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败笔之王安石变法

文/鼎湖听泉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有历史研究者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都可以成功，而十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却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国人可以屈从于暴力却拙于制度创新，这难免引起处于改革时代的时人深思。

以下，我们将要讲述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之一——“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贵为宰相，位极人臣，为什么也失败了呢？这个确实值得玩味。因为王安石变法也可以说是史上最典型的社会转型败笔之一，后人诟病颇多，那么王安石变法之败，败在哪里？

败笔之一：精益管理却变成了垄断专营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王安石变法是改革派针对北宋当时冗兵、冗官、冗费等多种积弊，是在社会矛盾激化、民族对立和内部派别对抗的严峻背景下进行的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王安石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等多种新法，还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富国强兵。这些措施也一度取得积极成效，王安石还由此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国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重农抑商，而宋朝从开国起就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政府支持造船、铸币、开矿、榷税、酒醋专卖等事业。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全面变法如能成功，中国将迈入一种数目字管理的状态，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全面改观。

但王安石的一些做法却在“盘活国家资本”＋“官方垄断经营”这条路子上越走越远。

官仓有了囤积是好事情，但进行垄断性经营就成了“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丈量核实土地收税是好事情，但不顾各地区别就一刀切的做法，难以执行并迅速流产；贷款给农民是好事情，但强制摊派或者变相私分放利则适得其反。而且即便到了现在，中国庞大的政府机构都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何况当时的宋代政府呢？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形成各种财物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示执行，迟早会破裂。”

败笔之二：盘活人心这一关，很失败

王安石变法是一场公共治理改革，应该在一定的法理上推演。但是，这场变法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宰相”兼“首席经济学家”王安石以其强悍的执政风格给变法抹上了一道阴影。

神宗皇帝在启用王安石前和宰相唐介的对话颇有意味。《王安石传》载：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帝不以为然，竟以安石参知政事。

变法失败其实在这里埋下了伏笔。王安石有个外号叫“拗相公”，他不屑于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反而是把人心搞得惶惶然。王安石“老子天下第一”的性格助长了他的独断专行，对于那些对“新法”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人，他一概给予残酷无情地打击。

据史载，作为北宋政坛“良心”之一的苏东坡见王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表示异议，却激怒了生性倔强的王安石，甚至于指使御史谢景温“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宋史·谢景温传》），要整死苏东坡才罢休，最终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也就是常人所说的咱惹不起躲得起。

而和王安石在文学上惺惺相惜的保守派司马光也因曾致函王安石不要用事太急，遭到王安石强烈抗议。他甚至不听宋神宗的劝告，把司马光等“渐进式”改革派推到改革派的对立面，给他们戴上反对变法的“旧党”的“政治帽子”并对其进行人事“大洗牌”。最终司马光也成了反对变法的急先锋。

由此可见，成功的变法需要在朝野之间、官民之间达成普遍共识。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言：“它只是少数清醒的人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变革，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