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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中的新问题

2011-10-03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认定中的新问题

肖晚祥

【内容提要】恶意透支数额只应当计算本金,以持卡人透支第一笔没有正常归还的钱款的时间为恶意透支的开始时间,此前持卡人的还款不能视为对以后透支本金的归还。银行催收金额与实际欠款金额不一致的,应以银行催收金额作为恶意透支数额。应当由银行证明其催收已经及于持卡人本人,否则不能认定催收的效力。银行催收后透支本金的减少,不影响催收的效力。透支本金增加,则必须由银行进行另外的催收。追诉机关证明行为人具有“催收不还”的行为,即可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应当允许行为人反证。
【关键词】恶意透支 信用卡 诈骗

  信用卡诈骗罪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金融犯罪,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据统计,上海法院受理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数为178件(2006年)、235件(2007年)、379件(2008年)、651件(2009)年、948件(2010年),分别上升32.02%、61.29%、71.76%、45.62%。而其中90%的案件又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随着犯罪数额的增长及金融部门金融管理及金融活动的创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有加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恶意透支数额的认定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往往牵涉到几个不同的数额,恶意透支数额即犯罪数额如何认定,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具体来说,持卡人透支的原始钱款即为本金,在透支期间需要支付利息,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归还,还需要支付滞纳金。恶意透支的数额究竟以本金计算还是包括利息及滞纳金等费用,以及在持卡人归还了部分钱款的情况下,本金和利息、滞纳金如何确定,均存在疑问。实务中,有些银行允许持卡人归还透支款的一部分作为最低还款额,且只对最低还款额进行催收,那么恶意透支数额究竟应当以最低还款额计算还是以透支总额计算?有些银行还允许持卡人对透支数额分期付款,对于已经透支但分期付款期限还没有到的数额部分是否计入恶意透支数额?这些问题亦均存在争议,需要我们仔细研究。
  (一)恶意透支数额是否包括本金以外的其他费用,本金和其他费用如何计算
  对于恶意透支数额究竟是仅指本金还是既包括本金又包括利息、滞纳金等其他费用,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例如,王某办理某银行信用卡后连续多年正常使用,其后无力归还透支款,未归还本金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另查,王某正常用卡期间归还的欠款本金、利息和手续费合计已超过办卡至今所有透支本金总额。对该案的处理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2009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金额应根据透支本金认定,持卡人归还的钱款也应视为对本金的归还,若累计归还数额超过累计透支本金,则不能认定构成犯罪,银行通过账务处理优先将持卡人还款支付利息及费用的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的效力;另一种意见认为,银行根据与持卡人签订的用卡协议提供透支服务并收取利息和费用等,系法律保护的合同行为。因此,持卡人有义务归还利息和费用,支付的上述费用不能视为对本金的归还。实践中,即使累计还款总额超过透支总额,仍可能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笔者认为,根据《解释》第6条第4款的规定,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持卡人拒不归还的数额或者尚未归还的数额,不包括复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根据这一规定,恶意透支的数额只能计算本金,其他费用不应当计算在内。那么,是不是只要持卡人实际归还银行的总数超过其透支的本金总数,就表示持卡人已经实际归还全部本金,从而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呢?笔者认为不应当这样理解,还需要根据案情作具体处理。对于信用卡持卡人的透支情况,可以分为正常透支和非正常透支两种,所谓正常透支,是指持卡人在规定期限内按照银行的要求归还了本息;所谓非正常透支,是指持卡人没有按照银行的要求归还本息。信用卡诈骗罪的具体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持卡人开始是对信用卡正常透支使用,即持卡人既有透支行为,又有还款行为,且还款都是按照银行规定的期限和数额正常进行。在正常使用信用卡一段时间以后,持卡人产生恶意透支的故意,透支以后没有按照银行规定的期限和数额正常还款。在这种情况下,恶意透支数额的计算应当有一个时间界限的划分,即以持卡人透支第一笔没有正常归还的钱款的时间为恶意透支的开始时间,在此之前的透支和还款行为,系持卡人和银行之间正常的民事借贷行为,持卡人还款的行为系其履行民事义务行为,即使其归还的钱款中包含部分利息、滞纳金等费用,也是其和银行双方基于信用卡申领协议的民事自愿行为,不能将这部分费用视为是对以后透支本金的归还。在此之后的行为系恶意透支行为,如果持卡人有部分还款行为,应当将归还的数额从透支本金数额中予以扣除;另一种情况是一开始持卡人就是非正常透支,甚至其申领信用卡的目的就是为了恶意透支,在这种情况下,持卡人归还的所有钱款原则上应当全部作为本金计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持卡人和银行之间不是一种正常的民事合同关系。
  (二)银行催收金额与犯罪金额的关系及认定
  实践中,有些银行根据信用卡使用惯例及提升信用卡盈利水平的需要,允许持卡人透支后无需全额归还本金,在支付透支利息的情况下,仅需每月归还透支本金的一部分作为最低还款,持卡人保留继续使用信用卡的权利。因此,银行在催收时也往往只对最低还款额进行催收。对最低还款额的催收一般持续半年至一年不等,其后银行会根据规定对信用卡作清账处理并要求持卡人归还全额欠款。而银行根据持卡人用卡的实际情况,为了保护资产安全,可能在清账之前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因此,催收中存在着催收金额与实际欠款金额不同的情况,究竟以实际欠款金额还是以银行催收金额作为恶意透支数额,目前对此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最低还款额的设定并未改变实际欠款金额,对此,持卡人主观上也有认识。在持卡人具有恶意透支故意的情况下,其非法占有的故意及于透支本金的全部,而非最低还款额。经二次催收超过3个月拒不归还最低还款额的,足以推定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全部透支本金的故意,犯罪金额应以实际未归还的全部透支本金认定;另一种意见认为,银行寄送给持卡人的对账单上允许持卡人归还最低还款额,且银行催收的金额决定了被告人主观上对行为客观危害性的认识。若催收金额与实际欠款金额不一致,应以催收金额为准就低认定。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银行的催收数额作为恶意透支数额,而不应当以实际欠款数额作为恶意透支数额。因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和其他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如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实施诈骗、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实施诈骗不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对行为人非法占有故意是采用推定认定的方式,对于非法占有故意的认定,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催收条件进行,即只有银行已经催收所及的数额,才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从而认定为恶意透支。银行催收所没有涉及的部分,不能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认定为恶意透支。因为既然银行和持卡人已经达成最低还款的协议,则持卡人对最低数额以外的部分,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不还款是其权利,不能因为持卡人没有偿还约定的最低还款数额,而推定持卡人对银行允许延期偿还且也没有实际催收的部分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否则就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如果要认定持卡人对这部分数额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必须由银行对这部分数额进行二次催收,且持卡人超过3个月未还。当然,如果持卡人没有按照约定归还最低还款数额,持卡人已经构成对与银行达成的协议的违背,银行可以据此对持卡人的透支总额进行催收,而不必等到约定的还款期限来临之后才催收。如果因为持卡人对约定的最低还款数额没有归还就认定其对透支的总数具有非法占有故意从而承担全部刑事责任,还存在另外一个不合理之处,即如果持卡人按照银行的催收归还了最低还款数额,则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持卡人没有归还银行催收的最低还款数额,就要对全部透支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二者之间的反差太大,显得既不公正也不合理。如果只以银行催收数额为恶意透支的数额,那么可克服上述弊端,从而显得不偏不倚,不枉不纵。
  (三)银行分期付款业务调整欠款余额后犯罪金额的认定
  实务中有些银行允许持卡人对单笔透支本金申请分期付款业务,一旦申请成功,银行通过账务处理将已透支的本金一次性扣除,之后根据分期期数,逐步计入透支本金。部分银行寄给持卡人的对账单上显示的欠款余额也相应调整,分期本金从欠款余额中扣除。
  例如,被告人张某某于2010年1月申领了某银行信用卡一张。在2010年3月至2010年4月间,其先后多次消费及取现,共计透支本金人民币2万元。2010年4月30日,张某某申请将已透支的两笔消费共计1万元转分期付款,银行通过账务处理将已计入透支本金的上述款项扣除,分为12期逐月计入消费本金。根据信用卡使用的相关规定,张某某的首期还款日为2010年5月15日,被告人未按期归还。发卡银行此后通过短信及电话多次催收,张某某均未归还任何款项。2010年10月25日,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张某某的家属于同年10月26日归还全部欠款。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某提出,其与银行存在分期付款协议,银行据此调整其欠款余额,并寄送了对账单。5月对账单显示欠款余额为5300元,最低还款额1300元;6月对账单显示欠款余额为6100元,最低还款额1400元;7月对账单显示欠款余额为6400元,最低还款额2100元;直至8月对账单欠款余额才显示为22400元(银行于2010年7月28日将所有分期款项一次性重新计入欠款本金),最低还款额5300元。根据对账单,银行要求其归还的欠款余额并未达到数额较大的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案标准,因此,2010年7月28日前银行的催收亦非有效催收。2010年8月28日之后的催收虽然有效,但其已于2010年10月26日归还了全部欠款,催收时间距还款时间未达3个月,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对于此案反映出的分期付款究竟是应将透支的全部金额认定为犯罪数额还是根据到期本金及催收情况逐笔认定犯罪金额,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着以下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银行对账单上显示的欠款余额是被告人主观上认识到应归还的欠款额,虽然与实际欠款额不一致,但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就低认定;另一种意见认为,银行虽然根据客户申请对账务进行了调整,表面上欠款余额被一次性调减,然后根据分期再逐步计人本金,但实际欠款余额并未发生改变,仍及于持卡人实际消费及取现的全部本金,恶意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不会因为分期付款业务而发生改变。实践中,部分持卡人也正是利用分期付款业务的特点,超过规定限额透支或故意延误催收,若待所有分期款到期后再催收及报案,不利于及时打击犯罪。而且,确定持卡人是否超过规定期限透支的依据是信用卡领用合约及用卡章程,具体业务项目如分期付款等,则由相关业务细则确定。例如,浦东发展银行提供的“自由分期付款条款与细则”明确规定,“若持卡人被卡中心冻结账户、停卡、注销卡片、或发生卡中心认为有损持卡人信用的状况,或持卡人于分期付款期间内逾期还款、注销卡片,或发生导致其信用额度降低的任何情况,无须经卡中心通知或催告,所有剩余未还分期付款债务将于发生上述事项之时视为全部到期,持卡人应当一次性偿还全部剩余未偿还的分期付款本金及手续费。”根据该规定,一旦持卡人发生逾期还款,则全部分期本金视为提前到期,持卡人应归还全部款项。即使对账单上显示的欠款余额与该业务细则不一致,亦不改变持卡人所有分期款均已逾期的事实,应全部认定为犯罪金额。
  笔者认为,对于分期付款的透支本金,计算恶意透支的数额应当和前述最低还款数额的规定一样,以银行实际催收的本金数额作为恶意透支的数额,而不应当以全部的欠款数额作为恶意透支数额。理由和前面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赘述。如果要将全部欠款数额认定为恶意透支数额,必须由银行对应当还款的数额进行调整,将所有欠款数额调整为应当还款数额并对持卡人进行二次催收,如果持卡人超过3个月未还,才可以认定。


二、催收的形式及效力

  (一)关于催收的形式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往往采取各种方式逃避银行催收,如拒接银行电话、更换手机号码或拒收银行催收信函等。而银行出于成本考虑,一般采用短信、电话催收或向户籍地或持卡人预留的其他地址发送催收信以及上门催收。银行单方面提供的催收记录及催收信函等,一般均无法独立证实持卡人实际已收悉银行催收。司法实务中,被告人对当庭质证的催收记录不提出异议的,法院一般对银行催收的有效性予以认可。若被告人庭审中提出异议,辩称从未收到催收信函,那么银行提供的电话催收记录、催收信函等效力如何认定就会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银行只要证明根据持卡人所留的电话、地址及其他联系方式,实施过催收行为,则不论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持卡人收悉(如挂号信回执、持卡人短信回复)等,均应视为银行尽到催收义务,该催收均为有效催收。否则,将不公平地增加银行的催收义务;另一种意见认为,银行电话催收记录有其单方面性,且电话并无录音或其他证据佐证,难以采信。对于银行向持卡人寄送的书面催收函,实践中可能存在持卡人长期在外地工作,同住人签收信件后可能并未转交给持卡人等情况,因此,仅凭银行提供的催收信函存根及挂号信记录仍无法证实持卡人确已收悉,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故不能确认该催收的法律效力。银行必须证明催收已经及于持卡人本人,否则会不合理地加重持卡人的刑事责任。
  原则上应当由银行证明其催收已经及于持卡人本人,否则不能认定催收的效力。这种证明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由持卡人在催收函回执上签字认可。如果持卡人外出,则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也可以视为持卡人签收,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持卡人反证。如果持卡人能够举出证据证明其确实没有收到催收函,比如其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较长时间在外未归,没有收到家属签收的催收函,则催收不发生效力。如果持卡人透支以后故意更换住址、电话号码逃避银行催收的,则只要银行有证据证明按照信用卡协议约定的持卡人地址寄送了催收函,即可认定催收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持卡人的逃匿行为就可以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此时的催收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而不具有实质上的意义。对于催收的形式,笔者认为应当以书面形式为主,只有在书面催收函无法送达持卡人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电话催收或者短信催收等方式,且银行应当有证据证明,电话催收或者短信催收确实及于持卡人,如能够提供与持卡人的电话催收录音、电信部门的短信记录等,否则,不应当认可这种催收的效力。
  (二)透支金额发生变化后银行催收的效力
  银行信用卡存在循环使用及持续催收的情况,一旦持卡人不按期归还欠款或发生部分逾期,银行即开始进行催收,而催收的同时欠款余额可能也在发生变化。一旦因为持卡人新增透支或归还部分欠款,之前催收是否仍然有效,是否仍需经过二次催收并超过3个月不归还,才能认定恶意透支,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法律规定的“二次催收,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催收行为是构成犯罪的要件,该要件对犯罪金额也具有效力,若催收后透支数额继续增加,之前催收的效力不能及于增加的透支金额,所增金额未经催收或二次催收后不满3个月的,不能认定为犯罪金额。若催收之后持卡人3个月内归还部分欠款的,不论数额多少,则持卡人的行为均不符合“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法律规定,银行应重新进行二次催收后视持卡人3个月内是否归还处理。如姚某某在多家银行申办了多张信用卡且每张都透支数额较大,但其总是在银行催收3个月之内归还部分款项,与透支数额相比,所还款项相当少。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安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其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不予受理;另一种意见认为,法律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二次催收,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规定的目的在于通过持卡人拒不归还的状态来推定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一旦确定主观故意,即使其后透支金额发生增减,只是犯罪金额发生变化,不改变恶意透支行为的性质,具体犯罪金额以公安机关立案时尚未归还的透支本金确定。而且,若根据第一种意见,持卡人每隔一两个月归还几元或几十元欠款,银行必须重新催收并给予3个月的宽限期,这样既不合理地增加了银行的成本,又给持卡人钻法律的空子提供了机会。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均不尽合理。第一种意见显然没有操作性而非常不可取。因为照此观点,无论持卡人透支金额有多大,只要持卡人在银行二次催收期间或者二次催收后的3个月内归还了部分金额,不论归还的金额有多小,都不构成恶意透支。比如,持卡人透支5万元,在银行二次催收后的3个月内归还了100元,则催收失效,银行必须重新催收。如果银行重新催收后持卡人又归还了100元,银行的催收又失效,又必须重新催收,如此循环往复,显得既不严肃,也不合理,甚至从客观上取消了恶意透支。从持卡人的主观故意来看,银行既然已经二次催收,如果持卡人只归还部分金额,则对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的部分,完全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恶意透支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数额,不需要再次催收。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银行有过二次催收的行为,即使二次催收后增加的透支数额,也不需要催收,就可以推定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认定为恶意透支。比如,持卡人第一次透支2万元,银行经过二次催收且经过3个月,持卡人没有归还。此后,持卡人又持卡透支3万元。对于第一次透支的2万元认定为恶意透支没有问题,但第二种观点认为后次透支的3万元银行不需要催收就可以认定为恶意透支,因为既然第一次的2万元已经认定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则后面所有的透支金额都应当直接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不尽合理的。如前所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主要靠推定,即持卡人透支后经二次催收,超过3个月未还的,才能推定认定为恶意透支。既然持卡人非法占有目的靠的是推定,则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就必须非常严格和谨慎,因为推定毕竟不同于直接证明,其可靠性要弱一些,如果把关不严,就有可能出现错误。而且,一般情况下,推定只能建立在基础事实的基础上,不能在推定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推定。而前述第二种观点事实上是进行了二次推定:首先,根据持卡人第一次透支且经银行二次催收超过3个月不还的事实,推定持卡人对第一次的透支款具有非法占有故意,从而认定为恶意透支;然后,根据对第一次恶意透支的推定认定,直接推定持卡人对其后的透支款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从而不要求银行催收直接认定为恶意透支,显然这种二次推定是不符合推定的一般原理的。故对于银行催收以后持卡人又有透支行为的,要认定为恶意透支,必须由银行对后来的透支款进行二次催收,且经过3个月未还才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银行催收后透支本金的减少不影响催收的效力,但如果透支本金增加,则必须由银行进行另外的催收,否则不能认定为恶意透支。


三、“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还”的关系界定

  《解释》第6条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二)肆意挥霍透支的资金,无法归还的;(三)透支后逃匿、改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四)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五)使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六)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对于这一条的规定我们该如何理解,即“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还”的关系该如何界定?追诉机关在指控持卡人构成恶意透支时,是只要指控持卡人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二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其指控的任务就已经完成,还是必须同时指控持卡人具有“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等六种情形之一?或者相反,追诉机关只要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有“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等六种情形之一,从而证明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需要证明银行对持卡人有过催收行为,就可以认定持卡人恶意透支?对于上述疑问,有观点认为,追诉机关必须提供证据同时证明行为人具有“催收不还行为”及“非法占有目的”,才能认定行为人恶意透支,否则只能认定行为人善意透支。还有论者认为,“就恶意透支型信用片诈骗罪而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其主观要件,‘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过发卡行催收仍不归还,且数额较大’是其客观要件,在证明行为人构成犯罪时,这两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如果将证明行为人客观要件的事实同时又将其作为证明主观故意的证据,则实质上取消了刑法对该犯罪主观要件上的要求,使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从故意型犯罪演变成严格责任型的犯罪。也就是说,只要证明行为人‘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过发卡行催收仍不归还,且数额较大’这一行为的存在,就可以认定行为人属于恶意透支,从而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这样认定无疑背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滑向了‘客观归罪’的边缘。”⑴也有观点认为,“催收不还”并非信用卡诈骗罪的必要要件。如有人提出,刑法之所以规定这一条件,主要是为了认定持卡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为这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认定非法占有的目的比较困难,为了正确区分罪与非罪,必须辅以这一条件。但是,在持卡人巨额透支后携款潜逃的或者透支数额特别巨大,明显超过其实际支付能力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已经十分明确,银行一经发现即可报案,司法机关一经确认即可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反之,如果还必须经过银行催收,这时候行为人可能已经无影无踪或者没有支付能力,这就会很不利于打击这种严重危害信用卡管理秩序和银行的财产权利的犯罪。例如,有些不法分子在申领信用卡后,四处流窜作案,其透支的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明显超出其还款能力,非法占有和诈骗财物的故意十分明显,如果这种行为也要求“经银行催收不还”,罪犯可能早已远走高飞或者转移了财产。⑵
  从实体关系而言,“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还”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定持卡人构成恶意透支。从《解释》第6条规定的字面含义看,司法解释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和“催收不还”之间用了一个连接词“并且”,表明司法解释要求二者同时具备持卡人才构成恶意透支。如果持卡人仅仅是催收不还,但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则不是恶意透支而是善意透支;如果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银行没有对持卡人进行催收,或者开始透支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在二次催收后3个月内已经归还,则因为不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而不能认定为恶意透支。但是,从证明方面来说,是不是追诉机关必须指控持卡人具有“催收不还”行为时还必须同时提供证据指控持卡人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情形之一?如果追诉机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具有上述六种情形之一,持卡人是否就不构成恶意透支呢?对此笔者认为从证明方面而言,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还”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理解和把握。
  1.如果有证据证明持卡人有《解释》第6条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情形之一,不能直接认定持卡人构成恶意透支,必须同时具备“催收不还”的要件才能认定持卡人构成恶意透支。因为“催收不还”是恶意透支的法定构成要件之一,不能缺少。
  2.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持卡人有《解释》第6条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情形之一,但有证据证明持卡人经过银行二次催收,经过3个月没有归还,且数额到达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的,一般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
  3.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持卡人有《解释》第6条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情形之一,但有证据证明持卡人经过银行二次催收,经过3个月没有归还,且数额到达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但持卡人有证据证明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认定为恶意透支。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证明的角度而言,司法解释之所以要求构成恶意透支必须同时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和“催收不还”两个条件,并不是从正面要求追诉机关在证明持卡人具有“催收不还”行为时,还要证明持卡人有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情形之一,而是从反面给持卡人一个辩解的机会,以自己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来推翻追诉机关的推定,从而在实体上使恶意透支的推定更加准确可靠。当然,如果追诉机关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具有《解释》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情形,则对于通过“催收不还”证明其恶意透支的推定具有补强作用,更能增加说服力。在司法实务中,很多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追诉机关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情形,而是仅仅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符合“催收不还”的要件,如果持卡人没有提出反证,就推定其恶意透支。但是,如果在追诉机关仅仅提供证据证明持卡人具有“催收不还”行为,持卡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则其反证可以推翻追诉机关的推定,不能认定持卡人恶意透支。如个体户张某持某银行发行的信用卡携妻外出旅游,将生意交给其子代为打理。旅游期间,张某在多个城市持卡消费,透支数额巨大。其旅游结束返回家中,打算前去偿还透支款时,发现其子在代管生意期间因经验不足上当受骗,生意严重亏本,无力偿还透支款。虽经多方筹资,仍在银行二次催收3个月后无力归还。在此案中,张某符合“催收不还”的要件,但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没有归还透支款是由于其不能预料的意外原因造成的,故不能认定其恶意透支。当然,对于持卡人提出的这种反证,司法部门应当仔细审查决定是否予以采纳,并不是只要持卡人一提出就当然成立,而是要判断持卡人提出的反证是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及有相关证据的支撑。如果持卡人提出的反证明显违背常理或者没有证据支撑,则不能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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