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惠从台北来，送给我一本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听说你在写些回忆性的东西，你会喜欢这本书的。”她可能根本不知道我是认识齐先生的，不仅认识，而且颇熟。齐先生比我大十八岁，东北人，一九四七年就到了台湾。照理说跟我是八竿子打不着，但因为她是武大毕业的（一九四七年），我也是武大毕业的（一九八一年），中间虽然相差了三十多年，毕竟也还算是校友。而台湾又有一个很棒的武大校友会，我们两个都是这个校友会的理事，这便有了接触的机会。又都是研究文学的，台北的学术圈就那么大，也时不时地会碰上一两面。我读她的《巨流河》，当然最有兴味的是她写武大的一些师友故事，但是下面这一段话却跟武大无关，而让我读来非常讶异，也非常有兴趣：
旧金山教书结束时，我应邀参加纽约翰大学（St. john’sUniversity）金介甫(JeffreyKinkley)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第一次遇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代表大约三、四人，我知道的有北大教授乐黛云和著名作家王蒙。……首次见到对岸的人，都不知道问题从何问起才好，他们知我家乡在东三省，说：“回祖国看看吧！”大家只好傻笑。夏志清兴致很高，他说：“你们到了美国，多看看吧！”午餐后回到会场，正在听大陆作家一篇文坛近况报告，突然会场门口一阵喧哗，在一大群人推推拉拉制止不住的混乱中，奔进来一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中国人，他直朝大陆作家冲去，大声喊叫：“你怎么好意思代表那个暴政到此讲话？”接着占据了讲台，嘶吼喊叫控诉文革的残酷。主办的师生好不容易把他拉到门外，他在门外还骂了一阵才被劝走。大家惊魂甫定才知道，这年轻人即是那时在西方世界畅销，揭露大陆文革惨相，《革命之子》（Sonof the Revolution）的作者——梁恒。他与共同作者夏竹丽结婚得到美国政治庇护，得以英文写完并出版此书。
齐先生当然不知道，我当时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我当时自然也不知道齐先生在场，我那时根本不认识她。最诡异的是，这个场面中的所有主角——金介甫、乐黛云、王蒙、夏志清、梁恒、夏竹丽（JudithShapiro）——我当时都不认识，然而后来我全都认识了。除了乐黛云只见过两面以外，其他人我后来都见过许多次面，甚至还相当熟。这不禁让我起一种哲学的遐想：在无尽的时间长河里，在无边的空间展布里，几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却因缘际会在一个小点上，彼此都不认识对方，自然也不知道对方的在场，那么从此天各一方是极自然的。倘若若干年后，这些不相干的人，却彼此认识了，甚至成了师友，又在某一刻陡然发现原来这些人当时都在场，这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可能性呢？
关于我跟这段文章当中几个主角的关系，有机会再来说。现在先来讲讲那个被齐先生称为“高大漂亮的年轻中国人”的梁恒。因为其他人至少现在还在世间，包括我的老师夏志清先生，今年八十八岁了，但仍健在。但是“高大漂亮”的梁恒，我却不敢断定他尚在世上否。
齐先生这段文字写的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在圣约翰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我那时刚到美国一年，还在苦读英文。偶然从朋友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便去听会。几个月之后，我和梁恒都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也都成了夏志清先生的学生。那个时候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还很少，尤其是读文学的，我跟梁恒可能是最早的一批，这样就自然成了好朋友，连他的太太夏竹丽在内。我那时很寂寞，压力很大，梁恒虽然有个美国太太，但也还处在适应期中。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谈中国、谈未来、吐苦水，相濡以沫。我甚至还在他们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是夏竹丽父亲的房子，夏竹丽的父亲是哥大有名的教授，一个研究心理学的犹太人。我后来跟这个老学者也混熟了，他还邀请我去过他在佛尔蒙特山上的漂亮的别墅。
第二年，梁恒突然兴起一个念头，想办一个杂志，同我商量，后来又邀了另外一个大陆留学生宦国苍和一个台湾留学生杜念中，我们四个人讨论过几次，决定把这杂志的名字定名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自然也商量过一些组稿和筹款方面的事宜。五月份哥大放假，我为办绿卡的事要在洛杉矶整整呆三个多月，临行前把地址跟电话都写给了梁恒，并且叮嘱他，有事可以随时跟我电话商量。但令我奇怪的是，整个暑假我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我以为办杂志的事暂时中止了。不想九月份我回到哥大，梁恒却对我说：“考虑到你的身体（我那之前的确患了好久的忧郁症，但此时已好），我们决定，你不再在杂志的核心小组。”停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还是会征询你的意见。”他这几句说得有些吞吞吐吐，我知道他嘴里的“我们”只是“我”的意思。我听了之后一时说不出话来，一种被背叛、被抛弃、被轻视的感觉让我直想发火，怎么昨天还是称兄道弟的“革命同志”，突然今天就被一脚踢开了呢？是他瞧不起你，还是要独享杂志创办人的名誉？我压住怒火，只说了一句：“那好吧，你们好自为之。”就转身走了。
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悲哀。我在文革中已经看过太多的权力倾轧、背叛和出卖，我亲身经历了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两次打成反革命，先后关了近三年的牛棚，被批斗，被剃光头，被游街；也亲眼看到彭德怀这样的大人物被一群红卫兵拖上敞篷汽车，脖子上挂着大黑牌游街；亲自见证了跟伟大领袖并称为主席的刘少奇如何被斗死，死的时候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和一头长过一尺的白发；又亲自见证了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号称副统帅的林彪如何从天上掉了下来，在蒙古温都尔汗草原留下一具戴着一口假牙的尸体。这件小事本不足以引起我心里的任何震荡，但我却明明感到惊讶而愤怒，因为这个小动作其实只是那些历史大剧的微缩版，而它竟发生在以控诉文革罪行而风靡美国的《革命之子》的作者身上。
我从此跟梁恒分了手。一年之后，宦国苍、杜念中也相继复写了我的故事，被梁恒一一踢出了《知识分子》的核心小组。但《知识分子》已经筹备好了，最终也出刊了，梁恒自然成了这个杂志的唯一的创办人和当然的社长兼主编。《知识分子》最后出了多少期我不知道，听说有一阵子在急于想了解西方世界的大陆知识分子当中还颇有一点影响。梁恒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路子，居然找到了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我也认识），做《知识分子》的大陆主编，这自然也替这份杂志增加了一些分量。但《知识分子》最后还是办不下去，什么时候停刊的我不知道。
梁恒在夏老师手下念了一个硕士，后来就念不下去了，除了办《知识分子》以外还做了些什么，我也只是偶有所闻。听说他后来跟美国老婆夏竹丽也闹翻了，终于离了婚。夏竹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中英文都很好，《革命之子》与其说是梁恒的作品，不如说是夏竹丽的作品，梁恒顶多只是提供素材而已。这本书后来又被翻译成中文，译者是一个台湾人。说来好笑，梁恒号称是《革命之子》的作者，可是无论是英文或者中文，他都没有写一个字。后来又听说他跟匈牙利裔的国际金融掮客索罗斯挂上了勾，做什么则不知道，或许发了财吧。
夏老师曾经非常欣赏梁恒，因为夏老师是反共的（夏老师并不隐晦自己的政治观点），很得意将一位从大陆的铁幕冲出来的以揭露文革罪名出名的新生代反共分子收为自己的学生，并且专门为他写了介绍文章。梁恒也以这位鼎鼎大名的学者为自己张目，跟夏老师过从频繁。当时夏老师的大陆学生还有一位查建英，我们自然都是好朋友，但是我跟查建英之尊敬夏老师，乃是因为夏老师是一位可敬的学者跟师长，而梁恒与夏老师关系之亲密却跟我们不一样，梁恒会跟夏老师勾肩搭背，甚至会叫他“老夏”，而夏老师居然也不以为忤，这看在我跟小查的眼里都是有些奇怪的。但是后来夏老师也终于不大喜欢这位当年宠爱的学生了，因为他拜访夏老师的次数随着他自己名声的提高却越来越稀疏了，只是得意的时候还会来找找夏老师，说说自己的得意，然后说：“老夏，我请你吃饭。”然而再到后来，请“老夏”吃饭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终至于没有了。
我去台湾任教以后，因为太太和孩子还在美国，所以寒暑假也常常回去，每次回去必请夏老师跟夏师母吃饭。谈起往事，自然也常常会谈到梁恒。夏老师常常叹息说，梁恒太蠢，基础太差，不是读书的料子。又说，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梁恒了，连电话都没有一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又叹息说，他一定混得很差，如果混得好，他一定会来请我吃饭的。奇怪的是，不仅夏老师不知道梁恒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所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一点他的音信。他真的就像时下人们所说的，突然从人间“蒸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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