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肉，很久很久以前就进入了中国人的食谱。早在先秦之时，中国人就将家养的狗分为三类：“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二曰田犬，田猎所用；三曰食犬，充庖厨庶羞用。”所谓“食犬”，即今人所说的“肉狗”。不过那时候狗肉非常珍贵，只有贵族才享用得起，《礼记》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狗肉是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享受的美味。当时的天子也以狗肉作为严肃的祭品，这从汉字“献”的造字结构便可看出来，“犬”字偏旁即表示以狗献祭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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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秦汉时期，食狗之风大盛，狗肉从贵族的食谱扩展至平民的餐桌。刘邦的马仔樊哙，发迹之前就是市井中的屠夫，以屠狗为营生，“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故哙专屠以卖之”。相传刘邦特别喜欢樊哙烹制的狗肉，因此留下一道名菜，叫做“沛公狗肉”。根据汉朝人的记述，“中者屠杀羊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狗肉的品位要高于猪肉，中产阶级才吃得起狗肉，穷人只能吃猪肉与鸡肉。
不过隋唐之后，狗肉已经退出汉族人的主要食单，在中原家庭的餐桌上，猪肉与羊肉才是最常见的肉类。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可供人们食用的肉类已经比较丰富，肉猪、肉羊的养殖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再需要将狗当成食用动物。二是佛教与道教的倡导，佛教禁止信徒食用狗肉；道教也称“以犬为地厌，不食之”，受这些宗教思想的影响，人们也自觉不吃或少吃狗肉。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北宋崇宁年间（12世纪初），朝野发生了一场要不要禁止民间食用狗肉的政策争辩。
话说崇宁初年，有一个叫做范致虚的官员，向宋徽宗提出一个立法建议：“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即提请朝廷取缔京师的肉狗屠宰业，其实就是禁止民间食用狗肉。
范致虚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呢？原因比较奇葩，“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意思是，宋徽宗生肖属狗，所以狗不宜被宰杀、食用。幸亏徽宗皇帝不是属鼠，要不然宋朝的猫都要失业了。
但宋徽宗觉得范致虚的提议非常有道理，“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下了一道诏书，禁止天下人屠狗。并赏赐了范致虚，“赏钱至两万”，范爱卿能想出这么有创意的建议，当赏！
然而，“食狗禁令”发下来，朝野哗然。因为宋人虽然并非以食狗为乐事，但食狗毕竟不是华夏的饮食禁忌，市井间也不乏吃狗肉之人，屠狗还是一门正当的营生。现在朝廷突然禁止食狗，不但妨碍了市民的口腹之欲，也侵犯了经营狗肉的饮食店的利益。所以当时的舆论都反对“食狗禁令”。
京师的太学生带头抗议，在众人面前发表宣言：“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年，而当年未闻禁畜猫也。”这段话翻译过来，是说宋徽宗事事以继承父皇宋神宗的志业相标榜，神宗皇帝生于戊子年，属鼠，但从未听说当年禁止民间养猫。当今天子，为什么不学习神宗的宽容大度？
坊间也议论纷纷。有人说，狗在五行中，自有其位置，守夜、打猎，或者被食用，都是狗的“本分”，“今以忌器谀言，使之贵重若此”，恐怕要带来说不尽的麻烦啊，“其忧有不可胜言者矣”。——我们现在未必赞同宋人的看法，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宋人也有他们的道理，毕竟对于宋代的多数人来说，狗并不是宠物，还不是伴侣型动物。另一种动物，猫，在宋代倒是普遍被当成宠物饲养，所以我们极少听说宋人吃猫肉，猫肉成了饮食禁忌。
总之，由于禁止屠狗的禁令不得人心，所以实行不到几年，便不了了之。南宋未闻再有禁止屠狗之事。
虽然宋朝人反对立法禁食狗肉，不过在宋代的上流社会，并不流行食用狗肉——这一点跟先秦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在宋人笔下，汴京与临安的饮食店与肉铺子非常之繁多，但基本上卖的都是猪肉、羊肉，狗肉店不能说没有，却难得一见。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提到的所有肉类食品，发现羊肉的比例为36%，猪肉的比例是12%，鸡肉等禽类肉食为11%，鱼贝类为15%，完全没有出现狗肉。
许多宋朝士大夫甚至以食狗肉为耻。苏东坡是北宋出了名的美食家，他被贬谪黄州时，看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便发明了红烧肉这道美食。但苏东坡尽管嗜肉，却不吃狗肉。
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在徐州任太守，看到地方政府的公宴上常有狗肉这道菜，觉得不可理解，质问为什么要屠狗设宴。司法官员告诉他：法律并不禁止杀狗。苏轼又问道，公宴用狗肉，合乎礼制吗？司法官员说，合乎礼制。并引述《礼记·乡饮酒》的一句话来说明：“烹狗于东方，乃不禁。”
苏轼反驳道：“荒谬！《礼记》也说：‘宾客之牛角尺。’（意为，接待宾客所用的牛角尺把长）难道就不应该禁止屠牛？”我们知道，中原农耕王朝，一直都有严禁屠杀耕牛的禁令。这在农耕时代是非常合理的。
苏轼又引用孔子埋狗的典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孔夫子养的狗死了，叫子贡去埋葬，说道：“我听闻，旧的车帷子不要丢弃，可用来埋掩死去的马；旧的车盖也不要丢掉，可用来埋掩死去的狗。”苏轼体会到孔子的仁爱精神，认为家养的狗死了，“犹当埋，不忍食其肉，况可得而杀乎？”可见苏轼是反对杀狗的，因为他觉得狗与人类关系亲密，杀之心有不忍。
不过没有材料显示苏轼在徐州发过“屠狗禁令”，想来苏轼只是反对在举行公宴乡饮时宰杀家犬，并不干涉民间是否食用狗肉。
实际上，在宋代士大夫家庭的正式宴席上，是不允许摆上狗肉的，若以狗肉宴请宾客，将被视为不合礼节，不懂礼貌。“狗肉不上席”的说法，便是从宋代开始流行开来的。这里的席，是指正席，接待宾客的正式宴席，非指私人餐桌。私人餐桌可以不讲究，正式宴席则需要注意礼仪。宋人认为，狗肉属于贱品，不可登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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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还常常将屠狗食狗的习惯跟黑社会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如宋人记载说，宣城县境内，“十里间有聚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屠牛杀狗，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这些不法之徒啸聚在一处，屠牛杀狗，酿造私酒，伪造假钞，干的都是违禁的事情。宰杀牛狗吃其肉，成了黑社会生活方式的标志之一。
北宋初，汴京也有一帮“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他们在京城开设赌坊，诱人赌博，又“屠牛马驴狗以食”，仿佛不宰条狗来吃，不足以彰显他们的叛逆精神。所以宋太宗要求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被抓到的罪犯，重者处以死刑。不过，请注意，开封府要抓捕的并不是食用狗肉的一般市民，而是“肆凶不逞”的黑社会人员。
回顾宋朝人处理食狗问题的得失，我觉得有三点启示是值得记取的：
一、在一个并未形成食狗禁忌习俗的社会，政府如果立法禁止民间食用狗肉，将是一种冒失的政策行为；
二、政府可以禁止在公宴上食用狗肉，因为官员应当接受比平民更加严格的礼制约束；
三、上流社会应该自觉带头不吃狗肉，重建“狗肉不上席”的“舌尖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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