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仓心理学界 2024-01-18 22:00 发表于湖北
荟萃心理学各领域新进展、新动态
来源 |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官网
01
—— 心理学部团队在《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发文揭示接触欺凌相关媒体报道可能与青少年现实欺凌行为有关 ——
作者：滕召军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可以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评论和报道。电影《热搜》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当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社交媒体和热搜时，也需要警惕一些看似微弱不起眼，但对人们日常生活可能影响深远的无形力量。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作为媒体人，报道欺凌事件和宣传反欺凌视频的呈现方式可能会影响青少年对待欺凌的态度和行为。以往研究表明，接触暴力媒体（如暴力视频，暴力电子游戏）会增加青少年的攻击或欺凌行为。那么，青少年接触媒体对欺凌的报道，是否也会对青少年的现实欺凌行为产生影响？若媒体对欺凌的报道内容未经科学加工，青少年接触欺凌报道可能就是接触媒体暴力，这些报道很可能会促使青少年出现欺凌行为，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揭示媒体对欺凌的报道与青少年现实欺凌行为的关系，对于新媒体时代校园欺凌的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日，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滕召军教授团队在《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中科院SSCI二区，心理学Top期刊）上发表了题为“New wine in an old bottle? Exposure to bullying-related media and bullying perpetration behavior in daily life among adolescents”的学术论文。该论文以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为理论框架，通过三个子研究，探讨了青少年接触媒体欺凌报道与现实欺凌行为的关系，以及欺凌态度的调节作用。研究1通过对10391名青少年的横断调查，考察了欺凌报道与欺凌态度对校园欺凌的预测。结果表明，欺凌报道与校园欺凌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同时，欺凌支持态度高的个体会放大这种关联，即青少年对欺凌的支持态度越高，媒体欺凌报道对校园欺凌行为的预测作用就越大（图1所示）。研究2通过对3125名青少年的调查，重复了研究1的结果，并将结论进一步拓展至网络欺凌。研究发现了一致的效应，即青少年对欺凌的支持态度越高，媒体欺凌报道与欺凌行为（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关联更大（图2所示）。研究3通过对2744名青少年为期半年的追踪调查，结果也发现了媒体欺凌报道正向预测欺凌行为（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但效应量较小。总之，该研究采用三个青少年大样本，揭示了媒体欺凌报道与青少年欺凌行为的关联，特别是对于某些群体（如对欺凌的支持态度较高的青少年）关联更大。虽然效应量较小，但这项研究提供了欺凌媒体报道与青少年现实欺凌行为关联的初步证据。这对新媒体时代，如何科学利用媒体传播来防治欺凌行为，以及宣传反欺凌视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图1媒体欺凌报道与欺凌态度对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的预测
图2媒体欺凌报道与欺凌态度对青少年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行为的预测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滕召军教授，合作者包括聂倩（西南大学博士后），Stomski, Me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刘传军（四川大学副研究员），郭成（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该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媒体中的欺凌报道对青少年现实欺凌行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CSH095）的资助。
论文索引：Teng, Z., Nie, Q., Stomski, M., Liu, C., & Guo, C. (2024). New wine in an old bottle? Exposure to bullying-related media and bullying perpetration behavior in daily life among adolescen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461672231218047
02—— 心理学部团队在《国际临床与健康心理学杂志》上发文揭示海马亚区调节睡眠和抑郁间的相互作用 ——作者：汪玉林、雷旭在现代社会中，大约25%的人口会出现抑郁症状，比如悲伤、易怒、快感缺失、低动力、注意力分散、自卑感、食欲异常和睡眠障碍。因此，在一般人群中筛查出现抑郁症状的受试者对于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至关重要。此外，抑郁症状转化为抑郁症的高比率以及一般人群中抑郁问题引起的明显健康和经济负担，使得我们有必要确定与抑郁表型相关的行为和大脑因素。越来越多的新近证据表明，睡眠质量不良与抑郁症状相关。海马在睡眠障碍和抑郁症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起着关键作用，例如，在失眠症和抑郁症患者中，通常都会看到海马体的萎缩。因此，针对睡眠质量不佳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大规模健康人群中研究海马体积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是至关重要的。近日，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雷旭教授团队在《国际临床与健康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Health Psychology）（中科院分区SCI/SSCI一区，心理学Top期刊，IF：8.8）上发表了题为 “Volume of the Dentate Gyrus/CA4 Hippocampal Subfield Mediat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的学术论文。研究团队基于中国人的人格-行为-脑研究项目的大样本被试库（N=1603），调查了自我报告的睡眠质量、抑郁症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否与个体的总海马体积和海马亚区体积相关。研究团队对所有被试的结构性T1加权图像进行处理，以提取左右海马体的总体积和亚区体积。 海马结构进一步通过配准好的海马亚区进行分区，自动将海马体分割成12个亚区（如图1所示）。
图1.海马体亚区的结构包括12个亚区
研究主要发现通过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总分来衡量的睡眠质量与抑郁症状的评分（SDS）呈正相关（r=0.354，p<0.001），自我报告的睡眠质量与总海马体积不存在相关。然而，自我报告的睡眠质量与海马亚区体积，包括齿状回（DG）、CA-3和CA-4 三个区域呈负相关。进一步地，本研究还揭示了海马齿状回体积显著中介了睡眠质量对自我报告的抑郁症状的影响（图2）。由于齿状回被认为在海马神经发生中起到关键作用，睡眠质量不佳可能通过降低齿状回体积导致神经发生减少，这对于情绪调节至关重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针对海马齿状回体积的干预可能是治疗抑郁症状的有希望的策略。
图2. 上图：海马亚区DG体积被发现在睡眠质量与自评抑郁症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下图：海马亚区CA-4体积也被发现在睡眠质量与自评抑郁症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雷旭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博士后汪玉林为论文第一作者。本研究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 (2021YFC2501502) ，国家自然基金（31971028; 82202247; 32300861）以及重庆市2021年国际交流计划联合资助引进项目等项目资助。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ijchp.2023.100432论文信息：Yulin Wang, Yun Tian, Zhiliang Long, Debo Dong, Qinghua He, Jiang Qiu, Tingyong Feng, Hong Chen, Masoud Tahmasian, Xu Lei. Volume of the Dentate Gyrus/CA4 Hippocampal Subfield Mediat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Health Psychology, 2024, 24(1): 100432. https://doi.org/10.1016/j.ijchp.2023.100432
03—— 心理学部团队发表系列论文揭示错失恐惧是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重要风险因素 ——作者：李佳钰，高雪梅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出现这些现象：拿起手机就停不下来、有事没事要去刷朋友圈……如果不看、不刷总是担心错过了什么，这种因担心错失他人的新奇经历或正性事件而产生的弥散性焦虑，被称为错失恐惧。研究发现，错失恐惧比其他社会心理因素更能显著预测问题社交媒体使用（problem social media use, PSMU）(Blackwell et al., 2017; Opsenica Kostić et al., 2022; Sanchez-Fernandez & Borda-Mas, 2022)，而PSMU往往与心理健康负面结果密切相关，如幸福感下降 (Ding et al., 2017)、焦虑和抑郁增加 (Meshi & Ellithorpe, 2021;Shannon et al., 2022)、甚至导致自残和自杀(Arendt et al., 2019; Scherr, 2022)，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将其纳入“其他特定的因成瘾行为引起的障碍”。2021年发表的涉及32个国家34798名被试的元分析显示，PSMU的总患病率估计为25%，其中集体主义国家的比率为31%，PSMU的风险因素有哪些，错失恐惧通过什么方式影响PSMU，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近日，心理学部高雪梅教授团队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系列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中科院SSCI一区，TOP期刊）和《Addictive Behaviors》（中科院SSCI医学大类二区）等期刊上。《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上发表论文“A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to core symptoms and symptom relationships of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mong young adults”，该研究基于I-PACE模型、以变量为中心使用网络分析的方法探索了PSMU与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心理风险因素（人格特质、负面情绪和认知、自我控制）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状态错失恐惧与PSMU关系最为密切，其次是社交媒体使用强度、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失败与社交媒体参与度，而人格变量神经质是影响整个网络模型的重要远端因素。其中，错失恐惧、社交媒体参与度和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失败是PSMU的核心表征。研究发现有助于对PSMU的发展过程进行概念化和可视化的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图1 PSMU风险因素的相关矩阵图
图2 PSMU风险因素的网络模型图
Addictive Behaviors》上发表论文“Profil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their social media use among young adults: A six-month longitudinal study”，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的方法构建聚类模型，探索了大学生特质和状态错失恐惧的异质性及其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学生错失恐惧存在明显的分类特征，包含双极高型、双高型、高特质-低状态型、低特质-高状态型和双低型五种潜在类别；不同类别之间的社交媒体参与度、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失败和PSMU存在显著差异，高特质和高状态错失恐惧的结合意味着更加频繁的社交媒体参与，是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失败和PSMU的重要风险因素，可以预测其6个月后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其中，状态错失恐惧起到更重要的预测作用，为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
图3 错失恐惧潜在类别在各题目上的得分
图4 不同类别个体的社交媒体使用特征（T2为6个月后）
两篇论文第一作者均为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博士生李佳钰，高雪梅教授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的支持，以及西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的资助。
论文信息：
Li, J., Zhou, Y., Lv, X., Leng, X., Jiang, X., & Gao, X. (2023). A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to core symptoms and symptom relationships of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mong young adul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18. https://doi.org/10.1080/1369118X.2023.2245870
Li, J., Zhou, Y., Liu, Y., Yu, Z., & Gao, X. (2023). Profil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their social media use among young adults: A six-month longitudinal study. Addictive Behaviors, 149, 107899-107899. https://doi.org/10.1016/j.addbeh.2023.10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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