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东大街被认为是最繁华的去处了。逛大街也是东大街最爱，因为那里有最大的商场、食品店，最好的饭馆子，还有游乐场、电影院、戏院、杂耍摊子。那时西安人逛东大街像上海人逛南京路，分外要捯置一番。女人家必须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不然仿佛愧对了大街，也愧对了自己。
我还记得，上小学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穿了母亲缝的新校服，用水打湿了头发，梳了个一边倒头，就跑到平安市场听说书了。那时的说书还可以说帝王将相，三国水浒，封神七侠。我听过的是说岳，以后是说唐。说书场地是一个茶社，买茶，也卖瓜子，差不多就是戏园子一样。场地的房屋四处漏风，前排有几张桌子，后面就是长条凳。晚来的你就蹴着，或者靠墙立住。场内不明，可以吸烟，乌烟瘴气，烘托的更有气氛了。台子上说书人是个中年人，一身说相声的打扮，桌子上一把泥茶壶，一把黑团扇，开开合合的。说到要紧处，唾沫星子飞溅，而且必用扇子敲打桌子面，说窈窕淑女时须臾就用扇子遮掩了半张黑脸，咿呀呀的声调娓娓动听，引起阵阵呼啸，满堂彩。
我从说书场出来天就擦黑了。钟楼电影院的霓虹灯已经闪亮了，大海报上的明星光彩夺目，碰见电影进场，门口有黄牛党的碰头私语，小商贩的吆喝，旁边糖炒栗子热气腾腾……
那一刻，我突然盼自己快些长大。
五十年代的东大街有了明亮的路灯。不要小看路灯这玩意，许多街巷是没有的，就是有的，也是昏昏暗暗的，电灯不明，马路不平。是旧西安的写照。张恨水写西安小说《小西天》，有描写民国的东大街，说三十年代还是汽油灯，已经很不错了，在钟楼四周围明晃晃的，在乡下人眼中已是火树银花不夜天了。
东大街最靠近钟楼的是一家大食品店，名字也是钟楼招牌。小时候每次进去只那里面的香味就让我陶醉。印象最深的是糖果，摆在大店的中央，四周都是人流攒动，熙熙攘攘的。我不会上前的，因为没钱。我只逛一逛，因为逛是不需要花钱的。不过有一次过年获得了压岁钱，就买了一种薄荷糖豆，含在嘴里，凉而麻酥。再大了，我依然对食品店有好感，它每次都会调动我对生活的憧憬，味觉饮食也会引起精神的。那年月，人生莫大于吃食。
在大街口上，令我印象深的就是钟楼邮电局。五十年代新盖了邮电大楼，原先古色古香的营业厅成为了书报邮票店。小小的一张邮票在那时也会成为一种运动。集邮是许多中国人的爱好，它不仅仅是交易，而且是文化是人的层次。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集邮了，在文革失学那段日子，集邮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化爱好，而是大发时光。通过黑市交换邮票，我已经有了赚钱的商品价值了。集邮交易是不被允许的，警察常常会突然袭击的。我们都是背着一黄色挎包，有的上面印着毛主席木刻像，有的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红字，再别一枚毛主席像章。包的里面放着集邮册。交易是互通有无，也有交朋友的。不过，我那时没这样的觉悟，纯粹是无聊至极，想弄几个零花钱。警察一来，马上有人会报信，大人们就作鸟兽散，不是躲进新华书店，就是过跑马路，去了解放商场内。
西安的解放市场，在民国就是个极热闹的地儿。这地原是一座庙宇，鼎鼎大名开元寺。历代被毁又陆续重建，不仅香火不断，也是西安人欢喜的地方。早的不提，民国以后开元寺彻底败落，四周开门做了花柳营生，接踵而来是三教九流汇聚了。民国政府封窑子，然后兴起的是说唱戏曲。豫剧名家常香玉就是从此起步，唱红大江南北。以后这里已是有春光剧场，评剧团、越剧、曲艺社等等。街头玩杂耍卖大力丸的，也都云集此地。
小时候这里就是娱乐的天堂，星期天如果得空就上这里来逛了。市场的后面更热闹。我记得修锁修雨伞修锅碗瓢盆，面面俱到。
人多了，小偷就最旺盛，西安人叫“提皮子的”“掏包的”，你是防不胜防。我姨住小寨，星期天来逛，最爱被贼娃子光顾。她被偷了几回，怕了，就把钱放在包里的饭盒里，想双保险。最终还是失窃了。回家以后我母亲说：以后甭上钟楼去咧，你这是喂人家小偷去的。
这里一向热闹，自然就有不少饭馆子。最出名的当属“大华饭店”。民国的老店，经营淮扬菜肴，有邵力子的题匾。我工作后腰包有了钱，总爱上这来搓一顿。这里门脸虽不大，长长的店堂，菜肴却颇具特色，糖醋排骨、四喜丸子，还有松鼠桂鱼。鱼用黄河鲤鱼，刀斜犁数下，过油炸，吃起香酥脆。
改革开放这家店不知怎么反而败了，成了小吃总汇，不过仍然顾客盈门。这有最闻名的虾仁大包子，好吃便宜。逛街的人饿了都去吃，生意自然火。
南方菜还有一家，在解放商场的东厢的骡马市上，叫东亚饭店。这里典型的上海风味，大厨也是上海请的，就连服务员也是一口阿拉话。店里的桌椅很特别，大靠背椅子，像火车上的双人椅子。又很适合成双成对的人来吃饭，情侣打个嘣也不会被察觉的。缠缠绵绵的，也方便。我一个同学最爱来，带着女友。他是吃货，知道这里有特色的，每次来就点三黄鸡、雪里红烧黄鱼、年糕什么的。下酒菜点一种南方腌制的小螺狮，咸的要命，下酒却很好。酒当然是黄酒，大碗上。不过瘾了，喝洋河大曲。他经常来，和大厨厮混得滚瓜熟，嫣然是地道上海人似的，其实他是陕北米脂人氏。他是那种为吃死都不怕的吃货，以后得了糖尿病，又好好忌口，六十岁就死在嘴上了。
骡马市这条街，过去是牲口集市，民国成为“人市”，不是贩卖人口，是贩卖苦力的。街口是人民服装店，一般买服装都选这里。八十年代开了服装一条街，如今还是红红火火。但没有那时的气氛。附近商店一时布料也很兴旺，因为这里有一家著名的布店长发祥。民国是一家河南商人开的。掌柜的女儿是我中学的班主任。长发祥招牌响亮，老西安人都知道，如果扯布做衣裳，必来长发祥。这里一来货色好，不短尺少寸，店员只要顾客报出裁衣尺码，无论中式西服，人家都会给你准确计算出买多少布料，不浪费一点点。我母亲喜欢上这里等买布头，不仅折价，布头是不要布票的。
九十年代全民经商，国营的商店受到冲击，布店也被营业员分头承包。机灵的人就去沿海进货，品种多价格优惠，颇为抢手。我有一同学，是男的，单位不景气，也来卖布。这让我想起一出《卖布头》的戏。他不觉得不好意思，我们见他总是一脸的乐呵，夹裹在女人堆中，扯嗓子吆喝。他人又极帅，女客颇喜欢，同行女人更喜欢。不久就招蜂引蝶了。中午休息，他就带一群女子去对面的野玫瑰餐厅吃饭，每次单都是他买，人却很享受，弄得跟贾宝玉似的。
那家店是卖四川菜，麻辣麻辣的，合乎陕西人喜辣又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所以每天人山人海，位子也得等。他又发现柳巷开了一家小宁波菜馆，专营沪菜，聚餐挪在那间馆子。老板对自己的生意颇上心，人缘又好，逢人夸海口自己的是西安城最正宗上海菜。这家馆子开在一座旧楼上。楼梯极为窄卡，走上去吱吱巍巍的。老板依然笑脸相迎，说话洪亮，地道的一口秦腔。他的店爱放旧上海的老歌。最多是周旋的。店楼是二层的，窗户开在街面上，路人走过，以为是民国。
不错，民国的柳巷的巷子长长的，晚上灯红酒绿，常有野鸡出没。以后我们很喜欢这地，喝酒要醉，就得来这才有情趣。新世纪，馆子迁到了二环东，我们还去。那老板也苍老了，也是患糖尿病，瘦弱了，还在店里支应。
案板街口不久开了一家唐城大厦，很是热闹了一阵西安城。同时带动了周围的烤鸭店。烤鸭这玩意名气很响，吃起来也真香，西安城独此一家。我记得第一次摆宴给母亲过寿就是来烤鸭店提了一只烤鸭回去，一只十元，在当时还是很贵的。再几年母亲做寿，全家直接来馆子。后来西安有了几家烤鸭店，这里还是红火。好像西安百姓忒爱烤鸭这一口。也许是划来，也许吃惯了。
那时晚上，案板街口的夜市非常红火，在当时也是一景观。当时还有散啤，西安汉斯才合营，德国啤酒很卖好。特别夏天的之夜，熙熙攘攘。
案板街是老街，民国是易俗社的地盘，很少有人知道有一阵演戏就在露场子，晚上中午都有唱。古老的社戏。以后修建了剧场，号称“世界艺坛三大剧社之一”。鲁迅不很喜欢旧戏，来西安却欣赏了秦腔，还题名“古调独弹”。
我文革在这里“请”过毛主席像章，出售的红卫兵气汹汹的，问每个人的家庭成分，我就大声说是贫农，心里却虚慌慌的。其实我不是。我那天一连排了三次队，请了三枚毛主席，心里乐淘淘的。所以乐是偷做了三次红五类。
长发祥旁边，到了八十年代开了一家阳光歌厅，属于西安城有规模的第一家。开店的是商洛来的个体户，人精明，年轻有为。以后不断扩展，成为类似夜总会的。我因商务进去过，很是吃了一惊，一流的设备，音乐极好，有摇滚乐队，有酒吧，唱歌陪酒有小姐。吸引了大批年轻人来。不知怎么后来就垮了，许怕是因为兴起群众卡拉ok，竞争激烈吧。也有人说是被几次扫黄打击，一蹶不振了。
东大街这一带最繁华，靠近钟楼，是很商业的布局。文化活动也有，新华书店，有外文的，还有儿童的。照相馆有东亚，理发有大上海。我年青爱好时就上大上海理个发，要排很长的队。那时刚兴烫发，女人们趋之若鹜。从店里出来的女人像是换了个似的，不自觉的摸摸头，身子一阵扭捏。
附近还有一寄卖行，是西安最大的，很有行市。人们拮据就来典当，宽裕了就赎回。一般很少有回头赎的。旧货对平常百姓是划算的。我记得六几年，自然灾害过去了，日子稳了，家里开始买四大件了，我家的收音机是在这家寄卖行淘的，自行车也是，缝纫机也是。还有一个铜火锅，好像只掏了二元钱。
过来是西北眼镜行。我虽不是近视眼，但却喜欢进去逛一逛，因为店铺够大，每个柜台上放一盏有罩子的煤油灯。我大了，想装酷，在此买了一副墨镜。
长发祥过来向东走，还有清雅斋，楼上楼下。我印象最深佳肴有烧羊蹄，牛丸子，清油腐竹，大烩菜，等等。出门旁边澡堂子，也得上楼。西邻还有老字号中华甜食店。我常去对过西北电影院看夜场电影，散场出来，就吃这里的元宵、八宝粥。每年元宵节，一早排大队来买元宵。
路北有五一饭店，有名厨掌勺。时兴新菜肴，还承包婚宴。七十年代，我姐姐结婚，姐夫手头紧，给我手里塞了一百元，红着脸说你给咱办吧。他认为我西安人熟。我拿着这些钱去托熟人，摆了四桌，八凉十热，鸡鸭鱼肉，还有海鲜。
再东头有西安饭庄，就在菊花园紧隔壁。这家店是西安城最阔绰的饭店，出名的是葫芦鸡，奶锅子鱼等等十大名菜。过去还是三进院子，古色古香。七十年代周恩来来陕，忆起在西安事变时吃过西安饭庄，所以嘱托要发扬光大，盖起了高楼。这家馆子有悠久历史积淀，能说出许多逸闻轶事。
八十年代初，我结婚宴请，每桌四十元，也得找人。那时无论什么都喜欢找熟人，这也是一种买卖文化。因为物质不丰富，紧缺造成的。还有习惯，怕被坑。
东北街上的还有老孙家泡馍。如今成为城市名片了。文革时，老孙家还在柏树林口。我一次去吃，遇了一位上海中年男人，是来出差的。听说西安羊肉泡馍出名，就慕名前来。要了坨坨馍，掂着碗无从下手，问服务员如何泡，服务员一笑说放在碗里。那人就把馍放在碗里，然后送给厨房，端出来居然是整块的坨坨馍，让客人实在匪夷所思，一脸惆怅。文革时的人服务粗心，闹出这样的笑话。（图片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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