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古国

              龟兹古国

    龟兹绿洲是塔里木盆地最重要的绿洲。全境中高山、大河、绿洲、沙漠并陈,自然景观雄险、奇异、博大、壮丽。龟兹古国是古代中国西域举足轻重的大国,位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是西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是西域人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光辉旗帜。

    走进龟兹这片东西方文明拥抱的神秘圣地,可以充分领略丝路文明的辉煌,深入探寻龟兹文化的真谛,尽享佛教艺术的美妙,体验古代文学丛林的幽深。

一、龟兹人的源头在哪里

    至少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龟兹已有人类居住。他们究竟属于何种人,史书无明确记载。

(一)早就发明了弓箭

    早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旧石器时期,龟兹人已能用石器、骨器制造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发明了弓箭。

(二)农业和游牧文明的融入

    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新石器时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后,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温宿县北部天山包孜东乡小库孜巴衣发现的岩画中,可以看到龟兹原始社会狩猎、放牧及兽类被追逐的生动画面。它位于龟兹天山北麓和静县哈尔莫敦乡察尔乎沟一号墓地,这里还出土了大量畜牧业用具、牲畜骨骼和大批装奶用的带流嘴的陶器,有一件残陶罐上绘有一只骆驼。由对这些距今3 0002 000年左右的出土文物分析来看,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群以畜牧业为主,同时还兼营农业、狩猎和手工业。

    在罗布泊以北库鲁克山兴地岩画上,便可以看到当时行猎及游牧业发展的盛况。其中一幅牧驼图上,刻绘有11只骆驼、一只山羊和两个牧驼人,另一幅骆驼驮运图上则刻绘有五只正在驮物的骆驼,另跟随一个骑驼人、一匹马及一条狗。说明自远古时期起,从罗布泊通向龟兹的大道上,骆驼就是龟兹人祖先的重要驮运工具,也暗示在龟兹,绿洲文明和游牧文明很早就发生了接触和融合。

(三)东西融合的史前文化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不同人种、不同血缘和不同人文地理背景的居民往往创造出不同类型的文化。细石器时代后的铜石并用时代,以船底形石核石器为代表,具备中原文化特征的细石器的东方型文化与以几何形石器为代表、具有中亚文化特征的石器文化,一齐进入龟兹地区,两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形成了古龟兹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在龟兹古国境内,至今发现的铜石并用的遗址有四个:柯坪遗址、阿克苏城东遗址、喀喇玉尔衮遗址和库车县南郊的哈拉墩遗址。

(四)史前时代的艺术珍品

    人类最远古的历史时期,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石器在狩猎和农耕劳动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直至青铜时代仍然广泛地应用在生产和生活中。只是这些磨制的石器,制作技术更加成熟。由于琢磨和切割工艺的应用,各类石器的造型更加多样、准确、实用和美观。广袤的龟兹大地,其天时和地利曾孕育了悠久的灌溉农业文化。考古发现,刀耕火种的定居种植遗址主要发端于河流中下游的古老绿洲之中。明确可见与种植农业生产有关的实物资料,主要有石质的各类农具,如磨制的石斧、石锄、石镰、磨盘等。石镰曾是古代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工具,龟兹地区也不例外。如阿克苏县东喀喇玉尔衮、库车的哈拉墩、轮台的克尤克沁、拜城的克孜尔等遗址都有发现。尤其是克孜尔墓地出土的石镰造型比例合理、实用、美观。这些石镰均呈长条形、弧背、凹刃或直刃,一端收缩成尖,另一端宽圆钝或斜直,便于安装木柄用以收割农作物。石镰的使用是绿洲农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的里程碑。这类石镰的形制与我国青铜时代的殷墟石镰,中亚两河流域、费尔干纳青铜时代的楚斯特石镰大体相同。石镰不仅是亚洲地区远古农业生产中的农具,从其磨制工艺和造型看,无疑也堪称史前时代的艺术珍品。

(五)龟兹古国的青铜文化

    龟兹境内的天山和确勒塔格山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其矿带分布广、埋藏浅,极利开采,为早期铜矿开采和冶炼也为青铜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克孜尔墓葬出土的铜器主要有铜斧、铜镜、铜勺、纺轮、锥、扣、项圈、耳环等小型生活用具和装饰物品。

    出土铜器的鉴定表明,其加工工艺主要是锻制和铸造。如铜刀、铜锥、铜项圈、铜环等为锻造,而铜斧、铜镜、铜勺、铜扣、铜纺轮等则属铸造。其金属成分测试表明,其中有红铜器和青铜器,而以锡青铜器为主。

    从铜器成分来看,克孜尔遗址和墓葬当属青铜文化无疑。但是从元素的组成分析看,铜器中锡元素多,而几乎不含有铅等元素,这与邻近的焉耆盆地的和静大西沟、拜契尔墓葬以及东部哈木的天山北路、黑沟梁等墓地发现的铜器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同公元前2 000年到 1 000年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铜器相一致。克孜尔墓地的铜器以锡青铜为主,铸造和锻造的工艺并存,并出现叠压锻打的工艺,反映出文化交流的特点。

(六)超级人种学难题

    龟兹人祖先的人种问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超级难题,一直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让我们试着从扑朔迷离的考古发掘中来寻找答案吧。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地处天山山脉南坡丘陵地带的温宿县包孜东乡西北(东经80°00′45″北纬41°44′57″)发掘出一座公元元年前后的游牧民墓葬。这个墓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人种学的窗口。

    这个墓葬共出土10例颅骨(男二女八),经人类学专家进行24项观察和65项测量得出的结论称:从形态观察和测量结果可以看出,该批颅骨既具有黄种人的大部分特征,也有一些白种人的明显特征(如面部突变、鼻颧骨、鼻骨最小且高,鼻指数,梨状下缘形状等)。而一座突厥族古墓出土的颅骨特征却是鼻颧骨146,总面角86,齿槽面角86,说明面部扁平,并为平颌型;犬齿窝中等,不发达的鼻棘,梨状孔下缘为鼻前窝形等特征,明显属于大蒙古人种的性状。……这例头骨,虽具大蒙古人种的许多基本特征,但有些项目却超出大蒙古人种的范畴,而极接近或者就落在欧罗巴人种范围之内。秦汉时期龟兹地区已有不少蒙古利亚人种,同时还呈现不少白种人的明显特征。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地方众多东西方人种在这里交叉、渗透、纠缠、汇聚。

    包孜东乡古墓出土人颅骨分析清楚地表明,龟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民族迁徙的大走廊,除土著的龟兹人之外,来自东西方的不同人种在这里交流、融合,他们在这个世界东西方人种相互渗透的人类博物馆里,融合形成了具有共同民族特征与文化心理的新的共同体—“龟兹人

    在远古时期龟兹虽有不少讲东伊兰语的人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不断进入西域,尤其是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族人进入天山南北者更多,如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突厥、回纥等各族;另还有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的鲜卑、柔然、蒙古等族,从而使龟兹地区形成了以突厥铁勒语族为主的突厥语族人民。

二、 龟兹古国的势力范围有多大

    龟兹人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就和中国中原的历史发生了密切联系。特别是从公元前60年在龟兹境内的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起,在近千年的时间中,龟兹一直是中国统治西域的据点,是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西域诸国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大国。

    读者一定想知道龟兹古国势力范围到底有多大,请看龟兹势力范围。

    龟兹的本土是专指包括今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县范围的古龟兹绿洲和拜城盆地,总面积70 000多平方公里,比两个台湾省的面积还大。龟兹拥有了塔里木盆地北缘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大绿洲,它北镶嵌入亚洲腹地的天山山脉,南望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西毗连西域诸绿洲,丝绸之路横穿其境。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0世纪间,龟兹的势力东抵轮台,西达巴楚,北控天山草原,其范围除包括塔里木盆地北道的库车、沙雅、新和、拜城四个直辖县外,还包括塔里木盆地北道各县,即今天的阿克苏、乌什、柯坪、阿瓦提、温宿、巴楚、轮台及库尔勒、尉犁西部,在其鼎盛时期,常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达于阗、和田、莎车、喀什一带,成为西域五强之一的泱泱大国。据史书记载,唐朝中央在龟兹驻扎守兵3万,有城70余座,以龟兹作为统辖西域的中心,并在此设都护府,管辖着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大军事重镇,其范围包括整个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域。

    龟兹大地得利于两条河水的哺育,它们就是著名的东川水和西川水。东川水即今库车河(又称铜厂河),西川水即今木扎提河(又称渭干河)。考古工作者曾在沙雅县南部荒野上发现汉代的灌溉遗迹,在塔里木河北岸一线发现众多的古代城堡,足见当时绿洲的范围要比现在大得多,如果将姑墨(今阿克苏)和尉头(今巴楚)等绿洲包括在内,龟兹就拥有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三、国祚长久的龟兹王朝

    龟兹王朝祖系的根是至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居住在库车绿洲的土著龟兹人。随着丝绸之路民族大迁徙的洪流,不断涌入的月氏、乌孙、匈奴、高车、突厥、回纥等族都融入了大龟兹族之中,成为独具特色的居民共同体龟兹民族。

(一)大月氏为龟兹打上烙印

    大月氏是最初进入龟兹地区的外来民族之一。月氏族原居于陕西北部地区,是以养马著名的游牧民族,战国时被齐秦霸主击败,后西迁向河西走廊。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大月氏王为冒顿单于所杀后,举族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又被乌孙和匈奴联军击败,迁徙至阿姆河流域。

    大月氏西迁的路线主要是经天山以南可以避开乌孙的地方,从敦煌西北经罗布泊,越楼兰古国向龟兹绿洲,再分两路,一路直驱焉耆盆地,入天山,西经尤鲁都斯大草原进巩乃斯川而入伊犁,这是天山自古以来就有的草原牧道;一路经库车、阿克苏、乌什,越拔达岭而至伊塞克湖一带。

    大月氏西迁时,在龟兹地区留下了不少月氏人,使龟兹一度成为大月氏族的重要根据地。中国古代史籍明确记载并经考古反复验证,月氏为蒙古利亚人种,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至于大月氏西迁至巴克利亚之地,和当地东伊兰语的大夏人融合成为印欧语系东伊兰语族人,那是在抵达阿姆河流域以后的事。

    正因为大月氏人西迁在龟兹留下了不少人,其血统、语言、畜牧生产、社会习俗等各方面必然会对龟兹人产生重要和深远影响,在龟兹古国的发展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二)乌孙与龟兹相互并存

    乌孙是公元前1—2世纪西域各国中人口最多的一族,而龟兹是天山以南各国中人口最多的一族。龟兹与乌孙长期错牧而居,并共同反对匈奴的奴役,两个民族之间和睦团结,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他们都向往汉文明。

    龟兹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乌孙是以游牧、养畜业为主的民族。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龟兹与乌孙在经济上一直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关系。

    在频繁的经济交往中,两族之间的文化往来,也必然会同样频繁起来。被玄奘称为特善诸国的龟兹乐舞就深刻影响乌孙乐舞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乌孙乐舞。而乌孙富有草原气息的乐舞,那种写实的、扣人心弦、足以打发寂寞长夜的英雄序曲和情歌也给龟兹乐舞增添了新的活力,在驼铃声中激荡着旅人的情怀。确实,在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龟兹与乌孙两族的经济文化同在西域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成为中国西陲天山南北两朵并存的不败鲜花,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力结好乌孙是汉武帝进军西域的基本国策。乌孙是唯一敢同匈奴抗衡的大国,在汉朝开拓西域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朝曾两次远嫁公主至乌孙和亲。

    汉武帝为了切断匈奴右臂,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与乌孙结盟,团结龟兹,共击匈奴贵族。

 

龟兹古国()

)匈奴统治龟兹

匈奴深知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和汉廷往来最便捷的道路是经过东部天山直下河西走廊.为了隔绝乌孙和汉的来往,匈奴首先侵占了位于东部天山南北的车师族地区,迫使乌孙通往汉廷的道路不得不经过天山以南的龟兹及楼兰地区.

历史把龟兹王朝推到了丝绸之路舞台的中心,成为西域雄壮话剧的重要角色.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基之后,连续大规模发兵出击匈奴,经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元狩四年(公元前119)三次大胜,迫使匈奴右部王活动中心西移至天山东部一带.

匈奴在中原及漠南北失败,必然要进一步加紧对西域的控制,把主要根据地放在西域,因而加重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用以支持对汉战争.自匈奴占领西域后,经过几十年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汉武帝向西域用兵时,匈奴在这里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统治,所以当时汉朝文武官吏已认识到西域已成为匈奴的"右臂""西方之援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西域沦为匈奴政权强有力的后方基地.

匈奴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充分发挥龟兹在丝绸之路上战略重镇的作用,在龟兹实施了一系列统治措施:

1.设立童仆都尉府,用这专管奴隶的统治机构,牢牢控制西域最丰美的水草之地—焉耆盆地和龟兹绿洲.

2.实施人质制度,用以控制各国王室,对楼兰、龟兹、焉耆、车师、于阗等国人质尤为重视.

3.设置监国和常派使团,督察动静,进行军政控制.(见《后汉书·班超传》)

4.苛征财物,视龟兹为匈奴"库房"中的"中心府库".因为龟兹、焉耆一带正是铜、铁、煤炭十分丰富的地区,故匈奴把龟兹作为它进行频繁掠夺战争最重要的后勤基地;加之龟兹适处丝绸之路中段要冲,控制了龟兹就等于控制了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财源通道.

从公元前176年左右匈奴征服西域各部后,到公元前101年西汉屯田轮台、尉犁止,匈奴统治了龟兹76.这期间匈奴在龟兹设官置守,驻扎军队,征收赋税,极大地加重了龟兹人民的负担,成为龟兹王朝的阵痛时期.但勇敢而富有智慧的龟兹人民也吸收融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匈奴文明的先进成分,加速了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进程.刚刚脱离原始社会的龟兹文明向前迈进了一步,使龟兹王朝逐步走向昌盛,不久兼并了轮台、尉犁、乌垒,并迫使弥成为其属国,从而成为西域大国,这是龟兹成为西域霸主之一的序幕.

公元前101,汉武帝开始执行"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屯田轮台、尉犁.至汉昭帝时,为扩大屯田,即以在汉为质的弥太子赖丹为校尉,率军屯田轮台,引起了龟兹王室中一些亲匈奴贵族的恐惧.贵人姑翼在龟兹王前进谗言:"赖丹本臣属吾国,今佩汉印绶来迫吾国而田,必为害."在当时匈奴势力仍然控制龟兹的情况下,龟兹王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姑翼等贵人聚兵攻杀在轮台屯田的汉军,赖丹也同时被杀害.

公元前74至前72年匈奴单于壶衍锑为摆脱对汉作战的困境,把矛头移向乌孙,出兵攻打乌孙,在乌孙境侵占了车延恶师地.匈奴的侵略激起了乌孙人民的愤怒,他们与汉合力,于公元前72—前71年间彻底歼灭了位于蒲类(即巴里坤)草原的右谷蠡王庭.公元前71年汉宣帝任长罗侯常惠去乌孙犒赏乌孙反击匈奴有功人员的同时,于返回途中即调乌孙、疏勒、莎车诸国兵5万人,向龟兹进发,责问龟兹杀赖丹之罪.这时在位的龟兹王已是绛宾,他承认杀赖丹之事,但说:"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即缚姑翼送常惠处,惠即斩姑翼以报杀赖丹之仇.

()千秋美丽佳话

龟兹王绛宾不仅是龟兹王朝中第一位力主汉龟友好联姻的君主,而且是第一位欢迎西汉进入西域、具有远见卓识、与汉室同心同德为统一西域立下开创性功勋的风云人物.他与解忧公主之女缔结为恩爱夫妻更是西域民族史上光映千秋的美丽佳话.

绛宾王对过去龟兹王室少数人亲匈仇汉所犯下的罪行的处理果断而坚决,说明在汉朝势力进入西域后的汉匈激烈斗争中,他卓有远见地认识到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优于匈奴.绛宾王内心十分倾慕汉朝,决心要摆脱匈奴的奴役,逐步靠拢汉朝,以发展龟兹的经济、文化.于是绛宾王一反故王对汉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和西汉王朝结成了十分友好的关系,其间当然受到乌孙和汉结盟的不少影响.因为在车师路被截断时,乌孙去中原的道路主要是通过龟兹经楼兰进玉门关去长安.这些频繁的往来,自然也给龟兹带去了不少汉朝经济文化的硕果,促进了龟兹社会的繁荣.

绛宾王为了结好汉朝和乌孙,首先遣使到乌孙,求与解忧公主和翁归靡所生女儿弟史结为夫妻,以便同汉朝及乌孙结成亲密关系.

公元前71,正逢解忧公主派其女儿弟史到京师长安学鼓琴,路过龟兹.龟兹王绛宾早已听闻弟史出色的姿容和音乐天才,内心倾慕已久,只是无缘相会,苍天作美,她路过龟兹,绛宾怎能不喜出望外.他决心把弟史留住.为了欢迎弟史的到来,他特意在王宫安排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音乐会,邀请龟兹国著名乐师演奏独具龟兹风韵的各种乐舞.弟史看后,甚为赞赏.绛宾也彬彬有礼地邀请弟史弹奏了一曲琵琶.弟史那端庄的仪态和以轻盈的动作弹奏出的悠扬的旋律、和谐的音韵,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绛宾更是听得如痴如醉,曲罢歌终,喝彩声回荡不绝.绛宾对弟史也更依恋难离,于是再一次遣使赴乌孙解忧公主处,表达自己娶弟史为妻的迫切心情.此次得到了翁归靡夫妇的应允,这段故事成为西域民族关系史上广为传颂的佳话.

弟史和绛宾结婚后,住在龟兹,夫妻十分恩爱.解忧夫妇感到弟史学业未就,便向汉朝上书,希望朝廷将他们的女儿征召入朝,当做皇室宗亲一样看待,以便继续深造,学习鼓琴;绛宾得悉此事后,也上书汉朝,表示愿同弟史一同入朝,获准后即忙碌地备办了进京的礼品.元康元年(公元前65),龟兹王绛宾和夫人弟史一同来到京城长安.宣帝召见,绛宾向他进贡了龟兹的羯鼓、筚篥等乐器.宣帝除赐以黄金绸缎外,特赐给了金印紫绶,表示龟兹是西汉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件事发生在西域都护府成立之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府治设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这与绛宾王的倾心向汉分不开.乌垒当时属龟兹管辖,是龟兹东面的边防重镇,乌垒成为西域都护府治所在地,足见绛宾为西域统一作出的贡献.

绛宾和夫人来到长安后,汉宣帝刘询下令以接待国王和公主的礼仪款待他们,又命令协律都尉(掌管校正乐律的官员)帮助他们学好汉乐.绛宾为了对汉朝的政治、文化多做一些考察和研究,和夫人在长安住了一年,学了许多东西,才返回龟兹.

以后,绛宾和弟史又数次到京师朝贺和学习,《汉书·西域传》说他"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缴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很明显,绛宾王在境内尽力传播了汉朝先进的礼仪制度,为汉朝和西域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那时有些故步自封的人讽刺绛宾说:"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赢(即骡子)."绛宾根本不管这些流言蜚语,他认为只要对国家统一有利的事情就应该坚持去干,并让自己的儿子以汉朝外甥自居,世代服从汉朝的政令军令,为维护国家统一效力.

绛宾王之子丞德秉承父亲教诲,继续执行亲汉政策,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汉书·西域传》赞称:"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历史的曲折与反复

从公元46年起,由于东汉初建,难于顾及西域,匈奴残余势力又乘机进行分裂活动,并进占龟兹为根据地,把龟兹王绑在战车上,四处扩张,直到公元91年白霸登位止,共经历了45年的战争岁月.在这段战火纷乱的灾难年代里,龟兹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龟兹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

在西域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龟兹也曾数度出现逆流.

汉朝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以龟兹为根据地的匈奴分裂势力,为了控制和称霸塔里木盆地,唆使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并封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东汉政府为了统一西域,决定派军司马班超率吏士36人驰赴塔里木盆地南道.智勇双全、胆略超群的班超从鄯善、莎车,一路过关斩将,驰赴疏勒.即于永平十七年(公元74)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劫缚兜题,并以宽大胸怀把兜题放归龟兹,另立疏勒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班超则进驻疏勒盘橐城,以保卫西域疆土.

东汉政府在派出班超的同时,还于公元74年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暂驻焉耆.另外,任命郭恂为副校尉,屯兵随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屯车师后部金满城;关宠己为校尉,屯车师前部柳中城.但匈奴贵族不甘心于失败,于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汉明帝逝世时,勾结亲匈奴的龟兹、焉耆统治者杀死都护陈睦,同时派匈奴军队与车师军队分头围攻柳中城和金满城的汉屯田兵,迫使其撤回内地.班超也在章帝初立时的错误决定下奉召回朝.龟兹王建闻讯,万分高兴,立即在疏勒威胁未降者.由于疏勒、于阗人民的恳留,班超又从于阗重返疏勒,眼见龟兹王建对疏勒人民的暴虐行为,立即率兵与疏勒人民一起大败龟兹王建的军队,把它赶出了疏勒.至汉建章初三年(公元78),班超又率领疏勒、于阗、弥、康居四国军士1万人攻占了龟兹属国姑墨石城.

班超义无返顾地连续出击,斩断了龟兹王建的称霸梦想.在连续丢失疏勒、姑墨的战略重地后,龟兹王建引起匈奴及龟兹急欲称霸的贵族的不满,从而在匈奴的授意和支持下,龟兹贵族废黜了建的统治,另立龟兹贵族尤利多为龟兹王.公元78年前后,尤利多依仗匈奴势力和龟兹亲匈贵族登上了龟兹王的宝座,竭尽全力为匈奴分裂势力和龟兹亲匈贵族服务,在同年集中全力反攻班超军,夺占了姑墨.

尤利多攻占姑墨后,立即派人至莎车、疏勒进行策反,试图孤立班超,动摇东汉在西域的抗匈基地,重建霸业.果然莎车首先率兵响应,举兵降龟兹,接着疏勒都尉番辰也率部降龟兹.在此险恶形势下,疏勒王忠始终举棋不定.后来莎车王送去重礼,疏勒王忠也投向匈奴,龟兹即"西保乌即城".这时班超虽然兵单力孤,仍然镇定自若,发扬大无畏精神,依靠疏勒、于阗等地少数民族和汉朝政府派去的少数支援部队,首先发于阗诸国兵2万人进攻莎车.莎车王期黎急忙向龟兹求救,鉴于莎车的战略地位,尤利多即派左将军檄调姑墨、温宿、尉头兵5万人往救.班超巧妙地运用战术,终于以少胜多,攻灭莎车.尤利多惨败后,只好回守本土.随后班超立疏勒府丞成为疏勒王,组织疏勒人民进攻叛汉投匈的乌即城,活捉了忠,安定了疏勒.

公元90,北匈奴在东汉名将窦宪、耿秉等的不断打击下,势力大衰,北匈奴遁逃,车师前、后部率众降汉.尤利多在莎车、匈奴、车师相继降汉后,自知称霸梦想破灭,走投无路,于公元91,率姑墨、温宿、尉头属国降汉,班超即立曾为汉廷侍子的白霸为龟兹王.《后汉书·班超传》称:"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指司马姚光)将尤利多还旨京师."东汉政府即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都护府暂设在龟兹东面的它乾城;徐斡为长史,田于疏勒.

()繁荣昌盛的白氏王朝

公元91,白霸在东汉政府的扶持下登上了龟兹王位,揭开了龟兹王国一个崭新的历史篇章.自白霸登位,直到公元8世纪末唐朝的800年间,主要是白氏王族控制着龟兹王室.

白霸登上龟兹王位后,决心重建龟兹古国,着力稳定社会,大力发展经济,医治战争创伤.新任都护班超则把西域都护府搬至龟兹,坐镇它乾城,实行"荡遗简易,宽小过,总大纲"的政策,团结天山南北各民族广大人民,保障各城邦社会的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白霸与班超默契配合,充分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大力发展龟兹政治、经济,并于公元94,率领龟兹军队和班超一起,剿灭了依附匈奴的势力,负隅顽抗的焉耆国,清除了卧榻之侧的不稳定因素.

白霸曾为汉朝侍子,长期居于京师洛阳,不仅熟悉中原的制度与文化,并且酷爱汉族的礼乐制度.为此,他登位后首先改革了龟兹的政治,密切了与东汉政府的关系,并千方百计发展经济:一方面疏通丝绸道路,繁荣东西方商业贸易,增加收入;另一方面重视发展龟兹地区农业、畜牧业、园艺业、手工业,用以丰富本地市场,满足外商需求.另外,还注意吸收汉文化和其他外族文化,给龟兹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以提高本地人民的素质.所以在白霸统治龟兹的10年时间里,他不仅医治了几十年动乱的创伤,而且稳定了社会,发展了经济、文化,提高了龟兹在西域的地位.白霸的政治胆识和他对龟兹王国卓有成效的全面治理,为龟兹走向强大与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公元91年白霸登上龟兹王位开始,到公元8世纪末的白环为止的龟兹王族,基本都是白姓,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龟兹王有白山、龙胜、白纯、白震、尼瑞摩珠那胜五位,其中三位姓白,都是龟兹王族;龙胜则系入侵的焉耆王族;只有尼瑞摩珠那胜尚难确证为何姓.到隋唐时期的龟兹王可考的有12,他们是白苏尼枝、白苏伐勃却、白苏伐叠、白珂尼布失毕、白叶护、白素稽、延田跌、延繇拔、白莫芯、白孝节、白环、木叉多.其中九位是白姓,延田跌、延繇拔二位系吐蕃入侵龟兹时由吐蕃贵族扶持上台,另有一位木叉鞠多可能是以佛教高僧的身份登上王位的.

公元848年,随驭职西奔的回鹘庞特勤部在龟兹称汗,后迁都高昌,龟兹人开始走上了回鹘化过程。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唐朝政府承认了这一现实,以后龟兹朝贡只称龟兹回鹘,亦称大回鹘龟兹国。

    自公元前2世纪起至公元864年,龟兹古国存在了1000余年,是西域诸国中一个国祚长久的王朝。

                龟兹古国(三)

第二章

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

    如果有人要问:龟兹为什么会成为丝绸之路上震古烁今的西域泱泱大国?我们会回答,那是因为上帝把它摆到了丝绸之路十字路口这个辉煌到无以复加的位置,并为它打了一个漂亮的东西文明交汇的同心结。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血脉,一起流向了十字路口,使龟兹古国成了中国古代西域的心脏。这里汇聚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历史风云?这里发生过多少扭转乾坤的英雄故事?在这里,古代文学丛林扑朔迷离,古代人种交融布满层层雾障。东来的华夏春风,撒下了中原文明的良种;西来的天竺高僧,构筑了佛教艺术的圣殿;连绵的丝绸驮马挤满了官道,潮水般的海外客商云集市场;多情的绛宾王捧上了渭干河最鲜艳的玫瑰,美貌的弟史弹奏出龟兹国最多情的乐章。历史发出感叹,山河为之昂扬。班超驻节它乾城、延城脚下,进行过决定西域命运的决战;王孝杰大破吐蕃,安西城头升起了光复四镇的曙光。这里有过多少民族团结的光荣?多少次民族复兴的鼓声在这里擂响?人们今天探寻条条龟兹古道,是想找到西域多彩历史的源头,瞻仰座座龟兹石窟,是想重温昔日佛教艺术的辉煌。山水之间,是否留下了王庭狮子舞的恢弘气势?库车街头,是否还在重演胡旋舞的美妙梦想?曾经让世人仰慕的苏幕遮,至今演变成了日本的假面舞;八月十五的东方狂欢节,为天地留下了难忘的回想;东西文明的彩虹高悬天山之上,在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与日月同光。

    今天,龟兹人的子孙仍用维吾尔语称这片土地叫库车,其意为十字路口、通衢之路。

    连接长安和罗马文明世界的丝绸之路,正好从这里通向欧洲,在穿越塔里木盆地时,分为南北两道,龟兹是北道的重镇;后分为三道时,龟兹又是北道与中道的必经之路。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一》是这样描述通过龟兹的东西丝绸之路古道的: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后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羌,而折反。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龟兹不仅是东西向交通的主要干道,南北向交通也十分发达,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无可替代地成为东西南北交通的中心枢纽。作为龟兹绿洲的中心城邦,龟兹与草原游牧民族的交往十分活跃,多条草原丝绸之路,从龟兹通向北方草原,与通向欧洲的东向丝绸之路,在这里聚集成世界瞩目的十字路口。

一、张骞凿空西域

    早在公元前6世纪,由于统一的波斯帝国的出现,丝绸之路西段已形成畅通无阻的交通大道。但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由于横亘着浩瀚荒凉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加之尚未出现如波斯帝国那样强大、统一的政权,故难以形成经常性的交通道路。

    为了彻底战胜匈奴,西汉政府决定首先夺取被对方控制的河西地区和西域,争取盟国,截断匈奴的臂膀,进而断绝匈奴人的商业贸易收入。当汉武帝(公元前140—87年)得知河西地区的月氏为匈奴压迫远遁西域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去联络月氏,以实现联合对付匈奴的方针。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率领百余人自长安出发,出使月氏。张骞一行途经河西走廊时,被控制该地区的匈奴人俘虏。匈奴责斥张骞: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遂扣留张骞。张骞在匈奴娶妻生子,却保存汉节,俟机继续完成使命。10多年后,张骞终于找到机会,率数人逃遁,他们很可能是自居延出发,西行哈密,沿天山南麓(北道),经喀什葛尔,到达大宛。大宛国王见到汉朝使节十分欣喜,派向导和译员护送张骞经康居,再到大月氏。这时,月氏人已经占据阿姆河以南的巴克特里亚地区。这里水草丰美,生活安定,他们已无重返故乡的念头。张骞虽经一年多的外交努力,仍无任何结果,只得踏上归途,历尽艰难,于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张骞出使西域是空前的壮举。司马迁赞誉其行为凿空;西方人称张骞是东方的哥伦布。通过这次西行,汉朝政府获得大量前所未闻的有关西域资料,同时,也向西域各国展示了汉朝的声威。张骞的西行奏章在汉武帝内心开拓了一块新的领域。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等国的丰富物产,奇珍异宝,令汉武帝惊羡不已,尤其是乌孙的天马和大宛的汗血马更是让汉武帝醉心,因为获得西域的良马会大大改善对匈奴作战的条件。

    汉武帝欲招乌孙东返河西走廊,以防备匈奴卷土重来。于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前往乌孙(今伊犁地区)。张骞此行率领了300人的庞大使团,他还向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派遣了副使。这些西域国家也都派出使节回访长安。西汉与葱岭以西的各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双方展开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内地开始了与西藏、印度、中亚地区的直接交往,从而使亚欧大陆东西方地区最为重要的交通线绿洲道路最后形成。它的最终出现得益于西汉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张骞的西域之行。张骞带回大量的关于西域各国的资料和信息,后被记载到《史记》《汉书》等文献里,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这个地区情况的宝贵史料。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三支游牧部落

    自内蒙古高原向西,经南俄草原到喀尔巴斯山,南接沙漠绿洲和农耕地区,北与西伯利亚和东欧泰加森林比邻的一条横穿亚欧大陆中部的狭长草原地带亚欧通道上,自古以来,活跃着众多游牧民族。他们遗留下来大量的金属铸造物,其中以皮带、杯子、扣针、马饰等最为多见。这些铸造物表面上多镶嵌了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如马匹、骆驼、羊只、猛禽等,其中,尤以格斗的野兽和猛禽猎取食物的图画最为著名。草原丝绸之路前后活跃着三个强大的游牧民族。

(一)纵横中亚的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是古代亚欧大陆草原地区最富有代表性的一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又译为西徐亚人,波斯称其为萨伽人,中国古代史籍称其为塞人或塞种。他们的历史古老而悠久,公元前9世纪,斯基泰人生活在阿尔泰山以东地区。周宣王(公元前827—782年)攻伐匈奴,匈奴退而占领阿姆河流域,这里的马萨格泰人被迫西迁,闯入斯基泰人地盘。斯基泰人不得不抛弃祖居的土地,背井离乡而去,另外寻求新的家园。斯基泰人以自己的王牌武器骑兵和铁箭,开土拓疆,向世居高加索地区的幸梅里安人发动猛烈的攻击。幸梅里安人以步兵对抗入侵者的骑兵,艰苦抗战几十载后,终于被迫撤退到小亚细亚半岛。斯基泰人在波斯的西部到克孜勒河流域的广大土地上建立了王国。

    斯基泰人与黑海沿岸的希腊城邦之间的交往十分密切,双方建立了一种互利的商业联盟关系,尤其是农业。斯基泰人每年都要向雅典和爱琴海其他希腊城邦供应大批粮食,以交换日常生活用品、工艺品和奢侈品。在希腊奴隶制度和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下,斯基泰人的原始社会制度迅速走向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斯基泰人的部落联盟酋长转化为真正的国王。公元前4世纪建立的阿贴依王国是斯基泰人最早的国家。公元前3世纪,斯基泰人开始建设城堡、城市和居民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进步,农业和手工业在传统的牧业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斯基泰人与希腊人的密切经济联系,引起了偷窥希腊领土的波斯皇帝大流士的注意。他决定在征服希腊之前,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段,首先进攻斯基泰人,以切断希腊人的粮食供应来源,于是,大流士渡海发动了进攻斯基泰人的战争。斯基泰人灵活机动的骑兵部队出其不意地频频袭击,以及他们的坚壁清野政策,使波斯军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在黑海草原转战两个月,最终不得不狼狈地撤出。

    斯基泰人的动物风格的艺术品从黑海沿岸,向东一直分布到蒙古高原,以至鄂尔多斯地区;向南进入西域地区,直至西北印度。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了草原地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盛况,有力证明了这里存在着一条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道路北方草原道路。东西方文化在这个地区汇聚、融合,然后再向各地传播。

    阿尔泰山北麓出土的巴泽雷克墓群(公元前5—3世纪)更是上述说法强有力的证据。1929年在前苏联的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区的巴泽雷克盆地远离道路的深山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由南到北连成一线的5座大型石墓。首先发掘的是最大的一号墓,该墓直径47米,高2.2米,建造墓地使用的石块达到1 800立方米。墓内葬有两具尸体,其男性为一名纹身的武士。二号墓的主人似是部落首领,其在作战时被敌人的战斧利刃劈裂头骨而死。巴泽雷克墓群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墓主多身着皮裘,还穿有来自中原地区的丝绸纺织品外衣。墓内物品多为木制、陶制、革制和骨制,还有金器、青铜器、玉器、漆器、铜镜、布匹、绸缎、毛织品、地毯、挂毯等。这些为数众多、种类繁杂的陪葬品,既有当地的产品,也有来自中国的产品,更多的则是来自波斯、希腊的产品。其中,有一块古老的挂毯,织绘着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风格的骑士、玫瑰花和怪兽,显然是一件来自西亚地区的舶来品。

(二)女性主宰一切的萨尔马特人

    萨尔马特人也是一支生活在亚欧草原的古老民族,他们同斯基泰人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4世纪长达700年的时间里,萨尔马特人分布在东起托博尔河,西抵多瑙河下游草原的广大地区。希罗多德说,斯基泰人称萨尔马特人为欧纳尔帕塔,其意是杀男人者,他们由女王实行统治。据说,萨尔马特人国内没有男子,每逢春季降临,萨尔马特的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去同邻部落的男子结合,发觉有身孕后,返回故乡。后怀男婴遗弃不育,女婴则抚养成人。这些传说反映了萨尔马特人保持着浓厚的母系氏族成分。萨尔意为一切,马特意为妇女,萨尔马特意为妇女主宰一切。萨尔马特妇女作战英勇,女孩子不在战场上亲手杀死一名敌人,不得生育。她们为了射箭的方便,甚至不惜割掉自己的右侧乳房。希腊神话里称她们为亚马逊人,即没有乳房的人。萨尔马特人同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频繁的交往。中国古代文献提到的周穆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的记载,反映了萨尔马特人同东方黄河流域的周朝间的联系。萨尔马特人同中亚地区的各国,尤其是花剌子模的关系很密切,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活动频繁。萨尔马特人通过与周边先进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从中受到启发,于是,他们在西迁中有意识地接近城市和农业地区,目的在于发展与对方的贸易,促进文化交流,吸取进步的因素,加速自身的发展。公元前2世纪末,他们发动对斯基泰人的战争,并且经常取得胜利。

(三)蒙古高原崛起的匈奴集团

    公元前3世纪,正当萨尔马特人取代草原西部的昔日主人斯基泰势力的同时,东部的蒙古高原崛起了一支强有力的匈奴集团,它对南方的秦汉王朝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

    我国的古代文献对匈奴人早就有记载,先秦时期,对他们已经有了诸如山茂之类的称呼,这足以反映出匈奴与华夏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史记》《汉书》也对匈奴人有着相当数量的记载。这些资料极为难得,是研究匈奴历史、社会和习俗等方面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匈奴的强大势力兴起后,势必同中原地区的西汉王朝发生日益频繁的联系。双方间的活动除众所周知的军事冲突外,更多的还应该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翻开草原丝绸之路的地图,你可以发现在唐代北方及西域草原活动的主要少数民族是突厥和回纥族。自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前后近200年间,突厥人活动在漠北和中亚草原地带这一地区地处大唐、印度、波斯、东罗马四大文明古国之间不仅控制着中世纪的东西交通孔道,而且也把持了草原丝绸大路的通往。

    鹰娑山大、小尤鲁都斯美丽的草原正好北邻龟兹古国,一直是西突厥建庭中心之一。在东、西突厥还没有分裂以前,盛极一时的草原丝绸大道就是从外蒙突厥可汗庭先到天山以北的北庭地区,然后进入天山草原大道,再经大、小尤鲁都斯草原而至伊犁,最后经楚河流域到达河中。这样一来龟兹就成了通向中亚三个丝绸集散中心之一伊犁的必经之地,1976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座出土的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墓志和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出土的纸鞋里拆出的残纸文书就是有力的佐证。《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记载了商人们在从弓月城向龟兹运送丝绸织品的途中发生纠纷而向官府进行控诉,并由高昌县上报安西都护府的事件。残纸上有如下文句:

    上缺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

    上缺驼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

    上缺“□□别有百匹绢价财务及鞍衣裳

    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上缺“□绍谨得款欲发来日

    上缺共毕娑相打促将向城是无

三、连接南北的丝绸古道

    以下将逐一介绍通过龟兹古国连接南北交通的四条草原丝绸古道。

(一)安西道(别迭里山口)

    位于乌什县西北天山南脉中,唐代称为拔达岭,为塔里木盆地通往吉尔吉斯伊赛克湖以西地区的咽喉,由丝绸之路中道,自库车河谷北行,经别迭里山口至托克玛克丝绸之路北道相交,是一条沟通南北丝路的重要丝绸大道,沿途还留存戍堡遗址多处。从文书中可以看出,位于伊犁的弓月城是一个大的丝绸集散中心,曾一次就向龟兹运送绢275匹,显示出龟兹在草原丝绸之路的显赫地位。

(二)凌山道(木扎特冰川古道)

    古称凌山”“冰岭”“穆素尔岭穆素尔在突厥、回纥语中意为穆素尔岭意为终年积雪的山岭,它位于拜城县以北天山山脉中段。穆素尔岭海拔3600米,是南北木扎特河的发源地与分水岭。丝绸古道从天山主峰托木尔峰(又称汗腾格里峰)东侧通过,为伊犁河谷通往塔里木盆地的捷径之一。

    自汉、唐以来,我国文献对这一终年积雪之山和有名的木扎特冰川屡有记载,其中以清代学者所著的《新疆图志》《西域水道记》《回疆风土记》《勘察日记》《冰岭纪程》等书记载得最为详细。

    木扎特冰川古道艰险异常,然而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这里就曾走过了乌孙使者前往长安的马队。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都曾通过此路。

    公元前105年,游牧于伊犁河和楚河流域的乌孙昆莫猎骄靡,遣使长安,提出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的要求,并以天马千匹为聘礼。汉武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嫁给了猎骄靡。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汉朝每隔一年,又派使者带帷帐锦绣等前去探望。后来,细君公主和猎骄靡相继病故,军须靡即王位。汉武帝以楚王刘戍之孙女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不料,解忧公主在前往乌孙途中,得知军须靡死讯。有人劝解忧公主返回长安,解忧公主毅然拒绝。后来,翁归靡即王位,汉室解忧公主嫁给翁归靡为妻,解忧公主在乌孙生活50多年,生有四男二女。解忧公主老年东归故土,以及随公主一同到乌孙的女外交家冯夫人再次奉使命到乌孙时,都曾带着庞大的从行队伍往返于这条著名的险途。

    木扎特冰川,这条巩固汉朝与乌孙联盟,加强了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记载着细君公主、解忧公主与冯不朽功勋的丝绸古道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三)黑英山道(博孜克拉克山口)

    古丝道在拜城境内分成两路,一路从克孜尔石窟出发,沿木扎特河北岸西行,过温巴什石窟,再向前,越木扎特河到察尔齐乡,过托乎拉店石窟,然后沿木扎特河北上,翻越木扎特河冰川古道去伊犁;另一路是自库车西北入盐水沟,再从克孜尔石窟出发,沿木扎特河北岸西行到克孜尔河与木扎特河汇合处,然后转而沿克孜尔河北上,过台台尔石窟,至黑英山乡喀拉塔格山麓刘平国所筑列亭,再循博孜克拉克沟北行,直抵昭苏(古乌孙国所在地),这条通道称黑英山道。在这条重要交通线上有克孜尔尕哈、盐水沟烽燧、克孜尔戍堡、克孜尔台尔、阿克塔什石窟寺以及黑英山的萨依墩·沙拉依塔木、博孜克拉克沟戍堡烽燧和关隘遗址,还保存有东汉永寿四年(公元158年)龟兹左将军的刻石。

    列亭,同亭燧,是汉代维护西域统一的重要军事设施。在古代戈壁荒漠几百里不见人烟的条件下,如不建亭,则容易在据守与前进中失去联系而随时被敌人切断,故桑弘羊在给汉武帝的屯田戍边建议中力陈在轮台、尉犁等处积谷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至今保存在黑英山喀拉塔格山麓岩壁上的《刘平国治关亭诵》,是龟兹古国中所留存的珍贵军事文化遗址。

     诵文用汉文隶书阴刻,全文如下: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九日发家

    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

    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

  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

    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逢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

      敦煌

    谆于伯

    作此诵

     这条经过列亭到博克拉克山口通往乌孙的道路,不仅在交通线上分布着龟兹石窟中五大石窟,而且是一条连接长安与乌孙,在汉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道路。《汉书·匈奴传》记载着一段汉乌通力合击匈奴的光辉事迹。乌孙王昆弥奏请宣帝,说乌孙连年屡遭匈奴侵略,他愿意征发全国一半的精兵,人马5万以讨伐匈奴,希望宣帝能派出军队救援。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中央政府授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领4万余骑兵,从西河(古对西部地区黄河的称呼)出发;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领3万余骑兵,从张掖出发;前将军韩增率领3万余骑兵,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后将军赵充国率领3万余骑兵,从五原(今包头市西北)出发。五位将军共率领13万余骑兵,向匈奴发动进攻。同时校尉常惠率领西域各国的骑兵,乌孙王昆弥也率领5万余骑兵从西经黑英山古道向匈奴发起攻击,各方总兵力达到20余万之多。匈奴听到乌汉联合出击,男女老幼赶着牲畜远远地逃跑了。

     汉乌合兵共击匈奴之战,是一次汉朝中央政府与西北少数民族兄弟并肩作战、共同御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役,它给予了匈奴侵略者毁灭性的打击,在丝绸古道上树立了一座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丰碑。

(四)盐水沟道

     今独库公路通道(217国道)由库车西北盐水沟出发,北越天山,经巴音布鲁克草原达伊犁。离库车公路20公里处谷内有盐水沟关戍,与沟谷西侧尚存的另一处烽火台遗址南北相望,构成拱卫龟兹北大门的重要军事堡垒。1907年,法国伯希和西域探险队曾在戍堡内清理出了一批公元7世纪的龟兹文(一种吐火罗文)简牍,为研究龟兹古国神秘历史提供了珍贵文献。

    

四、高僧西行路线

    龟兹古国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也是中原高僧西行取经与佛教东传的枢纽,在中西文化交流与西域佛教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西行求法者,或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处受学,或欲睹胜迹,作亡身之誓,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他们舍死忘生、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在龟兹留下了激励后人的历史痕迹。

(一)法显西行路线

     法显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春季,以65岁高龄,偕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由长安启程,西行到佛国印度取经。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经敦煌沿丝绸之路南道抵鄯善,由于流沙漫延,羌人遮路,转而北上至焉耆。法显等人因信奉的大乘佛教与当地小乘佛教教义相歧遭到冷遇,焉耆人拒绝为他们供给粮食和水。后来当地一位笃信佛教的富户前秦皇族遗裔符公孙,慷慨地提供了资助,他们才得以继续前行。法显等人从乌夷(焉耆)进入龟兹,沿途先后朝拜了森木赛姆、玛扎伯哈和克孜卡哈石窟,来到龟兹都城稍作逗留后又向西行。在朝拜了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后,沿木扎特河西行,一路礼拜了温巴什石窟、亚吐尔石窟和托乎拉克石窟直至龟兹西境,从这里沿和阗河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滴水俱无、草木不生、飞鸟不至的大沙漠中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古代旅行家。其行程之艰难,路途之辛苦,正如他在《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在于阗佛国观礼行像盛典后,西经帕米尔,终于在公元402年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谷,到达梦寐以求的佛国天竺。法显遍访了南亚僧侣学法之地,游历了30个国家,经过14载,最后完成夙愿,由海路携经而归。法显是游历了当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天竺之行比玄奘尚早230余年。法显为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连接两地伟大的友谊使者,他开创了把梵文佛教经典直接译成汉文的先河,他所著的《佛国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魏晋时期留下的唯一的自撰的西域行记,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焉耆龟兹是他西行遭遇断粮缺水时得到援助的福地,也是其完成历史上首次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壮举的重要港口。

(二)悟空西行路线

     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中使张艳光奉命出使罽宾(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及喀布尔河流域),悟空(原名东朝奉)为左卫泾州四门府卫别将员外随行同往。一行40余人出长安,经河西走廊,由伊吾循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过银山(今库米什)到乌夷(今焉耆),到达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再由此经疏勒,越过葱岭至印度。

    公元753年,悟空一行历尽艰辛抵达罽宾东都犍陀罗,受到该国朝野上下的热情欢迎与款待。使团巡视完毕,东归时,悟空因患重病寓居在犍陀罗,他发誓,如病愈则出家为僧。不久,大病奇迹般康复,悟空遵守誓言削发为僧,号达摩驮那,汉言法界。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悟空历经数载,遍历克什米尔、白沙瓦和吉尔吉德圣地名刹,他拜师求经,对佛经律义修业日进,且对印度佛教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以及该地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因思乡心切,他告别宗师,携带《十向地》《四向轮》《十力》三部佛教经典和佛牙舍利,踏上东归路程。悟空由克什米尔启程,仍循来路先到疏勒,再到于阗,然后走与法显相反的路线,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上龟兹,并在龟兹莲花寺驻节讲经一段时间,继续东行至北庭。此间。他与于阗佛僧戒法协作译完了《十向地》《四向轮》等经书,后随唐朝西行回国使臣段明秀东归。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悟空回到长安,献上佛经和舍利,被封为空状武将军,侍太常卿,后归章敬寺,悉心译经,改法名为悟空,先后将三本十一卷佛经译为汉语,并写作了《经行记》。

    悟空西行,其经历之奇、时间之久,实属罕见,其旅行历时近40年之久。他曾两次过龟兹,事迹感人,唐代高僧圆照所著《悟空入竺记》曾记录其事迹。书成之后,被收入《大唐开元释教录》,该书不仅对研究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是补正安史之乱后,有关龟兹军民苦守唐朝西陲飞地安西孤岛的正史极其珍贵的史料。

   《悟空入竺记》曾记载当时的情况:悟空东归至此,亦未见到战乱景象,四镇建置完好,节度使坐镇安西,于阗镇守使郑据、疏勒镇守使鲁阳、焉耆镇守使杨日佑、威戎镇守使苏芩、据瑟得城使窦诠各统重兵,分守要隘。

   《悟空入竺记》所记载安西军民忠于唐朝,苦守飞地的情况可以用《新唐书·于阗传》来佐证。

    当时疏勒王裴冷冷、于阗王尉迟胜、龟兹王白环、焉耆王龙如林等安西诸属国国王仍皆对唐矢忠不渝。其中于阗尤为唐的忠实属国,不仅尉迟胜亲率国兵赴难中原,一去不返;其弟尉迟曜亦受唐厚封,乾元三年(公元760)颁诏加大(太)仆员外卿,同四镇节度副使。(名义上为四镇节度副帅,助唐扼守安西南门。)

(三)继业西行路线

    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为扬国威于海外,敕命中原沙门行勤,继业带领157人组成的庞大取经觐佛使团前往印度。这是宋朝立国后第一支官方派遣的佛教团体,也是古代中原地区遣往印度的最后一个佛教僧团。                      

    使团成员对佛教钻研精诚至极,每日必诵读随身的《涅槃经》,诵经之余,将几天途中见闻,写在佛经卷末。一部《涅槃经》共有四十卷,卷末注满了途中行录。继业西行东归后适逢宋太宗即位,太宗为其在峨眉山造牛心寺,继业一直活到84岁才去世。他在世时,尚无人知晓这部写在佛经边角上的《西域纪程》。卒后不久,宋人范成大翻阅其遗物《涅槃经》时,惊喜地发现其散记行录,便将其抄录汇入他的《吴船录》,自此,继业《西域纪程》这部奇书才得以重见天日。另外,《宋使·天竺国传》《佛祖统记》《宋僧史略》也根据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繁简不一地载录了继业等人的西域行程,只是部分情节与《吴船录》略有差别。

    综汇诸书所记,继业,俗姓王,耀州人,隶东京天筹院,于乾德年间奉诏前往天竺取经,使团从阶州(今甘肃武都)启程,经灵武(今宁夏境)、西凉(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从沙州(今敦煌)西北进入伊吾(今哈密),西行至高昌(今吐鲁番),旋抵焉耆。然后,从龟兹西境沿西河南下于阗,度大雪山至印度。继业一行西行路线和悟空西行路线相似。继业这支取经队伍不只为朝觐圣地与取经,还负有宣扬大宋国威的特殊政治使命,他们对沿途所经各地,皆赐予诏书,并且馈赠财物,各地也都派人随行引导,一路取得重大政治影响。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使团成员之一沙门建盛先行东还,中天竺王子曼殊亦随之同往中原朝贡。自后,天竺僧持梵来献者不绝。继业所作《西行纪程》中详细记录了中原至印度各地的地理、民族、宗教和习俗,是研究印度和新疆地理、交通以及丝绸之路东段历史极为珍贵的文献。

     据上所述,法显、悟空、继业三条西行南下路线,包括玄奘西行北上取经的路线,均经过龟兹,由此可见龟兹古国在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地位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与佛教传播史上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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