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温泉显龙山上的“水流云在”）
一个多月前，我去位于温泉的老年医院帮母亲开药。杨哥知道我没事就喜欢到处考古，很早就给我说过，老年医院里有辛亥革命遗迹，和英敛之碑文。我开完药后，便自己个儿在医院里面登了回小山坡。
回家后记了一笔：......穿着高跟鞋巡山西上，有一巨大石碑，上有摩崖石刻“水流云在”，为宣统退位次年，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辅仁大学暨大公报创始人）携妻子和儿子英千里登显龙山所题，作为满清遗老，英敛之借杜诗表达了对旧时代消亡的无奈，时间过去了，留下的不过是斑驳记忆。
我的朋友真是了解我，见我说起英敛之、英千里，不一会儿就把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发给了我。前些日子欠朋友的读书笔记太多，还真没时间看，倒是这些日子阳了在家，连卧室都没出过，就顺手把《水流云在》读完了。
不是文化界或戏剧界的，知道英若诚其人的可能不会太多，但看过《我爱我家》和《围城》的几乎都知道演员英达，对，英若诚就是英达的爹。
我18岁那年，见过一回英若诚。当时他已经是文化部副部长。学校组织我们去金牛宾馆开会，听北京来的领导讲话，我不记得英若诚讲了什么，但我至今记得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电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在开会期间溜到电梯里，上上下下坐了好多趟，还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找了很久差点找不到谁是苍老师本尊）
再往后，一些做当代史研究的朋友曾跟我说过英若诚的“间谍”生涯，这个消息令我十分震惊，也因此，英若诚的形象在我这里打了点折扣。
但读完《水流云在》后，感受又发生了变化，觉得这个小老头儿还挺可爱，对于他49年后的种种行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人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苦难，教会了身临其境的这些人某种生存哲学、生存智慧。
英若诚是满族人、天主教徒、知识分子，艺术家，父亲49年去了台湾......这些身份，注定了他的人生不会平坦。
他的祖父英敛之，来自满洲赫舍里家族，但到英敛之父亲这一辈儿，已经沦落到摇煤球了，英敛之靠捡废纸练字，但差点被道士卖了，被书生救下后，做了门下书童。陪师傅去给贵族家小姐上课，与爱新觉罗家的格格自由恋爱，还被允许成了婚，身份一下就皇室贵胄了，1898年，他跟康梁一样，都是积极的改良派。慈禧后来大赦天下，本来姓“玉”的英敛之被赐了“英”姓，英敛之携妻儿从海外归来，先后创办了《大公报》，开设了辅仁大学，并为英家后人自小学习一口良好的英语创造了条件。
他的父亲英千里，12岁考上剑桥，24岁从伦敦大学毕业回国，精通5门外语。当年蒋先生最想找的两个翻译，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英千里。英千里子承父业，成为北京有名的教育家，1949年前往台湾，1960年在台湾复建辅仁大学，与大陆亲人天人永隔，终成憾事。
英若诚的自传，并没有如其他人的自传那样，按照时间顺序，从小到大讲流水账。开篇就用两章记述自己和妻子坐牢的经过。当我读到英若诚写他1971年6月21号生日那天，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场景，忽然有种会心一笑的场景感。
（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
英老爷子说：「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北京的状况很糟。经过TAM和东单时，我注意到街上行人很少，没几辆自行车。北京似乎成了空城。
“人都上哪去了?”我问人事处的人。
“到农村、干校去了。”他答道。」
毫无疑问，这正是十多天前北京城的面貌，街上没几个人，商场大多关闭，西单商场发了一份公告称，商铺到岗率20%不到，因为大家不是阳了，就是十混一疑似阳了。历史用这样的方式轮回，令人啼笑皆非。
英若诚在监狱里呆了三年，他的妻子吴世良与他同日被捕，曾关在北京西南同一个看守所，但彼此不知道。他的妻子比他早几天出狱。在监狱关了几年，英若诚都认为是自己出身不好导致的，直到末期，才终于想明白，很可能是为彭真工作过。
英若诚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人艺工作前，即与同学吴世良结婚。关于结婚这事，我也笑了半天。那时候，革命胜利了，老革命都以胜利者的姿态进京了，长得漂亮的女大学生，都被分配给老革命，英若诚担心长的好看家世又好的吴世良被“分配”了，赶紧下手结了婚。
英若诚进入新北京人艺后，与曹禺、焦菊隐这些戏剧界的前辈搭档合作，演了不少话剧，仅头一年里，就在老舍编剧的四出戏中扮演过角色，这四出戏分别是:《龙须沟》、《家庭代表》、《骆驼祥子》和《茶馆》。
（英若诚在《茶馆》中饰演刘麻子）
英若诚名声大振，这时候有人通知他，一位重要人物要见他。来者正是彭真，彭真说英若诚有在多所教会学校读书的经历，英语好，认识的人包括外国人多，希望他为党工作，隔一段时间向有关部门汇报一下他认识的这些人的情况。
因为接待外宾，英若诚夫妇受到厚待。自传合作者康开丽说，英若诚夫妇招待完外宾后提交的报告有二十～五十页厚，装进一个档案袋里，袋子上写着化名“Wuying”（音）。
康开丽在序中说，英若诚不愿在自传中讲自己从事情报搜集工作的事，他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同时也担心外国读者看了之后会搞不懂，一个人怎么既跟外国人是好朋友，又在背后向政府提交关于他们的报告。
英若诚在病床上对康开丽说：“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
英若诚没有绕开良心这道坎，他把自己所经历的过往终于说了出来。这是人类精神中一道伟大的底线，即使离去，也要光明一点，坦荡一点。
英若诚监狱回来半年后，又去了天堂干校劳动。从干校抽回来后，排的戏都无法上演，江青那会儿是文艺界的总导演，英若诚断了做文艺的念头，设法调去了外文出版社下面的《中国建设》工作。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在法文版的《中国建设》工作。两人认识不久，高行健坦率地叹息工作无聊，说他对人艺很敬重。对英若诚自愿离开人艺调到《中国建设》感到十分不解。
“搞文艺没什么前途。”英若诚回答说：“我们只能演些宣传戏。如果搞宣传，还不如来《中国建设》。何苦留在人艺，假装艺术家。”
“可我想当艺术家。”高行健问英若诚：“你能帮我进人艺吗?”
英若诚找了曹禺和于是之，高行健还真的进了北京人艺，写了几部好戏。
1976年后，北京人艺经常问外文出版社借英若诚回去演出，外文社说：老虎借猪，还有还吗？借来借去不合适，1979年，老舍剧作《茶馆》的重演和翻译，让英若诚再次回到北京人艺。
《茶馆》重新上演。大概是经过多年的动荡不安，人们开始意识到过去的社会秩序丑恶的一面不是那么轻易就会消失;老舍在《茶馆》中描述的现象是对过去社会的控诉，但类似的情况又离奇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结果是观众和演员都从剧本台词中读出了新的含义。
（英若诚引进翻译并主演《推销员之死》
英若诚最成功的翻译引进作品毫无疑问是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我看这部戏的时候已经是2012年李六乙导演，丁志诚、卢芳主演的版本， 那时的英老爷子已经去世9年，但在当年，不用头套不沾假发和胡子，用中国人的面孔去演绎外国人，并且要向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中的观众演绎什么叫推销、什么叫保险，而且，还有婚外恋，这可真是不小的难度，但这部戏成功了。
与阿瑟·米勒认识的时候，英若诚请以旅游客身份来中国的阿瑟·米勒到人艺看新戏《蔡文姬》，看完之后，曹禺等人坚持让阿瑟点评。外国人真是耿直boy，阿瑟说:“演出是精彩的，导演的艺术手法是我见过最好的之一。至于剧作家，我感到有许多方面可以改进。”
居然有人敢批评郭沫若！一个世界著名剧作家就这么说出来了，而且还没完：“剧作家在创作这个剧本时犯了个错误，是初学者通常容易犯的。整个故事，剧本的剧情在第一幕中己完全展开，没有留出发展的余地，下面就没有了故事，这是剧作家在创作中应该忌讳的。”
谢天谢地，郭沫若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
没有人敢说话。最后，曹禺第一个鼓掌喝彩:“说得好!说得好!”
（英若诚）
2003年12月27日，74岁的英若诚因病去世。在他故去19年后，我读完了这本并不太厚的自传，内心颇多感触，这个出生优渥、自小精灵古怪、接受过最优等的教育的戏剧天才，几十年里也难免卷入政治漩涡，被迫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到了自我保全上，用到了监狱的各种发明创造上。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总是想方设法获取一点点自由，并且始终如一地保持乐观、幽默、创造力，这样的人是有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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