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12日，中国留美学生虞俊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件，写信人是爱因斯坦，他在信中描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亲爱的先生：我很遗憾得知在这个国家留学的中国年轻人被禁止返回自己的祖国。你希望我能写一封推荐信，很抱歉，我无能为力，因为我在这个国家的处境也已经很困难，而且我也没有有影响力的朋友在这件事上能够提供帮助。我希望这种状况不久就能得到好转。祝好运。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美国的时光，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实则早已处境困难。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解密了一批关于爱因斯坦的秘密档案，总共1427页，揭示爱因斯坦来到美国之前到去世之前，美国一直在秘密调查、监控爱因斯坦，真相非常残酷，在美国政客面前科学皇帝也微不足道，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爱因斯坦毕竟是知名大科学家，美国对他还算克制，但对中国留美学生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其中以钱学森为甚，其遭遇让人不寒而栗。
钱学森对祖国的感情，后来曾对人说过：
“我在美国的20年，一切学习和研究，都是在为回国做准备，我要学习更多的知识，这样有一天当我回到祖国后，才能更好的为祖国人民做贡献。”
1948年，中国解放事业在望，钱学森看到了希望，于是开始准备回国。
当时，钱学森是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并兼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要离开美国首先要把这两份工作给辞掉。美陆军航空兵司令、五星上将阿诺德将军曾经声称，钱学森在美国火箭和喷气推进领域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由于钱学森的重要性，时隔一年之后的1949年金秋，钱学森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以此为由美国才同意钱学森的辞职。
之所以没有立即启程回国，原因在于妻子蒋英怀孕了，钱学森对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1950年，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很多中国留美人员遭到审查，钱学森是其中重点审查对象，很快他的工作证件被吊销，并遭到秘密监视。意识到形势严峻，钱学森立即向加州理工学院辞职，准备回国。知道钱学森有意回国之后，美国立即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说客，劝说钱学森留在美国，不断用金钱、地位、名利来诱惑他，但钱学森一直不为所动。这一年8月，钱学森全家准备登机回国之前，美国移民局以钱学森携带绝密文件的莫须有罪名为由，将钱学森一家非法扣留，并强行将其送回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人对钱学森回国的态度，美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说过一句话，基本可以代表了当时美国高层的普遍心声：
“我宁肯枪毙他，也不许他回到中国，他太有价值了，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抵得上3到5个师的力量。”
面对无法诱惑的钱学森，美国人换了一个套路，开始威胁钱学森，不断给他施压。于是，原本“清白”的钱学森，几乎一夜之间就“罪行累累”，一会说他是“非法移民”，移民局要将他驱逐出境；一会说他意识形态有问题，有颠覆美国的企图；一会说是间谍，阴谋窃取情报，这一套路至今仍在使用。当然，即便给钱学森“非法移民”的罪行，美国也不会真的将他驱逐出境，这只是一种欲加之罪的阴谋诡计罢了，爱因斯坦也有过这一遭遇，但至死美国都没有将他驱逐出境。
1950年9月9日，美国相关部门还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像一个强盗一样，闯入钱学森的家中，不由分说把他拷了起来，带到了与世隔绝的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进行残酷地折磨。据说，为了从心理上击垮钱学森，FBI故意不让钱学森睡觉，连续审讯钱学森10余天，并在晚上每隔15分钟就叫醒钱学森一次，最终十余天内钱学森暴瘦30斤，而钱学森始终没有屈服，对方什么也没有得到。后来，在钱学森的抗议和美国友人的帮助下，移民局不得不将其释放，但仍然对他进行24小时重点监视。
1950年11月15日，在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之后不到一个月，美司法部移民局以听证会的名义开始审讯钱学森。（下图，钱学森与美方雄辩）
从1950年到1951年，钱学森受到四次审讯，面对美国官员设置的语言陷阱与极限施压，钱学森毫不畏惧，回答问题理直气壮，严丝合缝，无懈可击。如果换成一位美国白人，不管犯下什么罪行，当做到钱学森这般回答时，估计早就当场宣布无罪了，但美国人并不讲理，依然宣布钱学森有罪，不准钱学森出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
自此之后，钱学森开始了被监视、监听和跟踪的生活，常常受到各种无缘无故的干扰，而且每月必须按时到移民局报到。
钱学森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回国，为此他做了三件事：一是将他的研究方向转向不带机密性的理论工作，即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并做出开创性的贡献，1954年在美国公开出版了30余万字的英文《工程控制论》；二是准备了三个轻便的手提箱在自己家的门口，时刻准备着回国；三是联系国内，寻求帮助。
然而，当时钱学森已经没有任何秘密，就算是一封家书都要被反复检查，而找人转告也不太可靠，很容易泄密。更何况，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即便联系到国内一般人，以当时的情况也很难迅速引起国家层面的关注。那么，钱学森是如何引起新中国的注意呢？
1955年，钱学森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天安门城楼照片，其中一个人引起了他的关注，这个人叫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钱学森爷爷的老师，少时钱学森随爷爷拜访过陈叔通，后来也常有往来，自然与陈叔通极为熟悉。于是，一个计划出现在钱学森的脑海里。
钱学森准备写信给陈叔通，寻找陈叔通的帮助。但陈叔通远在中国，信件如何送到他手里呢？不得不说，即便没有学过秘密战线的情报传递，但天才总能令人惊讶。
钱学森思来想去，选择了“大信套小信”的办法，让夫人蒋英给远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写信，然后将小信藏在里面，让蒋华将信转交给钱学森父亲，再由钱学森父亲转给陈叔通。
为了让信件更容易放行，钱学森让蒋英用左手写字，模仿儿童的笔迹，进而麻痹检查人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是钱学森或蒋英寄信，那么监视人员肯定会拆信检查，那么“小信”（给陈叔通的信件，见下图）必然暴露，如何摆脱监视人员寄信才是关键一环。
1955年6月，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假装逛街，等到一家商场门口时，钱学森假装累了，坐在商场外面椅子上休息，而蒋英则进入商场。由于监视人员目标是钱学森，就没有进入商场，于是蒋英在商场趁无人监视的空档，将信件投入邮筒，又逛了一会之后出来与钱学森回合。之后，两人又假装继续溜达了很久，然后才回到了家中。
由于商场人员众多，流动性强，选择商场寄信会混淆检查人员的视线。信封涂鸦，也是这一目的。“大信套小信”，是为了防止海关查信或其他环节搜查。天才的思维就是不一般，每一个环节都有意为之，尽一切力量避开了暴露的可能，整个过程比影视剧中的特工考虑得还要周全，所以说有些人的成功并非偶然。
这封信历经千难万苦，终于送到了中国，随即引起了国家的关注。1955年，在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向中国提出了遣返11名美国飞行员的请求，中国提出让钱学森回国的要求，美国代表一开始装聋卖傻，说钱学森在美国很开心，不愿回国之类，中国代表拿出信件戳穿了谎言，美国最终同意让钱学森回国。之所以同意，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认为钱学森被软禁五年，已经失去了科研价值，用来换取11名飞行员不亏。当然，钱学森回国时，只准带一些生活用品，书籍等一概不允许，蒋英的一架钢琴被大卸八块检查之后才勉强允许带回国。同年9月17日，钱学森与家人在洛杉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在回国途中，国内以钱学森之父名义电报告之钱学森“沿途切勿下船”，意思不言自明，担心美国再度搞鬼。
1955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去世，艾森豪威尔总统（见上图）在悼词中说：
“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以爱因斯坦的1427页秘密监控档案，与钱学森的经历来看，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句悼词无疑让人倍感荒唐，刺眼又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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