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帝宠信赵飞燕、赵合德姊妹，外事全交给外戚王氏；哀帝虽然疏远王氏，却任用自己的同性恋人董贤（“断袖”典故的男主角）为宰相，还想将皇位让给他。哀帝一死，外戚之首王莽马上复出，随便走个过场，前汉就灭亡了，王莽登基。
汉武帝死后，霍光秉政多年，历经昭、宣二帝。在此期间，虽然宫廷政变频仍，大体政策是轻徭薄赋，吏治清明。可喜的是外患匈奴开始衰亡，五单于并立，后合为郅支、呼韩邪二支。呼韩邪于宣帝末年降汉，宣帝之子汉元帝赐了一位号称公主的宫女给他，那便是大名鼎鼎的王昭君。郅支北遁西域，十五年后被西域副都护陈汤袭杀，剩下的匈奴人逐渐西迁，再也没能望见黄河之滨，只留下一首小诗：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霍光犯的最大错误，是不再给宰相实权，政事出自宫中，直接交给尚书执行。从此之后，多少对君主能起到制衡作用的“相”，就从中国历史上消失。后世的丞相也好，太师也好，多半只是尊贵的虚位，权柄只掌于皇帝（权臣）和他们的秘书（中书台、枢密院、军机处）之手，专制进一步加强。
元帝之后，宫廷基本上就是外戚与宦官的权力角斗场，谁与当权者亲近，谁就得势。成帝宠信赵飞燕、赵合德姊妹，外事全交给外戚王氏；哀帝虽然疏远王氏，却任用自己的同性恋人董贤（“断袖”典故的男主角）为宰相，还想将皇位让给他。哀帝一死，外戚之首王莽马上复出，随便走个过场，前汉就灭亡了，王莽登基。
王莽是个改革家，他获得权力是有民意基础的。因为人心思变，改革派容易得到拥护。不巧的是，王先生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复古分子，可能是中了儒家的毒。他的改革措施，看上去很美，比如土地国有，不准土地和种土地的奴隶进入市场买卖；比如官营贸易，设立管理机构，平衡物价，打击奸商；比如用税金建立国家借贷机制，大钱改铸成小钱以扩大财富等等，可是他的毛病非常典型：操之过急。前法未废，新法又除，又想改定官制，重划郡县，又想彻底打击匈奴，征讨西南夷。这跟1900年后那场短命的变法非常相似，结果同样是欲速则不达。王莽倒没有一位强势的太后来跟他捣乱，但农民造反照样要命。
著名的绿林、赤眉起义从公元17年到36年，延续了近二十年，最后的胜利者是汉朝的一个远房宗室刘秀，称为光武帝，政统仍然算汉朝，史称东汉或后汉。
中原经过大乱，国力凋蔽，资源殆尽，后汉的首都不得不东迁至洛阳。刘秀起自乱世，比较懂得“严以察吏，宽以驭民”的道理，所以天下渐渐有了中兴的气象，跟着几位皇帝也算宽厚，因此后汉初期五十多年都很太平，而且侥天之幸，北方的匈奴不但没有乘乱骚扰，反而日益衰乱，分为南北两部。公元89年，在南匈奴的请求下，汉朝派窦宪率军大破北匈奴，逼得他们远远地迁离了中国的边境。（有人说，这支匈奴部族一直迁到了莱茵河畔，打得欧洲贵族一败涂地，打出了最早的“黄祸”这个词，如今的匈牙利人，是他们的后裔。）
此时西域处于权力真空状态，诸国纷争，小国希望后汉能重设西域都护，光武开初觉得实力不足，不同意。到汉明帝时才派班超出使，这位投笔从戎的军事外交天才为后汉平定了西域。后汉对西域的经营之力，远少于前汉，收效却不相伯仲，只能说时势使然。
国家承平日久，内忧外患又开始滋生。内忧照样是外戚斗宦官，一般来说，幼主当朝，太后临政，外戚得势，幼主渐渐长大，当然任用跟自己亲近的宦官们。其间还夹杂着一班士大夫，他们对外戚不满，因为他们步步高升，没经过传统的选拔，但更瞧不起宦官，认为他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加之宦官当道，小人暴富，多半横行不法，鱼肉乡里，也更激起了士大夫的愤怒。东汉讲究名士交游，月旦人物，士大夫掌握舆论，也努力让舆论影响政治。宦官这方面不行，更可能通过皇帝之手打击士大夫，于是有“党锢之祸”。这种剧目，后世还会反复上演。
外患则是与羌族的战争。羌人本来住在青海东北部，前汉侵得其地，但无力管理，反而让羌人进入内陆，后汉初年，将羌人分散移居在甘肃各地，但民族间磨擦很多。后汉政治日渐腐败，抚又不能，剿又无力，只好放弃治理，将当地汉族移回内陆，这下子连汉民都逼反了。反反复复十余年，耗费军费钜亿，仍然得不到一个稳定的西北，而且地方军阀因此坐大，种下了董卓之乱的前因。
东汉末年，因为外戚何进、宦官“十常侍”各自拥立皇子，引发大政变，西凉军阀董卓趁机进京，大肆劫掠，男子高于车轮者尽杀之。山东州郡联合起来反对他，但各怀异心，进展不大。司徒王允说服董卓亲信吕布，杀了董卓，却又被董卓手下将校李傕、郭汜打败，李、郭又互相攻击，末代君主献帝与大臣流离失所，群雄并起，公孙瓒、袁绍、曹操、刘备、刘表、袁术、孙策、刘焉各据一方，后汉名存实亡。中国人最熟悉的三国时代开幕了。
（本文为《总说中国》的第十四篇，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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