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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箜篌引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公元前489年，62岁的孔子已在列国漂泊了八年。此刻，他正站在陈国的国土上，但由于吴国伐陈，连陈也住不得，他只好把目光投向蛮夷之地楚国—那里，一个驻守负函（今河南信阳）的楚国高官会把他引荐给楚昭王，或许会给他一个无比灿烂的夕阳红。
于是，孔子师徒向负函进发。没有料到，当他们还在陈、蔡间的路上时，一股来路不明的流言已经到了陈、蔡等国：孔氏精英团队一旦到了楚国，对陈、蔡就是大威胁。很快，陈、蔡达成了默契：一群劳改犯包围了孔子师徒，一连七天围而不攻—对圣人，不能太出格，更不能留下把柄，让他们“自然消失”才是硬道理。
像这种威胁，孔子之前曾多次遭遇过：经过匡地，被人误认而被围攻；经过蒲地，被背叛卫国的卿大夫要挟；赴宋途中习礼于树下，被宋国司马砍树恐吓……但这次不同。刚开始，弟子们还挺得住。时间一长，一个个又饿又累，形销骨立，难免腹诽—离开鲁国八年了，奔波流离不说，连性命都没有保障，自己是否跟对了人？
这些负面情绪，孔子当然知道，但他却没有办法，只能去地里找点吃的，依然讲习诵读，演奏唱歌。此时，他是学生们的主心骨，千万要挺住，还得心定气闲，雍容大度。
但学生们按捺不住了。子路率先发牢骚：君子亦有穷乎！子贡虽没说话，脸色却不好看。孔子看在眼里，难过在心里：一遇险情，才见真性，以前那些课真是白讲了。既如此，不如来一番情景教学，既能提振士气，又能增进学生修养。
孔子点了三名学生：子路、子贡、颜回。
这三人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子路率真，子贡通达，颜回仁义。或许这三个人的回答会拨云见日，给其他学生吃个定心丸。不过，孔子老到，说是探讨问题，却以自省的方式开场。
第一个上场的是子路。孔子问：子路，你看咱们的学说是否有瑕疵？要不咱们怎会沦落至此？子路心实，只当是老师虚心请教，就老实回答：可能咱们还没达到“仁”和“知”的高度吧？孔子听了自然不悦，以达到“仁”和“知”却仍不被世人所容的伯夷、叔齐和比干为例批驳了他。
第二个上场的是子贡。子贡圆融，只说老师你的学说太大，天下太小，所以容不下你，不如降低标准俯就，保准成功。孔子听了直生气，怨子贡太务实，把他奚落一番。
两个爱徒如此回答，让孔子直冒冷汗，这样下去，不仅提振不了士气，反倒会乱了阵脚……
幸好，第三个上场的是颜回。他不负师望，先效法子贡，说老师之道太大，世上不能容；后又来个有力提升，说不采纳我们的学说，是当权者的耻辱。一席话，将孔子师徒置于道德高地，将当权者推到了风口浪尖。
孔子终于吁了口气：茫茫红尘，还是颜回懂我。“提振士气”只是借口，他问了又问，其实是要给自己讨一个说法。自从54岁被迫离开鲁国，他像飘萍般辗转各国。他老了，累了，饶是圣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为实践学说四处游走，惶惶如丧家之犬，究竟值不值？所幸，有颜回力挺，他再无怀疑。
之后，子贡赴楚搬来救兵，楚昭王替孔子解围。虽然他在楚国盘桓时日不多，不久又回到了卫国，但这次情景教学却让他明白：人生，其实就是挺住，无论多难多险，挺住，意味着一切。
其实，孔子的一生，都是在咬牙挺住，无论是面对坚硬的现实，还是缥缈的理想。
他虽生于鲁国贵族之家，但在世人眼里，他只是不光彩的私生子。三岁丧父后，母亲带他到首都曲阜阙里，艰难度日。但孔子是幸运的—此时周朝礼崩乐坏，鲁国却是个礼仪博物馆，保存了大量的经典文献。当别的孩子还腻在娘怀里撒娇时，他已经是个小小的礼仪专家了，他陈列俎豆祭祀礼器，演绎礼仪就是他童年的最大乐趣。
14岁时，孔子已是母亲的有力帮手，学习之余，干各种粗活养家糊口。只是，他知道，这种劳作改变不了命运，一个落魄贵族的后裔，要想重新晋身贵族，只有一条路：完善自己，无论从学业还是品德。不难想象，少年孔子经历了怎样的挫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然而，就在他16岁，学业将成之际，母亲却訇然倒下了。
原本艰辛却温暖的生活，现在只剩下茕茕孑立的一个身影。只是，现在还不是难过的时候，孔子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他必须按礼仪处理好母亲的丧事，并为父母合葬。
这是孔子的成人礼，是孔子为晋身贵族社会交的一份答卷。
这份答卷太艰难——他找不到父亲的墓地。事隔14年，墓地不封不树，遗址早已难觅，更棘手的是，没有人对他说过此事，连母亲也不知道，她被剥夺了参加葬礼的权力。好在母亲生前的邻居肯指点他，最后他终于将父母合葬，完成了这份考卷。
之后，孔子在家守丧。没有母亲的家里，满是悲伤。幸好此时，鲁国当权者季孙氏宴请士人，孔子也去了。他本是贵族，虽说落魄，却一直在努力，未满20岁的他精通六艺，深谙治国之道。这次宴请，群贤毕至，对他来说，堪称人生的预演和彩排。
但季孙氏家臣阳虎的一句话，却将孔子摒弃在这个世界之外：“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这个阳虎和孔子长得很像。孔子不知道，多少年后，这个貌不惊人的阳虎会迅速崛起，甚至执掌国政，并影响了他乃至整个鲁国的走向。
年青的孔子高大帅气，他娶妻，生子，在母亲离世三年后，终于重建了一个家庭。
这一年，孔子被任命为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委吏（管仓库的小吏）。这起点太低，但孔子却不嫌，他管理有序，账目清晰。之后，孔子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这职务更卑贱，他却依然干得欢，饲养洗涮，牛羊肥壮。这些工作是糊口，也是阅历，更是磨炼，将孔子的青春时光打磨得熠熠生辉。
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孔子像森林里的一棵树，吸收一切养料，努力向上生长。他向访鲁的郯国国君学习先代官制，向郑国宰相学习治国理念，向乐师学习琴艺……公元前518年，33岁的孔子又到周都洛阳朝圣——那里有他的偶像老子，通古今之变的文化达人。
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见。老子带孔子参观明堂和太庙等场所，让他翻阅周朝的文物典藏。二人虽引为同调，却同中见异：老子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孔子主张进取，以仁礼治国。这种心理年龄的差异，使孔子青春不老。
在首都的学习，对孔子影响很大，他越发坚定了对周礼的信仰。但他对老子学说还是有选择地吸收：老子神龙见首不见尾，恍若天人；而他只是个脚踏实地的凡人，像老子那样逍遥，他做不来，也不愿做。“设俎豆陈礼容”的童年记忆又顽强地浮现在眼前—此时，孔子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自己的使命：恢复周礼，建设大同世界。这理想太阔大，使他毫无退路。
之后，列国漂泊途中，他屡次遇见过老子的弟子，那些隐士远没有老子的气度，总是劝他避世，嘲讽他，看他的笑话。孔子心里黯然，他知道，他与老子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其实在拜访老子前，孔子已卓有名气，这名气来自他的学问和修养，更来自他的身份—老师。
春秋末期，战乱频仍，贵族没落，士族新兴，社会阶层要重新洗牌。孔子从中看到了机遇—办私学。他本是没落贵族，虽有幸习得六艺，但仕途并不得意。办私学一可糊口，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二可施展抱负，周朝礼崩乐坏，自己补不了天，就教学生去补。
孔子的学生很多，有三千多人，贤者有72人；学生来源很杂，有贵族、平民，这在教育被贵族垄断的春秋时代，实在难能可贵。尤其是，孔校的门槛很低，只要愿意学，不管年龄、出身、智商如何，哪怕拿一块象征性的干肉做拜师礼，孔子都欣然收下，可谓春秋时代的“希望工程”。
孔子的课堂气氛很活跃，鼓励学生各抒己见，有时竟争得面红耳赤。他的教学方法灵活，因材施教，对同一问题的答案也因人而异。比如弟子问“仁”，对颜渊是克己复礼；对仲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樊迟是爱人……
不过，孔子虽臻于完人，但还是人，也会有过错，比如偶尔言行不一。学生子游当县长，效法他弹琴咏歌，孔子笑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对孔子来说，礼乐治的是国，而不是小县城。子游抗议，孔子便当众认错，并不认为学生忤逆他。因为他知道，承认过错是君子行为，更能赢得学生的心。这种人格魅力，使孔子本身也成为一门学问，让学生高山仰止。
于是，孔子的学生越来越多，其中有道德模范，有政治家，有语言家，有学者……在春秋战国之交，这支最有凝聚力、最有潜力的精英团队，成为思想界乃至政治界的中坚力量。
其实，比之教学的曲线救国，孔子更有浓郁的做官情结：做官毕竟可以直接让他实践礼乐治国的理念。
十几年前，鲁国发生内乱，孔子带着学生到齐国避难，屈身做声名狼藉的齐国贵族高阳子家臣，只为曲径通幽，出仕治世。但齐国相国晏婴排斥，齐景公也婉拒，孔子一行只好提着正在淘的米，淋漓而去。
然后是阳虎，那个曾羞辱他、将他挡在季孙氏门外的男人，此时正炙手可热，控制着鲁国国政，并迫切需要孔子这样的祥瑞装点门面。孔子和阳虎虚与委蛇，内心虽想当官，却不能答应：年少时的屈辱尚在其次，陪臣执政则超越了他的底线。
不久，季孙氏的另一宠臣也造反了，来请孔子去辅佐。此时孔子已近50岁，这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算是风烛残年，玉在匣中，可总也没有识货的人……孔子心一横，那就去吧，在费邑，或许能实现自己的治平理想。然而，学生子路坚决不答应他的妥协，孔子只好打消此念头。
好在机会终于来了。50岁的孔子德高望重，加上对阳虎等人的不合作态度，鲁定公和季桓子终于把宝押在了他身上。
官不大，只是县官，中都宰，孔子却不敢大意。这是他的敲门砖，是鲁君和季桓子的试金石。治理小县城对孔子来说自然是如烹小鲜，不到一年，就卓有政绩，成为全国样板。
这时，鲁定公召见了他：“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的回答很大气：“虽天下可以乎！何但鲁国而已哉？”
一向谦逊的孔子如此口气，不是狂妄，而是他对自己的学说和能力有足够的认知和自信。鲁定公的召见就是认可，更是鼓励，孔子有理由相信，在他的辅佐下，不久的将来，鲁国将会称霸，周礼将会复兴，一个新的时代将会如期而至。
果然不出孔子所料，一年后，鲁国面貌一新，他也实现了三级跳，成为大司寇。站在权力的巅峰，孔子踌躇满志，长长地舒了口气。
在大司寇任上，孔子干了两件大事，使得世人对他刮目相看。
一件是夹谷会盟。齐景公要与鲁定公签订友好盟约，但齐强鲁弱，齐人想乘机劫持鲁定公，威慑鲁国。孔子看出这是鸿门宴，临危不惧，拍案而起，把此事上升到亵渎神灵的高度，末了反问道，像这样的事，齐景公该不会做吧？弄得齐景公恼不得恨不得，尴尬至极。齐人不甘心，缔结盟约时加了一条：齐军出战，盟国鲁国要出兵300乘以示诚意，否则就是背盟。
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认同，鲁国就成了附庸；持异议，盟约就结不成。关键时刻，孔子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如果齐国不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而要鲁国出兵，也属背盟。至此，鲁国全身而退，齐国没占丝毫便宜。夹谷会盟因此成为外交史上的精彩瞬间，彪炳史册。
一件是隳（huī）三都。其时，鲁国政权掌握在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手里，三桓割地而据，都有自己的城堡，称为三都。但上行下效，他们虽掌控鲁国，自己却被家臣掌控。此时，三桓急于摆脱家臣，鲁定公又急于摆脱三桓。审时度势，孔子看到了削三桓强公室的可能性。他开始了隳三都—强拆三桓的城堡。
两大城堡都被孔子硬起手腕拆除了。没料到，最大的钉子户竟然是孔子的学生孟懿子。孟懿子明白拆除城堡对自己百害无益，就暗中支持家臣软抵抗。此时，三桓也幡然醒悟，意识到上了当：隳三都明里是帮他们削弱家臣，实则是削弱自己。至此，孔子的隳三都功败垂成。
这些挫折不足以打垮孔子。可紧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事，让孔子坚定了去意。鲁国治，齐国惧。齐国送了鲁国80个美女、120匹马。这样的美女外交，谁都看得明白，何况主政的季桓子？明白却依然受之，且三日不听政，连祭肉也不按程序给孔子送一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孔子曾经是棋子，现在是弃子。
孔子走了，走得远远的，不是他不爱国，而是国家抛弃了他。他想到别处转转，或许会发现新大陆……来送行的只有一个乐师。春天的夜里，孔子和乐师一块唱歌，歌声久久地回荡在原野上。那时，孔子还不知道，这一走就是14年，苍茫云水间，故国从此只在梦里。
孔子流亡列国14年，到过八九个国家，有将近十年在卫国。这说明卫国对他不错。但不错归不错，要卫国接纳孔子可以，但行其道却难。
孔子离鲁投卫，大有弃暗投明之意，卫灵公却不想让卫国变成孔子的试验田，因此只让他吃空饷，不派活。孔子受不了，住了十个月，便想到他国碰碰运气。只是他运气实在不好，路上被人围困，只好又回到卫国。这次，卫灵公给足了他面子，亲自到郊外迎接。
再到卫国，孔子虽有面子，却依然不受重用，还因为贸然和美貌的卫灵公夫人南子相见而落人话柄。后来，卫灵公和南子乘车出宫，孔子的车跟在后面，街上有人唱歌：“同车者色耶？从车者德耶？”尴尬的孔子坐不住，只好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自嘲。
孔子虽然和卫君亲近，但卫灵公仍不用他，向他询问军事，却不问他擅长的礼乐，这让孔子很受伤—他当然懂军事，还培养出军功卓越的学生冉有，但他还是以不懂为由拒绝回答。一次，卫灵公正和孔子谈话，看见一群大雁，就把孔子晾在那儿，兀自欣赏鸟儿去了。
这些虽是小事，孔子却从中看到了大问题：卫灵公在敷衍他。如此这般，在卫国待下去还有何意义？于是，他再一次选择了离开：投奔晋国赵简子。但刚走到黄河边，就听到赵简子杀害两个贤人的劣行，连晋国也去不得了。
其实，孔子流亡没有目的地，是随机的，哪个国家用他，他就会安顿下来。但孔子没有意识到，他的学说是与虎谋皮：诸侯之权源自反叛周天子，他却一厢情愿地要他们守周礼，还天下于周天子。虽然孔子不无悲凉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权力和贤臣，诸侯们会怎么选，不言而喻。
寻寻觅觅中，孔子一行几经周折，到了陈国。陈闵公礼遇孔子，却只把他当博学的先生，丝毫没有任用他的意思，而且不久，陈国战乱频仍，陈闵公也顾不得他了。孔子只好把目光投向楚国，并因此发生了本文开篇的情景教学那一幕。可惜，楚昭王欲聘孔子，奈何朝臣反对，只得作罢。
孔子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起点卫国，又住了四年，在学生的帮助下，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鲁国。此时，孔子已67岁，妻子也于一年前作古。
其实，孔子可以回来得更早些。八年前，季桓子病笃，后悔没能有始有终地任用孔子，一再叮嘱儿子季康子要召回孔子。但季康子怕再落个不能善始善终的恶名，打了个擦边球：只召了孔子的一位弟子回国。
这种把戏，孔子自然清楚，却也无可奈何。好在于国外蹉跎多年，他终于可以回来了。此时的孔子是国宝级顾问，更是季孙氏的王牌：一则可昭示鲁国诚意，二则可笼络人心—孔子学生遍天下，冉有、子路就是季孙氏的得力干将。
鲁哀公和季康子也向孔子问政，这种姿态是必须的，听从与否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喜欢问抽象的大问题，比如怎样治国、怎样使百姓信服，孔子尽可能详尽回答；至于具体问题，比如季孙氏的田赋改革、攻打颛臾等，那就无须征求他的意见，只是象征性地告知一声罢了。
71岁时，孔子最后一次参政，是为了齐国上卿大夫田成子弑杀齐简公之事。孔子上奏鲁哀公讨伐田成子，哀公却要他去征得三桓同意。结果可想而知：三桓是鲁国版田成子，怎会同意讨伐呢？
至此，孔子彻底死心。他年过70，来日无多，既然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何不转向历史文化教育呢？拼接文明碎片，重温历史记忆，也是对周礼的膜拜和致意吧。于是，他删《诗》《书》，定《礼》《乐》，序《易经》，将此五艺汇编成儒家通用教材。
只是，暮年的孔子越来越孤独。尤其是儿子、弟子颜回和子路相继离世，更让他老无所依，所幸他还有《春秋》。这本编年史以鲁史为蓝本，以鲁国为中心，以道统为红线，串起诸侯与周室的珠子，记载了上自鲁隐公、下讫鲁哀公242年的史事。
记录历史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孔子发明了春秋笔法，将现实中不能讲或不方便讲的事，在书中酣畅淋漓地讲出来：将自称为王的吴、楚君主贬为子爵，将周天子被挟持参加践土的盟会称为天子狩于河阳……这位无冕之王是如此苦心孤诣、孤注一掷却又大义凛然，以至于两千年来的野心家如惊弓之鸟，谈孔色变。
这种效果正是孔子所希望的：现实中，他无力恢复周礼、实现大同世界，却在后世文化中建立了一整套井然有序的礼仪，以《春秋》的刀笔之力规范着后人的言行。这个以周公为楷模，一直行走在朝圣路上的男人，也因其传道般的人生实践，在他建立的封建王国中被后人膜拜为一种教主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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