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口红利与餐饮业发展
大碗居食堂的油饼是一两粮票6分钱，如果不给粮票，就要8分钱。我们常买的还有那里的豆浆，白浆一大碗2分，糖浆一大碗5分钱。
又是跟现在的观念不一样。豆浆里放点糖，凭什么要贵那么多？那时的白糖也是紧缺商品啊。1960年的时候，听说白糖供应曾经断货，得了肝炎的病人凭医院证明才能买，糖成了滋补品。所以你说糖浆能不贵吗？
后来我们凭购货证买糖的时候，副食店开始供应的也只是“古巴糖”，那种是一种黄颜色的砂糖。在经济的逐渐恢复中才出现绵白糖，也叫好白糖，价格是每斤8毛5。困难时期人们没有少油、少盐、少糖的概念，不用担心三高和糖尿病，也没有脂肪肝。
西直门内大街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从197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参加工作开始的。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家庭收入增长从那时起开始显现。从老三届去农村，靠一个家长赚钱，养活家里七八口人的现象逐渐地发生改变。
那时都是初中毕业，16岁参加工作。我的工资是从三年学徒开始，然后定级，不断上涨。第一年是每月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月工资21元，三年学徒期满，定一级工，工资34元，第四年工龄满，定二级工，42元。从42元的二级工再往上升三级工就难了，等多长时间不一定。
需要说明，我们的工作在轴承厂，是重工业，所以工资高一些。很多同学参加工作后，二级工的工资是每月39.78元，这个工资数是大部分二级工的普遍水平。
那时工资虽然涨得慢，但是物价非常稳定。后来1979年时物价开始上涨，猪肉涨点价还要先发文件，头一天先神神秘秘召集党员会，传达到党员，第二天再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告诉广大革命群众。因为猪肉涨了价，每个职工还每月发2块钱的生活补助。
从我参加工作开始，去饭馆吃饭的次数开始大大增加。那时就到了1970年代了。
由于我们工厂在北京西山，是每周回家一次，我每周从轴承厂下夜班回家时，就自己去饭馆吃一顿，犒劳自己。但那时我家已搬到新街口了，我去的是新街口餐厅。但是饭菜的价格我想与大碗居应该是一致的。时间大约在1974年到1977年左右。
在新街口餐厅，我每顿饭要一个酱爆肉丁或一个溜肉片，价格是5毛钱，酱爆肉丁里还有核桃仁。再来一杯啤酒，1毛钱，再来一碗米饭。花六、七毛钱可以吃得很好。这个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只是饭馆的生意逐渐好起来，我们157中同学之间也经常有了一些聚会，但是大碗居一类饭馆还没有门庭若市，我到餐厅吃饭都是进去就有座位，要个菜一会儿就能吃上。
后来就出现了吃饭难。
今天北京市的大小餐馆不仅开在大街上，还开到了胡同里，见缝插针遍地开花，而且名目繁多。光是快餐，就有什么重庆美食、成都小吃、马兰拉面兰州拉面、香河肉饼、
但是在1960年代，我们西直门内大街，从西直门到新街口，至少
人们的生活水平是逐渐提高的，餐饮业的发展历程很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提高的过程。所以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就出现了吃饭难。
1980年代人民生活水平很快上升，服务业还没跟上，到餐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吃饭得等位子，而且没什么秩序。一桌人坐在那里吃，另一群人站在后面等。如果赶上今天的反腐败，倒是一个监督贪官的好方法，看看你们前一桌人都吃什么，是不是公款的，怎么吃的，剩了多少。那个吃饭的人也不舒服啊，一家人坐在那里吃饭，老有几只陌生的眼睛在背后盯着，焦急的等待。那是大碗居食堂的辉煌时代，营业额不用说，工资资金不愁没钱发。
我姥姥家在西直门内大街的西章胡同，因为小时候妈妈上班，我在姥姥家吃饭，所以我们六七班的大部分男生都知道姥姥家，而且与姥姥很熟。姥姥院里有位姓李的邻居，兄弟俩李建军李建国。李建军有个姐姐叫李冬青，也是咱们西直门一小的，我们年级六一班的。
1980年代初，我去姥姥家，姥姥的邻居跟我说，建国哥俩可发财了，左手一个大金戒指，右手一个大金戒指。
那两个小伙计我熟啊，都是小时候一块和泥的玩伴，没什么特殊的本事，我好奇地问，怎么发的？那个邻居说：他哥俩现在每天上动物园卖包子呢，早上起来3点钟起床蒸包子，6点多蹬着三轮就出去啦，拉上大屉的包子去动物园，一个上午全部卖光。
我说那可是够辛苦的啊。
邻居说可不是，你上他们家看看去，光大葱切得就堆得小山似的，切得李奶奶泪流满面。哥俩早晨起来三点钟开始揣面，干得热火朝天。
1980年代，粮票的限制不那么严了，中国人也开始旅游了，而且动物园也开始有了卖服装的，人员的流动搅活了经济的死水，随之而来的就是餐饮业的供不应求。
那会也不要什么营业执照，不用交税。北京开始了买油饼都排大队的现象，吃饭难吃早点难的问题，已经提到政府办公会。全民集体个人一起上，谁有胆子谁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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