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谁不知道许巍、张楚、郑钧是西安歌手？哪怕你从来不听摇滚乐。
提起西安摇滚乐，近几年在饭桌上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三个名字，下了饭桌面对一些外行也还是这三个名字，并且总是同时出现，就像凉皮离不开肉夹馍，这两者又离不开冰峰汽水，以至于成为经典，成为西安摇滚乐的三个代表，或者说，是“西安摇滚三杰”。
对于这件事，我虽不认同，可也无可奈何。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西安可统计的乐队至少有二百支，没有演出和发布组建消息的更是不可计数，囊括多种风格、坚持排练和演出、坚守强硬的态度、拥有常人无法理解的激情、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要的，这些都是摇滚乐必需的东西，甚至还不够全，缺少任意一个都不够纯粹。与这二百支乐队比起来，上述三人能代表的东西似乎太少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和西安摇滚密不可分了。这让一部分不听摇滚的人以为，西安摇滚乐只有三个人，其他乐队在他们眼里似乎从没存在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人的音乐影响力明显不如20世纪。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听许巍、张楚、郑钧，就像听周杰伦、梁静茹、陈奕迅……或者其他一切可以听的音乐，听一听而已，喜欢与否，另当别论，也谈不上讨厌。
这只是我的主观之词，可事实也好不到哪儿去。真要论起和西安摇滚乐的渊源，有资格的恐怕也只有许巍。80年代末，许巍已经参与到全国范围的走穴当中，后来组织了一些乐手开始在歌厅干活。直到1993年，飞乐队组建，许巍担任主唱，那时他已经写出一些歌曲。同年冬天他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在西安外国语大学进行首场演出，取得了轰动性效应。1994年，乐队分别在成都和银川进行宣传演出，同时许巍在陕西文艺广播电台担任嘉宾主持，介绍西方摇滚乐。同年8月飞乐队解散，许巍独自一人远走北京。时间慢慢流逝，他对西安的事情说得越来越少。
关于飞乐队的传闻很多，最主要的要算主唱许巍和吉他手高松的矛盾，具体情况难以考证。1997年许巍出版《在别处》后，在陈寰中的一次访谈中他曾谈到西安、谈到飞乐队，这是在许巍的访谈中不多见的。他说：“飞乐队当时在西安绝对是一杆大旗，太有名了！”关于乐队解散的原因，他觉得，“我们的思想其实从来没有在一条线上过，生活在这个城市，我觉得特别难受，因为我在那个环境的生活就是走穴，不断地走穴，完了就唱歌厅，那种环境就是那样，每个人跟你想的都不一样，三点排练，五点才来，迷迷糊糊还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借钱去抽烟。这种生活状态你怎么去做音乐！没办法，人想不到那些，每个人脑子里就是钱钱钱、名利。特别无聊！他们倒不是绝望，要真绝望你把你的想法投入音乐中也行，但是没有人。他们在找的是通过音乐来得到一些什么，说穿了就是名和利，没别的。乐队为什么解散，就是因为得不到这些。当时想着以为跟我在一块儿能成名，甚至他们的父母也跟我说：我儿子能跟你干吗？跟你一样，成天蹿来蹿去的，你能给他们什么？给他们钱？给他们利？你不也没出名？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名？我说我没想过。没想过你还组乐队干吗？很现实的这个问题，父母就是这样想的。完了他们走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们家，这些父母说得更明白：我儿子要挣钱，不能老跟你这样下去。太现实了！”
许巍认为这是飞乐队解散的原因，也是他出走的导火索：“在西安时，我常想，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一种自己幻想中的新生活。我是不会再组乐队了，永远不会了，组一次我就够了。”飞乐队的其他成员不知做何感想，另一主创高松在此之后绝口不提许巍。
1994年去北京后的许巍不再和西安摇滚有任何关系，虽然偶尔能听到许巍回西安的消息。这和张楚恰恰相反。张楚同样算得上是最早接触摇滚乐的一批人，但他的音乐之路却是在离开西安之后开始的。虽然在1987年去北京前，张楚已经写出了一些作品，但这些作品在西安几乎从未示人（仅在当时张楚就读的陕西机械学院）。
在北京获得成功的张楚，在后来屡次往返于西安、青岛、北京之间，却极少在西安进行任何形式的演出和活动，唯一和音乐有关的要数2004年参加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音乐节的时候，他用的乐手大部分都是西安本土乐手，排练也在西安进行。直到2009年，他开始在西安参加大型演出，但这种形式的演出已和地域无关，他的主场依然在北京，往返西安成为无奈之选。1991年张楚首张专辑搁浅，于是返回西安。创办“西安摇滚普及办公室”的蒋涛围绕张楚做了一系列活动，主要是在多所大学搞了一系列摇滚讲座，普及摇滚乐。那时候他的《姐姐》已经写出来了，也尝试在一些公开场合演唱。由于第一张专辑搁浅，那时的张楚并没有太大名气，加之没有自己的乐队，张楚在西安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在2001年后大概四年时间，是关于他传闻最多的时候。他经常独自一人身背一个大背包，出现在一些乐队的演出现场和大街小巷，被人认出，一副孤独的姿态。他始终没有融入西安这个圈子（暂且用圈子这个词汇），西安能给他的太少。
与前两位相比，郑钧没有和西安摇滚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郑钧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接触到音乐则是在外地的大学生涯中。大学毕业后，等候出国的郑钧曾在西安的歌舞团做过短期的吉他手，这是他在西安唯一和音乐有关的经历，时间是1990年。之后，郑钧签约北京红星生产社。这段经历并没有让郑钧和西安音乐圈有任何渊源，西安的摇滚乐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在对待西安的感情上，三个人中只有郑钧毫不避讳，面对媒体和观众的时候，反而表现得更加思念，言语中总是离不开西安的美食和儿时的回忆。
可事实依然没有办法改变，飞乐队的恩怨是那个年代所有乐手的恩怨，大环境如此，不能在一人一事上寻求解释。许巍离开后，飞乐队并没有解散，更换了主唱继而重组，不断参与到西安摇滚乐中，甚至在2014年还凑在一起排练。张楚则是典型的墙外开花墙内香，西安摇滚乐的任何一次事件都极少和他产生关系。相较之下，郑钧反倒无关得更加纯粹。
我并不反对“西安摇滚三杰”之类的称呼，因为不准确，反倒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无所谓反对。如果要怪媒体，那么在对待摇滚乐的问题上，大多数媒体确实从没有令人满意过。从早期摇滚乐手怪异的行为和服装，甚至音乐的可听性，媒体都在以外行的姿态进行报道，好在几十年过去，大家已经习惯。
我似乎不应如此较真，这不是西安摇滚乐的骄傲吗？我暂且把这当作骄傲，可一旦如此，20世纪90年代为了演出东拼西凑的设备、因为喜欢摇滚乐承担演出的酒吧、连续赔钱的音乐节、有据可查的二百支以上的乐队……这一切，都应享有这项荣誉。如果一定要排名有先后，那么这些落到实处、超乎音乐本身的人和事更应排在前面。
真的不用如此较真吗？在摇滚乐最终沦落为娱乐的年代，商业的成功更具话语权。有人因此怀念更加理想的20世纪，可问题是，20世纪就理想吗？比起摇滚乐刚起步不久就进入黄金时期的90年代初，摇滚乐的风格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被宽容地接受，可它仍然无法宽容到让喜欢左小祖咒的人喜欢他的前两张专辑，反而让“冥界”“施教日”“腐尸”等重型乐队加速消逝，留下的仍然是中国摇滚刚起步时的“符号式”明星（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汇的话）和更具流行潜力的拓荒者。甚至连拓荒者都显得尴尬起来。
可无论如何尴尬，在面对媒体和观众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一席之地。公众需要偶像、需要“成功”的榜样，摇滚乐也不例外。可摇滚乐在中国确实需要更基本的东西，因为它在中国的畸形发展，比如太多父母认为玩摇滚乐不务正业，比如它经过了中国台湾“魔岩”的拔苗助长，再比如它的音乐节越来越多，真正的摇滚乐队却越来越少。在看似繁荣的假象下，市场从未给过摇滚乐真正的机会，它业已成为娱乐，但娱乐得不够专业，既然不够专业，为什么冒着撑得要死的危险装胖子，从点滴做起不是更好吗？
点滴，在我看来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汗珠，是百年老店的传统，是工匠手里把手磨出茧的工具……也是高松重组飞乐队的决心、王建房“三顾茅庐”的艺校历程、习明一路走来的爱恨交织不放弃和琥珀不做北京乐队的自然反应，它还是没有固定演出场地的年代用30瓦音箱拼凑起来公开演出的GOSH乐队，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张贴演出海报的张玮，是做了三场张冠李戴音乐节赔到没钱回家的双喜。它更是我的朋友小猫，因为单纯的热爱，自己出钱负担走了乐队首张小样的部分费用，出钱做了一张并不为人所知的西安乐队合辑，最终因做了一场北京某乐队的西安演出赔到体无完肤而不得不回山西老家。
不是故意煽情，是想看清楚摇滚乐确实有更重要的东西，虽然它的终端依然是音乐本身。难道这些东西其他行业没有吗？当然有，辛苦坚持是任何事情的基础，如果产业链需要自给自足的摇滚乐，这种基础就更是不可或缺。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脱离那个只有把音乐做得主流一点儿才能在商业上成功的俗套？至少可以随性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被其他人左右吧。
点滴和基础，正是西安摇滚二十多年来的精髓和质量保证，至于“杰”，三杰也好，四杰也罢，大家说一说，也就过去了，即使真正当回事，也应该没人反对，只是不要联想太多。
本文摘自《昨日不辞而别》，原标题《许巍、张楚、郑钧，不许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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