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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山湖间,一蓑烟雨任平生


《小窗幽记》之言:“人生待足,何时足;未老得闲,始是闲。”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赵孟頫为苏东坡画像 ▲


苏轼这个人一生不得志,他在书法艺术的巨大成就和他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是苏轼在写给子由的一个论修养的帖子中的两句话。这两句话实际上表现了苏轼对自己的性格的自觉和执持。这是苏轼从年轻时代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后来,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又成为他超离困苦的手段。


苏轼天生率真,藏不住自己。当初,出任杭州通判时,他的表兄文与可曾赠诗相诫:“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这是劝诫他不要打听朝廷政事,不要吟诗讽喻时政。这在过去本是仕途避祸常识,但苏轼做不到。胸中有愤懑,岂可不发?他终于写下了后来在“乌台诗案”中可以让人捉为把柄,入他于罪的东西。在他自己的诗文面前,他也不能不承认,确有怨望之心,讥讽之意。这次冤狱险象一过,他就又管不住自己了。出狱当天,他一高兴,便挥毫写下: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名声不压低。

塞上纵失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到江西。


这是显而易见的不服气。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容易遭受失败的率真性格,往往带有乐观豁达的特点。


苏轼《渡海帖》 ▲


苏轼是乐天派。在进退成败生死荣辱未定之际,他难免心存忧虑恐惧,可一旦既成事实,他的心又立刻安定下来。心稍安,他那智慧的双眼和那一颗情趣无穷的心就会迅速发现事物中的种种妙处。


在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先住在一驿亭里,这驿亭叫临皋亭。本来一驿亭,景致未必如何,但在苏轼的眼里便不同了:


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


临皋亭下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建居苏轼又写道: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哪里是贬谪黄州。这里所描绘的景致,又岂是直观所能尽得,作者的心境和想象力才是主要东西。有闲情逸致,方能做得江水风月主人,有慧眼才思,方能把江水风月安排得美不胜收。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写下了享有“天下第三行书”美誉的《黄州寒食诗帖》。


当时,苏轼的境遇仍然十分窘迫。从诗中可以了解到:他临江而居,在“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的寒食节,“小屋如鱼舟,蒙蒙水云里”,昔日与友人宴聚畅饮、欢歌经日的场面,已成碎梦,眼前是“空庖煮寒食,破灶烧湿苇”,尽管还没有沦落潦倒于江湖风尘之中,却已身没篙莱。他的望阙之心枯萎了,瞻念前程,终于发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哀叹。凄凉的景象触于目而痛于心,情绪低落到“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地步。


苏轼 《寒食帖》 ▲


黄庭坚跋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

释文: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苏轼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在苏轼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成了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黄州数年,苏轼靠自己躬耕吃饭,混迹与农夫渔夫之间,非但不觉丢了身份,反而以“不为人识”,相互推搡为喜。有身份地位时,他感到的是自己发挥了别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因此乐趣无穷。没有了身份地位,他又发现除去了责任负累,浑身轻松,心态格外闲逸,清爽,自由自在。


苏轼《归安丘园帖》 ▲


苏轼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在《安国寺记》里这样写倒: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 在苏轼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


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轼案中,王巩获罪最重,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轼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


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


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


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停,他的说法又不同。章停官居参政谏议执事,曾经写信劝苏轼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苏轼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


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 而公乃疑其再犯也, 岂有此理哉?


元丰六年(1083),苏轼又有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黄州谪居生活,是苏轼仕途中的低谷,却是他艺术创作中的高峰期。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文学名作都写于这一时期。虽然他仍然豪放地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可是,政治上的倾轧他造成的戕害深深浅浅地在心灵深处划下了一道道伤痕,使他歌诗赋词有所顾忌,于是借怀古、咏景、悼友、记事一类的题材来曲折的抒发胸臆。


苏轼曾经说自己“生平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这时的苏轼,如果真把作诗写字当作乐事,大概也是排遣郁闷的苦中取乐了。心绪如此低落,握管书写诗文,在哀痛伤感中不经意写去,欣赏者可以体察出苏轼书写之际情绪的起伏不定。他提行写第二首诗“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时,情绪似乎骤然浓烈起来,情感的闸门完全打开,书法的形态也随着情绪化了。似乎满腔的不平之愤夹杂着无可奈何的哀怨,通过这样的书法形式不可遏制地喷吐而出。

   

老海还是再说说苏东坡的这个《黄州寒食诗帖》。此帖论诗论字,都一气呵成,笔势由迟疑而放达,用笔由挺进而偃卧,随着情绪的变化而起伏,将诗、情、书三者融为一体。苏轼作书主张“无意于佳乃佳”,《黄州寒食诗帖》无意中成为实践这一创作思想的经典作品。


苏轼 《寒食帖》局部▲

    

乐观的人,总是以豁达的心态向人生的乐处看,而且总觉得事事都可乐。富贵有可乐,穷困亦有可乐。

    

到了惠州,苏轼最大的发现,是此地无酒类的官方专卖,每家各有家酿。由此时起,他开始品尝桂酒,这时他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知己。苏轼写了至少有五六篇酒赋。苏轼写过一篇“酒颂”。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他描写陶然微醉的快乐,也会为之神往的: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在惠州,可怜兮兮的苏轼身体不佳,想弄点羊肉而不可得,只好买点羊脊骨,熬汤剔肉来吃。并将此事记下:


惠州市寥落,然每日杀一羊。不敢与宦者争买,时嘱屠买其脊骨。间或有微肉,熟煮熟漉,若不熟则泡水不除。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得微肉于牙綮间,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堂庖,所食刍豕,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语虽戏,极可施用。用此法则众狗不悦矣。


苏轼《啜茶帖》


苏轼率真自然旷达幽默,虽然本乎天生性格,但又不止于此。他在对自己的天性自觉基础上,形而上到一个更加美好的、形上的精神境界中。这种境界缘自庄子的逍遥思想。他曾说过:“早岁便怀齐物志。”后来接触佛教,在修养方法和哲理上又受了不少佛教的影响。但他的境界与庄子、佛教又不相同,他不排斥现实,对现实保持一种不即不离、能入能出的关系。入世则膏泽斯民,退身则独得其乐。身在尘中,心出尘外。混迹世俗而无所挂碍。苏轼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不离世俗的神仙境界。


苏轼《东武帖》▲


《前赤壁赋》非常艺术化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境界。实际上,这种境界本身就是艺术的: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苏轼并不是在写实。在这里,一切现实的东西都被虚化,从而造成了一个虚无飘渺的神仙境界,一种纯美的境界。这就是苏轼的精神境界。只要有了这点精神,万物莫不一点即化,脱其重浊之躯壳而现其空灵之本色。无论何种自然环境和人事机遇,均不足为心之桎梏负累了。轻松欢乐,风流倜傥正是从这种境界中生出来的。眼前的赤壁美景,也无非是他那飘然欲仙的精神点染出来的。


仕途的坎坷,使苏轼产生了一种退隐思想,不仅是对政治上的退避,甚至也是对社会的退避。为此,他把满腔的激情寄托于文学艺术。对书法,苏东坡如是言:“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石苍舒醉墨堂》)“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记》)在苏轼眼里,书法的功用已起了变化。书法亦如同棋类一样属于游戏。成为排忧解愁、寄托心灵的一剂良药。


苏轼《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苏轼人生观空间视角的选择,是基于他对于空间认识而决定的。“物非有大小”,他认为空间的大小,万物的大小都是相对而言的,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大至无穷;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小亦无尽。于是苏轼选择了这样的空间视角:心游于物之外。他认为,“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则将“物有以盖矣。”(《超然台记》)东坡居士心游于物外,也是心游于心之外,即从主观情欲中解脱出来,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苏轼《致季常尺牍》,又名《一夜帖》▲


古今有多少英雄豪杰、文人墨客曾咏叹人生的短暂,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王勃“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但苏轼却能不同凡响,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生命历程。“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前赤壁赋》)


苏轼的旷达的人生态度,不是奢谈,而是实践,是其一生努力追求的境界。苏轼一生坎坷,身世几经沉浮,浪迹天涯海角。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不论自己的遭遇多么不幸,环境多么恶劣,他都能以旷达的心态看到生活的光明和美好的事物存在,远处江湖,却能随遇而安,或“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或泛舟赤壁,“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居岭南之野,却有诗道:


浮罗山下四季春,卢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远处异地他乡,苏轼也常苦于骨肉分离,不能团圆,但他终能豁达处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全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的人生观是对自我的超越,因而也是对自我的获得。“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他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蓑烟雨任平生”,正是他一生的形象写照。


苏轼《跋王晋卿藏挑耳图帖》▲


苏轼的晚年在频仍的政治打击下,醉心佛道,人格心态和艺术上追慕晋人陶渊明,“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答程全父十二首》)并作和陶诗百首。即便品评书法,苏轼也崇尚一种东晋风格:“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跋秦少游书》)苏轼便把晋人风味“萧散简远”作为诗歌、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提了出来:


予尝论书,以为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


苏轼是位典型的文人,他视书法为游戏,一种能体现他修养、情趣的雅事,将他作为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工具,文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艺术和生活融于一体,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因此把书法与人的精神境界联为一体是自然而然的。


作为文人,苏轼有其孤高自傲的一面,书法就是他表达这种清高的手段,所以他又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书如其人”的传统观点在苏轼这里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和继承。


当然啦,老海也认为,书法不仅是一件乐事,而且能寄托人的情操,难怪苏轼会乐而忘忧。在他的书法中表现出的创造精神,正是这种心态的结果,因为能寄托他的情感世界,他则努力创造出一种前无古人的艺术风格和境界,以实现他的独立的自我人格价值。


东坡诗稿▲


如果说取意是苏轼学习传统的主要方法和追求的话,那么得意并写意则是他最大的收获和成就。学习书法能做到得意而忘形,当然也不是俗手所能达到的。苏轼笔下抒发出的完全是他自己彼时彼刻的情感心态。与蔡、米不一样,他对古法甚至是不以为然的,且看他《题王逸少帖》后的一首诗: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

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童。

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

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

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

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


(老海注:颠张,指唐代草书家张旭;醉素,指唐代草书家怀素)


这分明是对那些标榜古法者的抨击,同时又对自己书法审美充满自信的肯定。又说: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忧。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绸。


纵观苏轼一生艺术心态,贯穿其中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自然率真、不事雕琢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非常难得书法精神。


苏东坡这个人,我辈远不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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