。他说：“守古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俗 不会出偏差。”
公孙鞅毫不妥协，严加批驳道：“治理天下不能只按照一个道理， 为了国家的利益，不一定要效法古代那一套。成汤（商代开国之君） 和周武王，他们并没有遵循古代的制度，也兴旺发达了起来。商纣王 和夏桀，没有改变旧的一套，却照样亡了国。”
双方面对面的斗争非常激烈。通过这场舌战，以杜、甘为代表的 因循守旧势力失败了，公孙鞅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胜利，而且说服了 孝公，使孝公坚定了变法的决心。这是秦国新兴势力的一个初步胜利。 当然，公孙鞅和秦孝公，都是看不起民众的，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的 统治者。在他们的整个辩论过程中，都是只相信少数“贤人”、“智
者”，而把民众看成-氓。
公孙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孝公六年（前356)公布的。 主要内容有：
编定户籍，实行“连坐”。公孙鞅把全国居民，按照5家为 “伍”，10家为“什”编定户籍。这样不仅使国家直接掌握了全国户 口数，而且便于相互监督。新法规定，有犯法而不报告的，10家都得 受到连坐，处以腰斩；报告人和杀敌者同样受奖。隐藏罪犯，按投敌 者论处。
奖励军功，严禁私斗。新法规定，凡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 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私斗者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这 样就增强了军事力量。
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新法规定， 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不得列人宗室的属籍，不得享受宗 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以及 车服器用等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 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这就严重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
鼓励个体小家庭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新法规定，凡是一家 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要加倍出賦税。努力搞好生 产，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不务正业，游手好 闲而贫穷了的，把全家罚做官奴隶。
为了新法能在民众中贯彻实行，公孙鞅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据说，他在国都的南门外立了根3丈长的木头，宣布：如有人搬到北 门，赏给十金。老百姓一般都很奇怪，没人敢去动。后又宣布增加到 五十金，有一个人不怕事，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公孙鞅果真发了五十 金的赏钱给他，表示公孙鞅说话是算数的，从而也教育了民众。这时 公孙鞅才把新法正式公布了出来。
新法公布后，国都很多人议论，一些旧贵族也不满意，其中太子 明知故犯。公孙鞍认为，新法之所以贯彻有困难，主要就是这些自恃 位高势大以为别人不敢动的大贵族们不遵守。为此，公孙鞅决定依法 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 虔，黥（脸上刺字的刑罚）其师公孙贾。”从此后，再也没谁敢不遵 守新法了。
新法推行10年，取得了显著成效。据《史记·商君列传》讲， 秦国的民众非常高兴，人民丰衣足食，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城乡大治的局面。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秦国把都城迁到了咸阳，同时 进一步进行改革，这就是一般讲的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在全国普遍建立县制。新法规定把原来的小乡邑加以合并， 统一规划为31县®。县设令、丞（令是一县之长，丞辅助令管文书、 库房、狱讼等），直接由国君任免。
“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这是把从前所谓 的“井田制”那种纵横疆界消除掉，鼓励开辟荒地，承认土地私有, 可以买卖，按照土地多寡征收赋税。这样一来，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 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
“平斗桶、权衡、丈 尺”，统一秦国的度量衡，这 样方便了税收和交换。现有 “商鞅尺”、“商鞅量”，就是 保存至今的绝好历史见证。
1966年，上海博物馆曾征集到一件商鞅方升，它就是50多年前发表
过铭文和不准确的形制拓本的商鞅量实物。这件宝贵的文物，是商鞅 为统一度量衡而作的标准量器。 *
焚诗书，制秦律。秦国焚诗书，一般都以为是从秦始皇开 始。其实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商鞅还根据李悝的《法经》，制订了 秦国的法律。秦律的制定，是用法律的形式把他所实行的各种改革成 果固定下来。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法律 的影响也很大。
商鞅在秦孝公的赞助下实行变法，前后达一二十年，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它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发展了封建经济，巩固了统 治秩序，奠定了富强的基础，从而使秦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 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秦国能够最后消灭六国割据势力，统 一整个中国是和公孙鞅的改革分不开的。
①《史记·秦本纪》作四十一县；《商君列传》作三十一县。
秦孝公因卫鞅有功于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所以又称 为商鞅。据《战国策：秦策》讲，秦孝公在病重时，还打算把君位让 给商鞅呢，但商鞅不肯接受。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一些不甘心失败 的旧贵族乘机报复，诬告他想谋反。商鞅打算逃往他国，结果在途中 被抓了回去，车裂而死。
商鞅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他办事“公 平无私，罚不讳强，赏不私亲近”，是很了不起的。秦国变法能够取 得当时各国变法中所没有的成就，不能说与他的这种品格没有关系。
商鞅虽然被旧贵族杀害了，但商鞅的变法成果，却在秦国生根发 芽了，变法中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袭到秦亡为止。比如云梦出土 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秦律也多处讲到连 坐法，也把镇压“盗贼”放在重要地位。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 准，真到12〇多年后的寒始皇还沿用着。据对出土文物实测，秦始皇 时_升容鼂,和当華#轉方升容鸶基本一样，误差不过1/100。
I总之，商鱗的变_无疑是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影响也是深远的。 在秦国，从此fe家思想就一直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这对封建 制的发展和巩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法家的严刑峻法，特别是商鞅 开创的“焚诗书禁游说”的髙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政治思 想，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这一点，又集中反映出新 兴封建统治阶级，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有其残暴的一面。
七、赵、燕与其他各国的改革
赵国的改革活动，不像魏国、楚国，更不像秦国那样轰轰烈烈。 但赵国新兴封建势力也和别的国家的新兴封建势力一样，在夺取政权 和巩固政权过程中，也进行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改革。三晋中的新兴 封建势力的代表之一赵简子（即赵鞅、赵孟），在公元前493年（鲁 哀公二年）与邯郸范氏、中行氏等作战的时候，为了战胜敌人，在誓 师辞中就提出了：
“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
遂，人臣隶圉免。”
意思是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受给县，下大夫受给郡，士赏给田地 10万亩，庶人、工商业者得到晋升，奴隶得免除（即解放奴隶之意）。 从这里不难看出，赵简子是实行军功制。只要立有军功的，都可以上 升；特别是“人臣隶圉”这些原来处于奴隶地位的被压迫被奴役的阶 级，也有了机会上升为自由民。这对生产力的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中出土的竹书《孙子 兵法·吴问篇》中记载，孙武和吴王议论晋国的“六将军”之时，孙 武指出，在“六将军”管辖的地区内，
实行的都是按亩收赋的办法。其中赵氏 把百步为亩的旧制，改成240步为亩。
这种办法，是有利于民众的。可见，赵 国在正式建国之前就已在赵氏控制的地 方实行过田制和赋税的改革了。
另外，从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出
土的一批盟书中，也反映出赵氏早在简 子之时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具有积 极意义的。在这批盟书中，有关于限制 奴隶占有的记载。盟书中称作限制“纳 室”。所谓“纳室”，从《左传》中记载 的有关“兼其室”、“取其室”、“纳其 室”来看，其意思是一致的。意即把别 人变为自己的附庸或奴隶的意思。室，除了像“公室”之类的室外， 这里的室是春秋时期奴隶主占有奴隶财产的单位，它包括私属的田地 和徒众等在内。其中主要指的就是土地和奴隶。
到了列侯赵籍（前408—前400)之时，随着新兴封建势力政权的 取得和巩固，这种改革逐渐完成。列侯用公孙连为相，公孙连又向列 侯推荐了一批贤能之士，如牛畜、荀欣、徐越三人，是当时社会上有 名的贤人。列侯用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依靠他们整 顿吏治，改良统治机构。实行“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根据功德和 能力大小授予官职。在经济上，注意节省财政开支，实行所谓“节财 俭用”。
当时赵国的这些改革，和当时列国的改革一样，其本质都是为新 兴封建势力的发展和巩固服务的。
>七雄中还有一个燕国。燕是召公奭的后代，原是西周在北方的重 要封国。但春秋时因戎狄所阻隔，与中原各诸侯国的交往较少，所以 《左传》、《国语》等书有关燕的记载很少。进入战国时，燕有较大发 展，特别是对东北辽东的开拓。但在战国七雄中比较起来不很突出。 就有关材料所记，到了燕王哙（ku&i)之时，才在相国子之的主持下 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改革并没有完成，燕国就发生了动乱。据有关记 载，燕王哙演了一场“禅让”剧，他没有把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 是“禅让”给正进行改革的相国子之。这里是有文章的，表面上是一 种“禅让”、“传贤”，实际上是燕国新兴的封建势力强大了，迫使旧 统治者交出政权的一种形式。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原国家，包括南方的 楚国，西方的秦国在内，新兴的封建势力都已通过各种途径，在政治 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燕国在当时内外形势的影响下，燕王哙戏 剧性的”禅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常说战国七雄，并不是说当时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就只有 韩、赵、魏、齐、楚、燕、秦七个诸侯屆家。事实上，在战国时代一 个较长的时间里，除“七雄”以外还有不少中小圉家，如郑国、卫 国、越国以及一度强大也称过王的宋国、中山国等；在边远地区还有 不少兄弟族建立的小国。这些国家因为力量弱小，只能做大国的附庸， 为了在大国的夹缝中求得生存，时而站在这一边，时而倒向另一国。 与此同时，在当时各国新兴封建势力相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变法 图强的相互影响和推动之下，除边远兄弟民族以外，一般也都不同程 度地进行过变革。
宋国原是商王族微子启的后人，原都今河南商丘，战国迁都到今 江苏徐州。在休公（前403—前381)的儿子辟（《史记·宋微子世 家》作辟兵）即位后3年，发生了剔成夺君位的事件。关于剔成夺权 的问题，据杨宽先生研究，就是《韩非子》讲的“司城子罕取宋”。 《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说，“宋剔成千废其君辟而 自立。”剔成即司城，剔与司是一声之转，城与成音同通用。司城是 宋国的官名，据说相当于司空，因春秋时宋武公名空，为避讳改司空 为司城。子罕是名，罕和干也是一音之转。宋桓侯名辟兵（也即辟）。
按《史记》讲，辟立后只3年时间便被司城子罕所取代。司城子罕取 代微子启之后的子姓（商人是子姓，故宋国国君是子姓）的宋国，有 如齐国的田氏取代姜齐一样。所以《韩非子》把这两件夺权斗争的事 相提并论。司城子罕可能姓戴氏，故《韩非子》又有“戴氏夺子氏于 宋”的说法。
戴氏子罕夺取子姓宋国的政权后，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并且还强 盛过一些时候D
总之，战国前期，不仅七雄，包括所有的国家内的新兴封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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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相继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过改革，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但 是，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新兴封建势力的力量 强弱也不一样。因而反映在各国的变革过程中，时间的先后、变革的 方式和程度也不同。就地区看，中原地区是一批从旧贵族中分化出来 的新兴封建势力通过斗争逐渐取代了旧势力的代表者公室，然后进一 步通过变法革新，把已取得的胜利巩固下来。七雄中的三家分晋、齐 国的田氏代齐，七雄外的郑、宋就是很好的例子。边远地区，如秦国、 楚国等则是新兴的封建势力支持和利用国君励精图治，打击旧有的世 卿贵族特权，来实现本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或者说，就形 式看是这样两种情况：
一种是尚未取得政权的改革，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一些改革，实现 新兴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另一种是，新兴封建势力已 经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权，他们通过改革，为的是想进一步把已经取 得的政治、经济权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 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