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里的九月，一路浮动着茱萸的芳香，微微寒意如水荡漾。他终于还是来了。
康熙七年（1668）那个秋天，诗人已经花甲之年。默立在无锡惠山祇陀庵边的树林里，枯槁似一截朽木。她的荒冢，山花落，秋草黄。
“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一句句诗行漫上心头“龙山山下茱萸节，泉响琤淙流不竭。但洗铅华不洗愁，形影空潭照离别。离别沉吟几回顾，游丝梦断花枝悟。翻笑行人怨落花，从前总被春风误。……”他想读给她听，却只有自己听到。
是的，他已经老了，一切都不可能重新来过。只有用这最后一首带着他个人风格和心灵温度的叙事长诗《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献给她。伊人的身影得以永留微光，一段幽明异路的半世情缘也画上了句号。
他叫吴伟业（别号梅村），清初吴中第一才子，“复社十哲”之一；她是卞玉京，南曲名伎，“秦淮八艳”其一。
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朱家王朝已山雨欲来，朝廷里阉党乾纲独断，江湖上东林风雨正急，资本主义暗暗萌芽，市民阶层正在崛起……暗处发出的沉沉朽裂声，让许多机警的人听到了国器将倾的不详之音。
江南小城太仓卫。三世仕宦的吴家已经中落，一个男婴的降临方有了一些喜气。这个被取名为伟业的孩子身体羸弱，却少年早慧。七岁入泮，八岁被人惊为奇才，十四岁就已通春秋、三史，落笔为文，洋洋洒洒。头角峥嵘的少年，吸引了“七录斋”里一束如炬的目光。被当时的古文大家、庶吉士张溥收为入室弟子，对他以后的治学之路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张溥除了做学问，还在忙着和张采联合大江南北各文社，天启四年（1624）统一为复社，吴伟业成为名列“十哲”的核心人物。这个组织名义上以学术为标榜，实则是继承东林余响，在野讽议朝政、针砭时弊、裁量人物，一群青年俊彦左右着社会舆论，入社者中东林后人众多，因此又有“小东林”之称。
崇祯四年（1631），吴伟业二十二岁。中举后进京参加会试，就卷入了一场权力的博弈，初尝政治的险恶。当时的内阁首辅是与复社关系密切的周延儒，周是常州府宜兴人，正在广罗门徒。在和吴家有些世交乡谊的阅卷房师李明睿推荐下，周延儒将吴伟业定为会试第一；然后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但名次一般由阅卷大臣草拟呈皇帝批准，周延儒又将吴伟业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的人选。这引起内阁次辅、周延儒的政敌温体仁不满，指使御史上奏参劾主考官周延儒舞弊。官司打到崇祯皇帝那里，崇祯亲自复审了他的试卷，大加赞赏，在试卷上御批“正在博雅，足式诡靡”，意思是文章好到可以为天下读书人作文的范本。皇帝这样表态，谁还敢闹腾？吴伟业不仅顺利荣登榜眼，这年崇祯帝“特撒金莲宝烛，花币冠带，赐归里第完姻”，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光华满路，荣动一时。这是吴伟业一生最荣耀的时期，崇祯帝在他心里恩重如山。
年少朱衣，春风得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于一个初入翰林院的年轻人来说，怎能预知到人生的两面？繁盛妖娆、步步生莲的阴影里，可能正是荒凉冷落，处处惊心。从峨冠博带的那一天起，梅村就被牢牢吸入复社与温体仁的党争漩涡，“难拒师命”被恩师张溥推到了第一线，处于和明末中央政权黑暗势力斗争的风口浪尖，几次差一点陷入大牢。思想的空间再大，现实能做的努力很少。腐朽的政治和凶险的官场加上张溥的离世，让他寒心消沉，借丁忧的机会回乡隐居了。
崇祯帝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家乡，他“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吴母）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乃已”。可是复社和阉党的较量并没有因为民族矛盾、时局困境而消停，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明的灭亡。他的社友前赴后继蒙难，一百多人用生命谱写了惨烈的忠义悲歌，唯独他数度死里逃生、多次幸免于祸，可又是谁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呢？
贰臣传的上榜者
康熙十年（1671年）去世的吴伟业根本不会想到，纠缠半生的锥心之痛，又一个百年之后依然不能随他的灵肉湮灭。
明亡后，弘光小朝廷召他去做了两个月的少詹事，目睹南明政局，知国事已不可为，即告病致仕。不久清军南下，小朝廷覆灭。他既没有挺身抗拒的勇气，也不敢冒投降的骂名，于是选择了做遗民，只求过过“贫贱安亲，诗书养志”的日子。可“树欲静而风不止”，何况还是疾风骤雨。
时局很糟糕。有人敲门了。
八旗兵一路南下，却在江南遇到最大的抵抗，所以对江南的镇压也最残酷。“扬州十日”、“江阴屠城”、“嘉定三屠”等血腥的暴力征服之后，消极不合作的广大遗民也被政权没有稳固的清王朝视作潜在的威胁。虽然借镇压起义扩大株连、罗织罪名杀了一批，但是杀人总会激发更大的仇恨，所以又采用了另一手的怀柔政策，“以汉治汉”请他们出来做官，以此分化遗民队伍，削弱政治对抗。顺治九年（1652）的“诏起遗逸”让吴伟业的忐忑变成了现实的压力。
名望越大危险越大。吴伟业学富才高、名满天下，被他的好哥们“东林二代”侯方域赞为“海内贤士大夫领袖”，是前朝遗臣、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这等人物清廷怎能放过？诏书一出，果然就有人举荐了他。这些归降仕清的汉族大臣们内心里的小九九也很复杂，他们既不愿意让他独自清流显得自己名节有亏，也是为了朋党之争的需要。
消息传出，果然在士人中激起各种议论。侯方域立马来信劝阻，言辞切切：入清十年来，前朝有声望的人物“沦没殆尽”，作为复社仅存的领袖和当时的文坛宗主，他是汉族士人理想和信念的维系，关系着士人们复明意志的张扬与销铄。梅村当然清楚这一点，千百年来“不事二姓”的封建道德正统观念告诉他，只要迈出这一步，就是洗刷不去骂名的降臣、贰臣，就是道德耻辱柱上的历史罪人。他小心翼翼、可怜巴巴地给举荐者回了信，说自己少年咯血，久治不愈，如今病得更加严重，恳请体谅。顺治十年（1653）四月还冒雨亲自跑到南京面见举荐者，请求高抬贵手。
可是，恰恰他又忘记了韬光养晦的古训。
复社中有两个社团相互攻讦乃至要自立门户，梅村以前辈身份去调停。这次盛大的社集在苏州虎丘召开，参会者达几千人，大会通过了“奉梅村先生为宗主”，主持两社合盟。而当时清廷已经在加紧部署禁止立盟结社的活动，并颁布天下，他在和解社局的同时，也引火上了身。
风雨飘摇的秋天，诏书果然下来了。抗命的后果很严重，还将牵连全家。“双亲惧祸，流涕催装”，“但若盘桓便见收，诏书趋迫敢淹留”，这是吴伟业最艰难的一次面向生存的选择，内心充满了巨大的矛盾与凄凉。一端是忠孝难全，一端是斧钺凛然，他无法回避父母家人的态度，这个道德包袱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史稿·文苑传》评价“伟业学问博赡，或从质经史疑义及朝章国故，无不洞悉原委。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不自标榜。性至孝，生际鼎革，有亲在，不能不依违顾恋，俯仰身世，每自伤也。”
他心情怫郁，大病一场，扶病入都，写下著名的《贺新郎病中有感》，“吾病难将医药治”，透露这是心病。赴京途中经过淮阴时还写下“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表达没有追随思宗殉节的悔恨。违心出仕，愧对明朝的痛苦从此一生如影相随。从顺治十年九月被迫征召入京，到顺治十三年（1656）借嗣母之丧乞假归里，在京仕清供职不足三年，任秘书院伺读一年多被提拔为国子监祭酒，从此坊间呼之“吴祭酒”，却是他最不愿意接受的称谓。其《自叹》诗云：“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这段经历他负愧终生，自知对社稷、对民族、对士论都无可解释。最后自己得出一个结论“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临终之际自称“天下大苦人”，可谓沉痛至极。甚至在遗嘱中交代“吾死后，殓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这是他一生心迹之最后表白。
历史又冷冷地开了一个黑色玩笑。
甲申国变，一批忠孝节义的明臣因为挺身抗拒遭遇灭顶之灾，也有一群望风归附、降清失节者却继续登台拜相。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为了缓和民族矛盾，达成统一思想，意识形态的风向突然调转了一百八十度。乾隆帝不光大力表彰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忠臣，乾隆四十一年（1776）还下令编纂《贰臣传》，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打入另册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在是大节有亏，深意在“崇奖忠贞”、“风励臣节”。《贰臣传》又分为甲乙两编，对清朝赤胆忠心、积有功勋者编入甲编；毫无建树的编入乙编，比如这位“吴祭酒”。如果他地下有知，当初一定咬断舌根也随思宗而去，倒免了再遭这般奇耻大辱，白纸黑字贻笑千古。
卞玉京的意中人
吴伟业身处一个剧烈动荡充满未知的时代，山河破碎，个人命运如飘蓬断梗。崇祯十六年（1643）春天的那场邂逅，以美丽开始，却以苦涩收场。
这个叫卞赛的女子，从秦淮的烟水中袅袅走来。虽然少时沦落风尘，但是美慧双全，诗词书画及琴艺，都有高妙的造诣，尤善画兰，名传一时，被称为“秦淮八艳”之一。十八岁时，侨居苏州虎丘山塘，虎丘本是复社召开大会之地，她因而结识复社文士多人。卞赛对吴梅村一见倾心，大胆而热烈地抛出绣球……《过锦树林玉京道人墓并序》诗序中如此自述“与鹿樵生（吴伟业别号）一见，遂欲以身许。酒酣，拊几而顾曰：‘亦有意乎？’生固为若弗解者，长叹凝睇，后亦竟弗复言。”佳人双眸剪水、眼波轻扬，粉黛含春、朱唇轻吐这句许以三生的试探，他不是听不懂，只是不敢应承，竟而装傻充愣报以茫然不解的表情。玉人长叹一声、深望一眼，从此不再重提。
依照明末的道德标准，士大夫青楼狎妓是风流传统，但大礼婚娶妓女，则不仅是伤风败俗、悖礼乱伦之举，还会招致严厉的处罚。吴伟业毕竟是国家公务员，家里还有一妻二妾，不能不有所顾忌。回避了婚娶，却没有舍弃爱情，他在《梅村诗话》中写到“余有《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而《西江月》、《醉春风》共四首，均是出名的艳词，可以看出他和卞玉京有过甜蜜的双宿双飞。
而后，渔阳颦鼓，天崩地坼，在鼎革之变的流离中，卞赛为避乱而换上道袍，道号“玉京”。吴梅村继续陷于官场的泥淖，鸿断鱼沉，但不曾忘却。顺治七年（1650），双方的老友钱谦益、柳如是曾经安排了一次见面，可是卞玉京拒不相见。吴梅村空自惘然，为她写下《琴河感怀》（四首）。他说“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佳人明白他的意思。嫁到浙江，可是并不幸福，几年后就“乞身下发”，长斋绣佛、青灯黄卷十多年，归葬于惠山祇陀庵。
他和她，都是一见钟情，只不过她更磊落坦诚，而说他假意，也有一点点真情，可是这真心压根儿经不起瞻前顾后的优柔。这种作风，与他后来在涉及千秋名节时的临事怯步如出一辙。他也在《临江仙·逢旧》中承认“此生终负卿卿”。
康熙七年的凭吊也不是专程为她而来。据《吴梅村年谱》记载，他这次来无锡主要是拜谒知县吴兴祚，还参与了一系列社会活动：
“九月，往无锡，谒知县吴兴祚，十七日，为作《云起楼记》。又尝为其亡母撰墓表。
为秦鉽亡父作神道碑铭。
与姜宸英、严绳孙、顾湄同过秦松龄之寄畅园，作诗咏胜。
……”
只有她，如烟花明艳一时，比二泉冷月更寂寞。
我很想知道祇陀庵今何在，无意间于1924年3月14日的邑报《新无锡》上发现了一段旧闻“女冠卞玉京，明末秦淮才妓也，艳秀与香君齐名。时大清驱百战之兵蔽江南下，南都势孤，遂致勿守。玉京偕雏鬟仓皇出走，至吾锡祇陀庵止，削发为尼，卒后葬庵侧，但邑志未尝采入，后见吴梅村诗集始知耳。祇陀庵在惠山之麓。数百年来屡经变更，庵已颓圮，其地又为山民盗卖作为殡厝之所；卞墓既夷，势难查访。庚申（1920）暮春，余归自宣南，邑中耆旧约吾昆仲同往听松山庄扶乩，山庄距庵甚近，是日降沙者为山庄土神，徇众之请，遂往山中访查，仅示庵址而已，至于玉京道人埋骨何处，迄未指示也。”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梅村体的史学观
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博学多通，诗文词曲书画均有涉猎，还有杂剧、传奇剧本问世，又身当鼎革之际，阅历兴亡，在清代诗家中，诗名最重，开“娄东诗派”之端绪。他的诗今存千余首，多有关时事，尤擅叙事长篇七言歌行，世称“梅村体”。
吴伟业抱着为一代兴亡存照的责任感，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善化史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以唐人格调，写目前近事”，独具一格。研究者叶君远评价为“事俱征实”，这是他的一个原则，“可备一代诗史”。“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也奠定了他在中国古典长篇叙事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继《长恨歌》以后达到古代叙事长诗新高度的作品。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故事为线索，将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放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千古名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直指吴为一己私情沦为叛臣贼子。全诗采用倒叙、插叙等结构手法，规模宏大，情节波澜曲折，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夹叙夹议，极具批判力量，被《清史稿》认为是“梅村体”诗史风范和哀怨情韵相结合的第一名篇。
黍离之痛，故国之思，吴伟业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景，他写王公贵族的命运荣枯（如《永和宫词》、《洛阳行》、《萧史青门曲》等），他写战争起义的历史走向（如《临江参军》、《雁门尚书行》、《松山哀》、《圆圆曲》等），他也以歌伎艺人的视角叙述南明弘光朝的衰败覆灭（如《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等），他还以平民百姓为中心，揭露清初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恶政和下层民众的痛苦，如《捉船行》、《芦洲行》、《马草行》、《直溪吏》和《遇南厢园叟感赋》等，故有清初小杜甫之称。
苟全性命却堕入失节辱志的痛苦深渊，身仕二姓的悔恨也是他后来重要的写作题材。《梅村家藏稿》以仕清分前后两集，“立意截然分明”，临终前留下绝笔诗：“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他不是史可法、张煌言、杨廷麟、陈子龙，少了引颈试刀的坚毅刚烈和“宁为玉碎”的铮铮铁骨；他也不是吴三桂、洪承畴、马士英、阮大铖，没有自竖降幡卖身求荣，更没有丧尽良知为虎作伥。他在“以礼自律，言行不苟”的家庭中长大，内心有着封建道德基本准则和价值尺度，但是软弱与苟且，似乎看上去轻描淡写的弱点，分裂了他的准则，成为改变他人生的致命伤。
他只是一个小城的学霸，写下过“世间何物是江南”的一介书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始终在宿命的困境里挣扎的悲剧人生，一个与哈姆雷特同时代又同样被“生还是死”问题困扰的杰出诗人，终于还是在诗的世界里，找到了灵魂的自我救赎，找到了生命的坦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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