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自序中讲到：文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中国两千多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文中所举人物：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之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一、就万历皇帝说开去
皇帝只是一个象征，是国家机器最顶层的一颗棋子。他的礼仪举止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要起到一个表率作用，为万民所信服。天子是高贵的，他富有四海而权倾天下；但天子也是劳累的，他不能任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要考虑到社会影响和国家发展。万历是幸运的，少年登基而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在明代历史上最长；万历又是不幸的，年少时候首辅老师张居正光芒万丈，皇权无法伸展；等到张居正趋势大权在握，又发现生不由已之事多也。张居正不让他写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群臣不让他另立太子，天子也是有很多无奈的。他没有娱乐的权力，因为他一玩耍就会有臣子进谏，他没有因为喜欢幼子就废长立幼的权力，或者说他没有勇气去反抗日益庞大的官僚集团对皇权的束缚。
他富有四海而精神空虚，他不被允许有阴阳两面，他永远是正确的，要做全民的道德模范。但是他却从官员的倒张运动中看到了社会的阴阳两面。他发现倒掉张居正的真正受益者并不是他自己，官员们此后要把他置于他们所设置的规范中而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于是他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他的叔祖正德皇帝不一样的道路。他不作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皇帝怠政的最高纪录。那一刻起，他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很难想象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为自己修陵墓，他成了活着的祖宗。
此后他在北京的深宫中一直呆了三十多年。
但是皇帝何以用一人之力与整国体系做对抗？万历是个有个性的人，他的屈服所形成的怨恨和报复谁能承受的住呢？他采取了一种冷暴力，长期消极罢工，消耗了整个庞大帝国的所有元气。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观点，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都漠然视之。臣僚的抗议他置之不理；臣僚的奏本他一直留中；有良心的官员提出辞呈，他不批准；官员的自动离职他置之不顾；官员可以升迁他不看，这个国家的体制就这么悬在了半空中。他有意的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革除了国家的最高名位，他对道德伦理的不屑一顾使得上行下效，家国又何以不废？我们常常说明朝的衰败自万历开始，有一定的道理。纵使这个庞大的帝国又因其惯性发展了很多年，但也如同失去动力的机车，停止运作是必然的。
万历的悲剧已经随风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其中又给我们什么启发？
二、阴阳两面下的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
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的眼中，张居正无疑是一个十分耀眼的家伙，史载于册的事迹最主要的是持续十年的改革，他的一条鞭法、考成法在于消除积弊；他提拔了戚继光等大将有力的维护了大明边防；他任命潘季驯治理黄河著有成效。他能认识到当国家制度无法适应新形势的时候，就需要社会变革。他因大权独揽而得以迅速推行各种政策，改革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成效也很显著，在他去世之前的十年，大明帝国似乎已经止住了衰败的势头向良性发展。但是张居正其人过于高大，隐含在整个社会体制中的阴暗面和背心力全然不顾。他强迫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收受大量贿赂。严于律人而宽以待己，难怪为人所诟病。他整顿文官作风而不考虑实际阻力，这种反弹之势非一人之力，他在世时尤可力压天下，而一旦身故，他的心血和事业也就随之付诸流水，让人惋惜。
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国富兵强，但当一个慢节奏的社会突然加快了速度 是否会引起更大的不适应?正如一辆缓慢行驶的火车突然开足了马力，虽然可以快一些到达终点，又何尝不可能因此而很快耗尽了动力?强求效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会导致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系统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又上升到道德问题。他将整个文官系统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升降，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关系复杂，各有背景。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群人，得罪了一群人就得罪了全国。他滥用监察推行己政，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人物，而不纠正他的错误，这样就把监察系统也成了摆设。好在多年以后，世间再无张居正，也不知是好是坏?
申时行与他的前任则大不相同，他深刻认识到人事万物的阴阳两面。他认识到一个国家的运行更多依靠体制，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小。他在长期的人事处理中认识到道德的至高无上，它可以指导行政甚至可以代替行政。它可以代替法律，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则有专人负责。他认识到一项政策能否实施，实施后的成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空中楼阁。这对于今日仍有借鉴意义，现在的民众虽已开化，但大多蝇营狗苟，现在的中层虽然稍有权力，但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一体之利益，上层决策仍起关键作用。他提倡诚意，主张道德教化，但不空谈道德教化，他熟知官员的特性，决心当个和事佬，居中调和，他成了官员与皇帝之间的润滑剂，所以人们批他圆滑事故，但难得之处恰好在于如何在圆滑中真正办实事。申时行也算个事干主义者，他了解官员所需要的安全感，也了解皇帝需要的尊严感。但他夹在两者中间的博弈时候又如何自处?后来他的下台即因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位首辅以不同于张居正的方式做了该做的事情，难难难。
三、古怪的官员模范--海瑞
在中国历史上，海瑞算是一个很有名的清官，他以刚直不阿和清正廉洁著称于世。在黄仁宇书中的海瑞更是有血有肉，他尊重法律以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他清正廉洁，还要求别人和他一样，在复杂的阴阳两面中他过得极其苦闷。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做事，他企图以道德之长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实则忽略了社会的复杂性。他并非不懂阴阳之道，而是不屑于用阴阳之道。海瑞是孤独的，他和张居正一样，人们没能看到他们那种上下求索的精神，想寻求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中去。
朱元璋创立的基层制度将农村完全置于道德的管控中去，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社会运行需要的是道德而非法律，道德代替了一切。上层提供模范作用，天子作臣子的榜样，官员做百姓的榜样，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海瑞的刚直不阿，安贫乐道为人所称赞，但不代表会得到民众的大力支持，这个社会最终的运行还是要落实到实际的利益上。官员有阴阳两面，百姓也有阴阳两面，作为道德君子的海瑞岂不是在嘲讽世人么?这样一想他的不受待见也可想而知了。
四、孤独的戚继光与李贽
前者代表军方，后者代表文化思想。
戚继光是那个时期少有的聪明人，他的幸运和不幸都在于和张居正走的太近。他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实干精神相符，他革新军制，改善补给，但并不与传统相距过远，更不大事声张，他周密而细致。他看清现实，脚踏实地，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正确的定位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否则以本朝的重文轻武，武将想要做出成就何其难也?史书将他和俞大猷作比较，说他“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也是讲他未必廉洁，然水至清则无鱼，以他所处的环境复杂，如果他不通人情世故，不精通政治奥秘，就不足以坐到那个位置。
他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的无可避免，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种矛盾，这里中庸之道体现无疑。但他的不幸也在于此，他没法摆脱时代的局限性。公元1587年，将星陨落，我们古老的帝国已然失去了整顿军备的最好良机。三十年后，本朝官员与努尔哈赤交战，以众而不敌寡，这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国家的衰亡已然可见。
李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哲学家。他一方面心安理得的享受着读书做官后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一方面又写书批评读书人和官员的道德问题和虚伪。矛盾的地方在于他强烈抨击了这些人之后还不得不依靠这些被抨击者的接济而生活，这种言行不一处处体现出来，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他的学说一半唯心一半唯物，这与当时的心学有密切联系。他提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要求官员们以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非高谈虚伪的道德伦理，崇尚繁琐的礼仪。但李贽自己却不急于实践这些东西，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而已。他重视物质和功利，重视历史上对财政经济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他得出一个更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甚小而一个清官可以为害甚大，这与我们普通人的思维不同。他攻击虚伪的伦理道德，也拒绝以传统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历史观，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他认为儒家的仁，道家的道和佛家的无彼此相通，他攻击虚伪的道德并不是背弃道德。
后来李贽自杀了，用剃刀自刎，但是没有立刻死去，他生命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他十五年余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也是可悲。
综合
在明朝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道德如何高尚也不能弥补技术之不及。所以我们看到如上的历史人物的挣扎和失败。我们看万历十五年的事件，实则在谈论前后数百年的制度与社会。这个意义上讲，我上一次说的大历史观放在这些具体的人物身上就有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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