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成就事功之基础在于拥有私属武装——湘军。早在创办湘军之前，他便明确提出国家经制军队八旗军、绿营军已不可用，必须另立新军：“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涤荡其肠胃？恐岳王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 曾国藩的湘军以营为单位，营下设哨。湘军一营编制计五百人，首领为营官。
营官亲兵分为六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亲兵十名、伙勇二名。六队分别是：一队劈山炮，二队刀矛，三队劈山炮，四队刀矛，五队小枪，六队刀矛。亲兵卫队共计七十二名。除亲兵队外，营下分立前后左右四哨。哨的首领为哨官，有护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下设八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伙房一名。八队分别是：一队抬枪，二队刀矛，三队小枪，四队刀矛，五队抬枪，六队刀矛，七队小枪，八队刀矛。其中，抬枪队设正勇十二名，合什长、伙勇共计十四名。刀矛队、小枪队设正勇十名，合什长、伙房共计十二名。这样，每哨计一百零八人。一营含四哨，计有兵丁四百三十二人。
除兵士外，湘军还设有长夫之制。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用长夫四十八名。搬运子药、火绳及一切军装等项，共用长夫三十名。亲兵卫队中每劈山炮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六队共长夫十四名。拔营远行时，营官另拨长夫，帮抬劈山炮。哨官拥有长夫四名，四哨共计十六名。每抬枪队用长夫三名，每刀矛、小枪队用长夫二名，计四哨抬枪八队，共长夫二十四名；刀矛、小枪二十四队，共长夫四十八名。这样，一营中设有长夫一百八十名，计每百人用长夫三十六名。随着湘军日益壮大，许多贫苦农民见参军有利可图，纷纷愿意加入。曾国藩惟恐长夫数量过于膨胀，而生腐败弊端，又规定其人数只许减少，不许增多。凡带百人者，用长夫不得超过三十六名；凡带千人者，用长夫不得超过三百六十名。
军用物资方面，曾国藩亲定“帐棚之制”。规定：营官、帮办、书记、军火等，共用夹帐棚八架，单帐棚二架。哨官、哨长、护勇，共夹帐棚一架、单帐棚二架，前后左右四哨相同。亲兵每队夹帐棚一架、单帐棚一架，六队相同。正勇每队单帐棚二架，三十二队相同。每营合计夹帐棚十八架，单帐棚八十架。
饷金军费开支是八旗、绿营腐败的主要来源。曾国藩规范了湘军将士的薪金，具体如下：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哨官每员日给银三钱；哨长每名日给银二钱；什长每名日给银一钱六分；亲兵、护勇每名日给银一钱五分；正勇每名日给银一钱四分；伙勇每名日给银一钱一分；长夫每名日给银一钱。营官每月办公经费银一百五十两，凡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置办旗帜号补等费均包括在内，听营官酌用。这样，湘军每营大月支银二千八百九十二两二钱；小月支银二千八百零二两四钱六分。对于新募勇、夫，曾国藩区别对待，实行“小口粮制度”。规定：每名每日给小口粮钱一百文。练习成军后带至大营，上宪派员点名后再行起支大口粮。为保障湘军将士战斗的积极性，曾国藩亦制定恤赏制度：凡阵亡者恤银三十两；受伤头等者赏银十五两，二等赏银十两，三等赏银五两，致残者另加。曾国藩深知军饷开支于军队建设之重要意义，反复强调“军中浪费，最忌官员太多，夫价太多”。自湘军创立之初，曾国藩便“立定限制”，规定：嗣后“无论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凡统万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万八千两”。
曾国藩随后又制定颁行《马队营制》，规定：
一营十哨，每哨官给马一匹。一哨马勇二十四名，每名给马一匹。营官亲兵八名，每名给马一匹；
营官月给薪水银四十两，公费银四十两，马四匹，马夫二名，火夫一名，长夫八名；
帮办一员，月给银十六两，马一匹，长夫一名；
字识一名，月给银五两；
哨官十员，每员月给银九两陆钱，杂费银一两二钱，马夫一名，棚夫一名；
先锋官五员，每员给马一匹，月给口粮银五两四钱、杂费银六钱。五人共为一棚，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
亲兵八名，每名给马一匹，日给银一钱四分，杂费银月给六钱。以四名为一棚，每棚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
步队亲兵什长一名，日给银一钱六分。步队亲兵十名，日给银一钱五分。共为一棚，火夫一名。此专备营官差遣及出队时留守营盘之用。毋许再向各哨派人当差；
马勇日给银一钱四分，杂费银月给六钱。每四名为一棚，马夫二名，火夫一名，棚夫一名；
搬运军械、草料，公长夫四十名。凡长夫每名日给银一钱，火夫每名日给银一钱一分；
营官领蓝夹棚二架、白单棚一架，帮办领蓝夹棚一架、白单棚一架。马队亲兵领白单棚二架、马圈棚子二个。步队亲兵领白单棚二架。每哨领蓝夹棚一架、白单棚六架、马圈棚子七个；
每营月给烛一百五十斤、油二百斤；
每营百马之内，每年准报倒毙三十六匹。如数换领，以资弥补。另于哨弁兵勇杂费银内，每月扣出三钱，作为添补马匹公项，名曰朋马银。营官总理其事，月派哨官一员，轮流经管。遇有马匹额外倒毙，及病瘦不堪驰使者，即行抽拨此项，随时采买添补；
每马月给麸料草豆银二两。每年三、四、五等月，青草正茂，可以放食，每马减银五钱，只给一两五钱；
马医、铁匠、号褂、旗帜、大小扫把、铁刮、竹槽，出自营官公项；
修补鞍上坐褥、布屉、后、辔头，哨官、兵勇自办；
笼头、偏，哨官、兵勇自办；
马药钱，营官出自公费，哨弁、兵勇出自杂费；
更换鞍桥、油皮鞯、肚带及拴肚带宽皮条、拴蹬窄皮条、皮扎、铁嚼全副、马枪、弓箭、腰刀、扎草刀、草料口袋，由军械所办给；
凡扎营之处，先择斜坡掘地二弓，以为马圈，可拴四马兵勇之棚，即与马圈棚子相对。哨官之棚，亦与哨官马圈相对。凡支马圈之时，兵勇四名，与马夫二名，亲自锄挖。如马圈办理不妥，将该哨官分别严惩。
最令曾国藩担心的，便是绿营兵将的游惰积习。“国藩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因此他在挑选湘军官兵时格外严格苛刻。他指出，湘军士兵与国家军队不同，当兵并不是吃饭谋生的手段，而是为了保家卫国。湘军士兵的理想条件是那些“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的农民，而对于“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则概不录用。士兵应召入伍后，为防止士兵违纪逃亡，曾国藩将其一一登录在案，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等项清册。
曾国藩吸取绿营军“将不知兵、兵不听命”的经验教训，把湘军打造成一支“兵为将有”的私属性军队。具体言之，曾国藩身为湘军统帅，所有营官由其直接任命与撤换，营官只对他个人负责。营官自行委派指定哨官，后者仅对前者负责。哨官则自主招募兵勇。营、哨各级军官可谓湘军之灵魂。曾国藩深知湘军成败系于军官之手，因此对其选拔分外留意。他认为带勇之人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勘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颁布的《劝诫营官四条》，可谓其创办湘军经验的总结。
一曰禁骚扰以安民。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二曰戒烟赌以儆惰。战守乃极劳苦之事，全仗身体强壮，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败。洋烟、赌博二者，既费银钱，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军事最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洋烟瘾发之人，涕泪交流，遍身瘫软；赌博劳夜之人，神魂颠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种暮气。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
三曰勤训练以御寇。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俭以服众。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即营官好多用亲戚本家，好应酬上司朋友，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虚糜饷银，也难免兵勇讥议。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
湘军士兵均为朴实农民，从未经历战阵。曾国藩不得不白手起家，效仿前朝名将戚继光，订立日常军事功课。这些职业军人习以为常的训练，对湘军士兵来讲却极为艰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湘军的日常训练时间表。
每日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日斜时演晚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
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二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每夜派一成队站墙子、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这些招募来的湘军士兵大多数平生从未碰过武器军械，这也是曾国藩必须捱过的一道难关，他在这方面的考虑可谓费尽苦心：
一、枪炮要试过三十次方免炸裂。群子要包紧合膛；
二、矛杆为木质而非竹质，要整树直纹，不要横纹；
三、锄要八寸长、三寸宽，锹要八寸长、六寸宽，挑土用四方布袋，盛子药用生漆皮桶；
四、旗帜要一色，不宜混杂；
五、刀矛要常磨，火药要常晒，火球要亲手自制。
曾国藩亦对湘军的开仗、守夜、扎营、行进等诸种军事功课，无一不作出系统周密的训练安排。
《开仗条规》规定：
一、出队要分三大支，临时再多分几小支。凡有房屋之处，须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后，须分一支；树林之中，须分一支。
二、队伍要占住山坡，排立不动。营官要四处往来，登高瞭望。
三、打仗要打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
四、前队用好手五百以备冲锋，后队用好手五百以备救败，中间大队略弱些也不妨。前队若小挫，后队好手出去救败；前队若得胜，后队好手不动，专等收队时在梢尾行走。
五、刀矛对杀之时，要让贼先动手，我后动手。头一下已过，第二下未来之时，我拨他头一下，正好杀他。
《守夜条规》规定：
一、扎营之处，凡有来路，派人于五里之外守卡。四五更时，另派亲信人查卡。
二、每棚派两人守上半夜，派两人守下半夜。不许打更，传令者大声，接令者低声。每夜派哨官四人巡更。从二更起，每哨官巡一更。周围巡查，查本哨兼查别哨之勇。
三、起更即关营门。无论客来、文书来，均不许开营门。贼来不许出队，不许点灯，不许呐喊，说话悄悄静静。预备枪炮、火毽，看准再打。
《扎营条规》规定：
一、扎营之地，忌低洼潮湿，水难泄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敌；忌坐山太低，客山反高；忌斜坡半面，炮子易入。
二、扎营之地，须择顶上宽平，旁面陡峻者、四面陡峻者难得，或一面、二面陡峻亦好。
三、择背山面水者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亦难择此好地。但或前或左或右有一面阻水者，即易御敌。择砍柴挑水便利者，汲道最关紧要，如为贼所断，则不可守。
四、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立刻修挖墙壕，一时成功。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贼搦战。
五、墙子须八尺高，一丈厚。筑墙子不用门板、竹木。里外皆用草坯、土块砌成，中间用土筑紧。每筑尺余，横铺长条小树，庶免雨后崩裂之患。上有枪炮眼，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
六、壕沟须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宽下窄。壕中取出之土，须覆于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时土仍流入壕中也。花篱用木须粗大，约长五尺余，埋土中约深二尺。坚筑旁土，以攀摇不动为主。或用二三层，或用五六层。
七、凡墙子、壕沟、花篱，三者缺一不可。墙子取其高而难登也；壕沟取其深而难越也；花篱取其难遽近前也。曰垒、曰壁、曰土城，名虽不同，皆墙子之类也。曰池、曰堑、曰陷马坑，不甚宽长，其上虚铺以土；曰梅花坑，乱挖深坑，约四五尺，大小无定，名虽不同，皆壕沟之类也。曰木城，立木圆排，周围如城；曰栅，亦系立木，不必周围皆有；乱钉者曰梅花桩，分层次者曰花篱笆；鹿角树之有权丫者曰拗马桩；曰档木，中有横木，用小木斜穿，以架于地；曰地刺，用竹削尖，钉于地，曰铁蒺藜、曰铁菱角，名虽不同，皆花篱之类也。墙子只可修筑一道，壕沟则两道、三道更好。花篱等，则五层、六层更好。
八、一营开两门，前门宜正大，后门宜隐僻。营宫中军帐对前门，中留甬道，宜阔。亲兵各棚扎甬道两旁，前哨扎前门，后哨扎后门，左哨扎左，右哨扎右。两帐相距略宽，以留水火之路。营外开厕数处，宜远，营内开厕两处，专备夜间之用。火药，挖一地窖，上覆草棚，用泥涂之，仍安气眼，免其潮湿。
《行路条规》规定：
一、凡拔营时，以七成队预备打仗，以三成队押夫。若贼在前，则七成队走前，锅帐担子走中间，以三成队在后押之。若贼在后，则以三成队走前，押锅帐担子同行，留七成队在后防贼。如有十营、八营同日拔行，则各营七成队伍分班行走，不许此营之队参入彼营队中，尤不许锅帐担子参入七成队中。至押夫之三成队，专押本营之锅帐担子，不许此营与彼营混乱。
二、凡拔营，须派好手先走。或营官，或统领，或哨官、哨长，皆可择其善看地势、善看贼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队之前十里，或二十里，仔细看明。一探树林，二探村庄，恐有贼匪埋伏在内。身边带七、八个人，每遇一条岔路，即派一人往看。若遇过桥过渡，尤须谨慎，恐大队过水之后，遇贼接仗，进则容易，退则万难。
三、每营派一弁在后押尾，凡锅帐担子过完之后，查明恐有病者落后，又恐本营勇夫在后滋事，又恐游勇假名滋闹。
以上诸条，虽然浅显，对于不识“几箩筐字”的农夫士兵来说却尽收实效，终使湘军成为一支可战之师。
曾国藩以儒生为将，农夫当兵，目的在于将湘军锻造为“血诚之军”，即成为一支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军队。鉴于此，曾国藩着有大量通俗晓畅的歌谣，从道德感化方面增强湘军的凝聚力。
首先，曾国藩强调将士要保卫家乡，著有《莫逃走》：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只怕你们太胆小，二闻谣言便慌了。
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
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
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咷。
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
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
走出门来无屋住，躲在山中北风号。
夜无被铺床板凳，日无锅甑切菜刀。
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
只因谣言自惊慌，惹起土匪吵一场。
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惊慌先徙走。
其余各县逃走人，多因谣言吓断魂。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保卫家乡要靠训练得法，作战有素。曾国藩写下了《操武艺》：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灰罐破得阵，叉钯锚子一齐进。
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
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惟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曾国藩认为，道德层面的凝聚力对湘军建设无疑更为关键。他着力推广《要齐心》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
一人不敌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强。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
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
只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来我向东。
富者但愿自己好，贫者却愿大家穷。
富者狠心不怜贫，不肯周济半毫分。
贫者居心更难说，但愿世界遭抢劫。
各怀私心说长短，彼此有事不相管。
纵然亲戚与本家，也是丢开不管他。
这等风俗实不好，城隍土地都烦恼。
万一邻境土匪来，不分好歹一笔扫。
富者钱米被人抢，贫者饭碗也难保。
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
一家有事闻锣声，家家向前作救兵。
你救我来我救你，各种人情各还礼。
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
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
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
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一双手。
贫家饥寒实可怜，富家量力略周旋。
邻境土匪不怕他，恶龙难斗地头蛇。
个个齐心约伙伴，关帝庙前立誓愿。
若有一人心不诚，举头三尺有神明。
军纪严明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极为关键，曾国藩何尝不知。他始终把严明纪律作为建设湘军的头等大事，大力宣讲：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
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陪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名。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湘军成军后，在同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曾国藩仍反复告诫属下切勿扰民：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解散歌。
如今贼多有缘故，大半都是掳进去。
掳了良民当长毛，个个心中都想逃。
官兵若杀胁从人，可怜冤枉无处伸。
良民一朝被贼掳，吃尽千辛并万苦。
初掳进去就挑担，板子打得皮肉烂。
又要煮饭又搬柴，上无衣服下无鞋。
看看头发一寸长，就要逼他上战场。
初上战场眼哭肿，又羞又恨又懵懂。
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后又怕长毛斩。
一年两载发更长，从此不敢回家乡。
一封家信无处寄，背地落泪想爷娘。
被掳太久家太贫，儿子饿死妻嫁人。
半夜偷逃想回家，层层贼卡有盘查。
又怕官军盘得紧，跪求饶命也不准。
又怕团勇来讹钱，抢去衣服并盘缠。
种种苦情说不完，说起阎王也心酸。
我今到处贴告示，凡是胁从皆免死。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人人不杀都胆壮，各各逃生寻去向。
贼要聚来我要散，贼要掳来我要放。
每人给张免死牌，保你千妥又万当。
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帐。
不许县官问陈案，不许仇人告旧状。
一家骨肉再团圆，九重皇恩真浩荡。
一言普告州和县，再告兵勇与团练。
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
“儒生治军”之法
同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相比，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可谓在更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丰富资源。从这一层面上，后人对曾氏军事思想亦发生极大的兴趣。民国时期云南督军蔡锷首倡反对袁世凯之护国运动，便以曾国藩为师资，自谓取法曾国藩、胡林翼之事功，乃发扬曾氏军事思想遗产的具体表现。蔡锷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可谓曾氏军事思想之集大成。
曾国藩首先提出何谓“将材”。将材应是忠义血性之人，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他认为将材应具备四项基本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此一要求不外乎“公”、“明”、“勤”三字。将领只有公正、严明，士兵才会心悦诚服，为其所用。勤，则指的是对营务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心中有数。第二要“不怕死”。将领不怕死，临阵当先，士兵才能上行下效，死力效命。第三要“不急名利”。将领好大喜功，追名逐利，其表现为“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以致兵怨沸腾，无法治军。第四要“能耐受辛苦”。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短乏，久用则散，这样的人不宜为将。曾国藩认为，为将者此四项缺一不可。“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
将材有所谓“体”、“用”之分。将材之体在于“得士卒之心”。曾国藩指出，古代名将得军心之手段，往往靠钱财之外的精神魅力。近代则不然：“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好的统领营官应备两端：一为真心实肠，服从上司；二为精打细算：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强弱。湘军初期名将王鑫虽精明能干，然始终不依从主帅曾国藩，过于自负，曾氏谓之“宜于剿土匪而不宜于当大敌”。古人称将材之用有“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西方人论将则曰“天才”，强调“天所特赋之智与勇”。曾氏则从个人经历出发，认为“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曾国藩本一介书生，于带兵统将之事毫不相干；最终能够削平大难、建立事功，靠的便是“良心血性”。
其次，曾国藩提出识人用才之道。曾氏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别。人才并非天生得来，而“以陶冶而成”，且随时有转移可能，故识人不可眼光太高，动辄谓无人可用。访求人才之道，乃“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以曾氏用人经验，人才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重的人才，“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不足在于缺乏生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重的人才，“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不足在于“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曾氏培养人才，在“劳苦忍辱”四字痛下功夫，故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用才之道在于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显其所长。
第三，曾国藩以儒生治军，终成大业，靠的便是“尚志”、“诚实”和“勇毅”。曾氏认为，辨别人才之高下，首先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他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举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之人。这样的人却最易埋没，“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那些贪婪退缩的庸俗之辈，却往往“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那么如何培养高尚独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讲，“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尚志”切忌“喜誉恶毁之心”，即“患得患失之心”，“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总之，“尚志”之目的在于“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亦为“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治军亦推重“诚实”。他强调做人要光明磊落。“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诚实”于治军颇为关键。“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湘军中尽用儒生，亦不乏武将，曾国藩对二者的团结尤其注意，教之以一个“诚”字：“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曾国藩专用诚实质朴之人，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因此，“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观人之道以朴实廉洁为质，有其质而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他主张任用诚实之人，“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认为治军尤要做到“勇毅”，不可轻易夺其志。“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毁而无誉，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踰，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选拔人才亦如此，“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曾国藩回顾当年艰难困顿于湖南江西之际，“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惟以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在此期间，曾国藩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坚定意志，“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治军尤其如此。“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骚扰；二曰禀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曾国藩将治军比作行船，云：“如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若从流俗毁誉上讨消息，必致站脚不牢。”
第四，曾国藩强调治军须张弛有道，既做到严明、公明，又要仁爱、勤劳。“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治军必须严明。曾国藩认为近世以来，治军者往往“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立法不难，贵在执行。曾国藩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的道理，“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做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公明，指的是公正光明。曾国藩认为历史上举凡大乱之世，往往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最后灾害来临。他把将帅比作店铺伙计，“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银钱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曾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下功以为己功乎？”曾氏将其改为：“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乎？”他指出“明”有两层含义，一是高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二是精明，“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理想境界乃是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然要真正做到颇为艰难。“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苟，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曾国藩提倡治军要有“公心”。他阐述道：“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用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他进而认为，“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则为小人。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
曾国藩乃理学名臣，自然提出以“仁”治军思想，但“仁”要以“礼”为约束。“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弟子之心，常望其发达，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漫，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
曾国藩一生勤奋，治军亦然。早在其做京官时便养成“多勤少食”的习惯，“每日应办之事，积搁过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几积压较少”。他强调，“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弛缓，弛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弛则百处懒矣”。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
第五，曾国藩指出军队要内部团结，具有凝聚力。他总结道：“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内讧分裂，危害尤甚。“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龌龊，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
第六，曾国藩的“兵机”、“战守”思想。曾氏“兵机”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练兵须“简练慎出”，军队“不可不精选，不可不久练”。有一次，曾国藩因战事吃紧，需从湖北招兵东下，他便提出：“必须选百炼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然湖北新募之军仓促起行，“人尽乌何，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这样的军队纵能速达，又何堪一战，无异于送死。因此曾国藩令其继续编练，直至打造成“战舰二百号，又补以民船载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军四千，陆军六千”的可战之师，次年再行前来，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直方家一哂”。其次是哀兵必胜，“兵事宜惨戚，不宜欢欣”。“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素敬之心，如承大祭，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第三是要保全士气。曾国藩认为，战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勇气的较量，“大约用兵无他妙巧，长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历史上不乏气盈则胜，气虚则败的战例。“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阳，气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下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曾国藩的自身体验亦证明如此：“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于屡胜，将卒矜慢，其后常有意外之失”。“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弱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总之，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诸如“孤单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等，都是瓦解士气的因素，也是用兵大忌。
曾国藩的“战守”之法则是其军事经验的总结。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杜。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做客。休祁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动，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合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占脚不住，后面虽有好手，亦被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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