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新市区铁路局机关所在的二工生活基地有一片街区叫八街。1980年代之前，人们也把她叫作 “速中院”。位于乌铁局二工生活基地的西北角，与十一师工二团毗邻。
据说是1950年代，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兵团为了提高转业职工文化水平，在这里开设了速成中学，由此而得名，后来这里成了铁路局文工团的驻地。
1963年，康苏轻便铁路下马后，担任铁路技术专家的父亲马文献调离喀什，我们全家重新回到乌鲁木齐。按照铁路局房管部门分配，搬进了八街新盖成的 “拱圈房”。
所谓“拱圈房” 是用红砖、灰浆一砖到顶砌出来的排屋。房顶是半圆形的拱圈，所以没有使用钢材。每一栋排屋住10 户人家。我们家搬进去的时候，这样的排屋，八街一共建了十栋。
期中有四栋建在铁路文工团院子南面。另外六栋在八街供应站和铁路被服厂北面，与建筑工程处机关办公房一路相隔。周围是长满齐腰高荒草的空地。向东北方向眺望，可以清晰看到不远处乌鲁木齐铁一中四层高的教学楼，北京路一侧的铁路运输技术学校，铁路疗养院，八栋小楼等绿色铁皮顶的苏式建筑。
（马学众的同学里有好多就在八街住过）
伴随着兰新铁路通车乌鲁木齐，哈密、了墩至乌鲁木齐全线通车，铁路职工家属大批迁入二工生活基地。“拱圈房” 的建设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人们住房的需求。于是，在铁路报社印刷厂以北，铁四小以西，又建成了数十栋“土坯房”。在铁路文工团大院后墙比肩的东侧，则修起了一长排更简易的土坯棚户房。铁一中周围北至八栋小楼，西至兵团子校操场则用“干打垒”筑起了一道小“长城”。从此划定了铁路局与工二团之间的“边界”。
我家的邻居都是铁路局直属单位职工。有铁四小校工王伯伯，铁路通信段的刘伯伯，铁路军运代表处的参谋卢伯伯，局机关干部处的李叔叔。还有铁路文工团的李阿姨，铁路生活管理段王伯伯，铁路浴池的韩伯伯。韩妈妈和孟妈妈是八街家委会的负责人，经常组织铁路家属们配合路局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
邻居们来自五湖四海，铁路普通话中夹杂着各自的乡音。最常听到的是东北，山东，河南，陕西以及甘肃口音。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孩子们，练就了辨别不同口音的能力。长大以后，我可以用不同方言和人们对话。以至于有人说我是东北人；有人说俺是山东人；有人说我是河南人；还有人说“额”是老陕。
夏天，晚饭以后，大人们搬个马扎或小板凳，坐在各自的家门口乘凉，饮茶，聊天；看着各家的孩子们在街区上丢沙包，跳皮筋，打木尕。
冬天，孩子们会绑上木板和钢筋制作的冰鞋或小爬犁，在泼上水制成的冰面上玩耍；或者结伴去八街西侧的和平渠上溜冰。
铁一中教学楼与工二团子校之间的空地上原先有一个气象站，是给学生上自然课实习用的。后来空地成为铁一中的农园，气象站也不知所踪。
气象站是用白色的木栅栏围起来的。围栏里面有一个白色小木屋，木屋里面木板墙上用大头针钉着各种各样的昆虫标本。有蚂蚱，大肚子蝈蝈，大头蜻蜓，蛐蛐和百足虫。最显眼的是大大小小的花蝴蝶。围栏中央还有一个木桩，上面是百叶窗做的木盒子。打开百叶窗小门，里面有温度计，湿度计，还有不知名的仪表盘。每天都有老师和学生来园子里查看做记录。姐姐和我，还有小伙伴们是这里的常客。捉蜻蜓，逮蝴蝶，放风筝，在草地上奔跑追逐，这些都是我儿时的美好记忆。
（1959年，乌鲁木齐铁路文工团创作的歌剧《两代人》剧照）
在八街的西北角的铁路局文工团，是一个四面被土坯房围起来的大院子。 院子的一侧有一座绿色铁皮顶的苏式建筑，是文工团的礼堂也是排练厅。院子中央是一排排修剪整齐的小榆树丛分隔出来的纵横走向的步行道。周围的房子有宿舍区，办公室，布景道具制作车间，食堂和车库。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可以听到大院里演员们哟-哎-咿-哟-哎的吊嗓子的声音。也有人引吭高歌，唱一曲“送红军”等等的红色歌曲。
在文工团周围居住长大的孩子们眼里，都会有自己熟悉和喜爱的文工团演员。我所崇拜的偶像叫肖承一。在我眼里他是文工团里最英俊潇洒的帅哥。他曾经扮演过铁路文工团创作的著名剧目，《两代人》主角的Ｂ角。Ａ角是团长高岩。
肖承一嗓音浑厚，个头魁梧，体形硕健。尤其是他在文工团院子里的双杠上，倒立，打旋，上下腾跃的体操动作，让我羡慕不已。更有趣的是，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四街浴池理发洗澡。在男大池，竟和他同池共浴，见识了他一身的腱子肉。
邻居仇大叔是文工团的兼职司机。每个周五晚上，文工团一般都有彩排或者演出。仇大叔和美工们都会提前将道具和布景装上他那辆破旧的嘎斯51卡车，运到位于三街的铁路局职工俱乐部的后门，搬进后台，然后布置剧场。
傍晚的时候，演员们画好妆，穿戴完毕。在一抹红霞的伴随下，五、六十个人，排成两排，步行走过八街的街道，前往俱乐部。我们这些孩子们，就会跟在这群俊男靓女的后面，时不时的跑到队伍的旁边，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偶像，一睹他们的风采。
（京剧《苏三起解》剧照）
1960年代初，铁路局机关单位有个京剧票友会。周末经常在大食堂里二楼礼堂“开堂会”。父亲时常带家人和我去看戏。票友有父亲的老同事周志远，胥成祖，岳崇志，左人俊还有副局长呼子明。
父亲扮演青衣，唱“苏三起解”。在铁路医院药房做药剂师的赵文珍姑姑是戏迷，夫婿是扮演武生的柳放槐。八街粮店旁住的运输处客运科的王科长扮演老生。还有后三街住的胡礼楠伯伯拉京胡。
这武生柳放槐功夫了得。据传有一次他拎了一篮子鸡蛋，在北京路挤二路公共汽车，被人从车上挤下。就在他踉踉跄跄即将倒地的时候，一个鲤鱼打挺，竟纹丝不动的站了起来。手中的鸡蛋一个也没有落地摔破，博得一众喝采。
当时，家中的影集里有不少父亲的京剧照。家里还有部留声机，收藏了不少梅兰芳黑胶木唱片。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曾以“除四旧”的名义，来家里突击查抄“违禁品”。母亲怕惹麻烦把许多老照片都烧掉了。其中有我见过的父亲穿戏装唱京剧的剧照，还有不少在宝天铁路时的老照片。
小时候我经常生病，是扁桃体发炎引起高烧。最常去看病的地方是位于铁路被服厂西北角的铁路医院八街保健站。
保健站是原铁一局通信信号工厂的办公室改建而成的。从房头的小门进入，是一段走廊，分南北两厢。北面的房间是诊室，两张桌子，两位医生坐在那里穿着白大衣接诊看病。南面的房间则是药房兼处置室，有一名药剂师和一名护士。
我所熟悉的两位医生，一位是男士，叫林雄，另一位女士，叫王洪珍。
林医生说一口江浙口音普通话，文质彬彬，待人和蔼可亲。后来去了铁路中心医院影像诊断科，做Ｘ光专科医生。
王医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院，医术高超。操一口北京话，待人不苟言笑。来看病的病人大多是建筑段，被服厂，八街供应站周围工作居住的职工家属。给人看病时，她对病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有钱吃苹果，没钱吃萝卜”。
虽然私下里有些工人对她说的话感到不舒服，说她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但因为看病有求于她，也不敢待她怎样。八街供应站有位卖肉的师傅老何，平时对顾客凶巴巴的。来找王医生看病时，也不得不对她低声下气，偶尔还拎两斤带肥膘的猪肉来讨好她。
我管王医生叫王阿姨，她家住七街。她的丈夫胥成祖，是我父亲的故交，也是铁路局的工程师。小儿子胥明龙，小名叫“小四”，我叫四哥，是木材厂小学子校的老师。
王阿姨给我看病的时候，非常耐心。她用压舌板按在我的舌头上，拿着手电筒看完我的嗓子，告诉我扁桃体又发炎了，随后就会给我开一些口服消炎药。情况严重了，她会开几针青霉素，让我到对面的处置室，请护士小张阿姨给我注射。
那个时候，我就对林医生、王阿姨所从事的职业非常仰慕。直到若干年后我学了医，在山西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做实习医生的时候，遇到了乌铁局中心医院来进修心血管外科的医生淡新民，史有昌，麻醉师段萍以及何护士长。谈及我小时候和铁路医院医生、护士们的情缘，开心不已。他们还鼓励我毕业回新疆，来铁路医院和他们一起共事。
如今的八街，已经是高楼林立，大小商铺琳琅满目，人群熙熙攘攘。昔日的印记已无法辨识。但是对于在这里长大，曾经生活过的人来说，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一种难以忘怀的记忆。
注：马学众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UHN），多伦多总医院（TGH）多器官移植中心资深研究员，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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