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的幕僚生涯

2012-07-28

作者 樊树志   发表于2012-02-25 23:20

徐渭(文长)是明朝嘉靖、隆庆间的绍兴名士,书法、诗文、绘画均为后世称颂。

  倘若胡宗宪不倒,倘若徐渭的幕僚生涯持续到晚年,一直专注于起草官样文章,是否还会有如此高的诗文书画成就?这恐怕是个很大的疑问。胡宗宪之死,徐渭因祸得福,使他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色,率性而为,终成大家。

徐文长署名“田水月”的字画

  樊树志

  徐渭(文长)是明朝嘉靖、隆庆间的绍兴名士,书法、诗文、绘画均为后世称颂。他去世几年之后,湖广袁宏道(中郎)来到绍兴,在陶望龄书斋中见到徐文长文集的初刻本,连连惊呼“奇绝”,称赞他为“有明一人”。袁中郎的文章也很“奇绝”,他写的徐文长传,与一般传记格式截然不同,开头不写传主,而写自己少年时读到杂剧《四声猿》的感触:“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一下子设置了悬念,吊起读者的胃口之后,他进一步引申悬念,讲他来到绍兴之后,见到人家厅堂中悬挂的字幅,署名“田水月”,书法“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中宛宛可见”,惊骇之余心中自问:“不知‘田水月’为何人?”铺陈了这些,他慢慢解开谜底,陶望龄告诉他:“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袁中郎用如此奇特的笔法,介绍奇人徐文长,真是一绝。

  

  徐渭二十岁才成为山阴县学的诸生(俗称秀才),督学使薛应旂看了他的文章,点评道:“句句鬼语”,认为奇才难得,把他名列第一。但是科场的主考官没有薛应旂的眼光,导致他连续参加八次乡试(考举人),次次落第,白白蹉跎了岁月。嘉靖三十六年,胡宗宪把他召入幕府,徐渭从此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

  胡宗宪颇有才干,却心术不正。万斯同《明史·胡宗宪传》写道:“宗宪为人多权术,喜功名,因(赵)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嵩父子德甚。”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如此评价他:“才望颇隆,气节小贬,侧身严赵,卵翼成功。”此处所说的“严赵”,是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以及他们的党羽赵文华。嘉靖皇帝任命工部侍郎赵文华前往浙江“督察军务”,胡宗宪对他死心塌地,通过他巴结严氏父子,平步青云,由巡抚晋升为总督。嘉靖三十九年,赵文华因贪赃枉法被革职,在回乡途中自杀而死。失去了赵文华这个“内援”,机敏过人的胡宗宪改变策略——“思自媚于上”,把“走权门”改变为直接“通天”,讨好皇帝。他深知皇帝痴迷于道教,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不断向皇帝进献祥瑞。

  徐渭作为幕僚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帮胡总督代写“进献白鹿”的表文,也就是寻找一个由头,讨皇帝欢心。按照徐渭特立独行的个性,此种勾当本不屑为之,但是作为幕僚,而且分工“管书记”,是代长官立言,必须顺着长官的思路。文章高手徐渭出手果然不凡,表文随同白鹿一并送到了皇帝手里,龙颜大悦,以为是天降祥瑞,特命勋臣朱希忠等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并且提升胡宗宪俸禄一级。于是乎这篇表文立时身价百倍。陶望龄《山人徐渭传》说:“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指胡宗宪)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甚。”《徐文长文集》收录了这篇大作,题为《代初进白牝鹿表》:

  臣谨按图牒,再纪道诠,乃知麋鹿之群,别有神仙之品,历一千岁始化而苍,又五百年乃更为白,自兹以往,其寿无疆……诚亦希逢,必有圣明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后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沟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时以行,无为而民自化,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

  一千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白鹿,是鹿中神仙,万寿无疆,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其实是拍皇帝马屁——“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奇怪的是,“翰林学士见之争传诵”,令人匪夷所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传诵的,那些翰林学士恐怕是在琢磨如何讨皇帝欢心的诀窍吧!

  进献白鹿正合圣意以后,胡宗宪再接再厉,嘉靖三十九年“进献白龟灵芝”,表文自然由徐渭代笔。此文收在《徐文长逸稿》中,题为《代进白龟灵芝表》:

  臣顷者遍求灵芝,献充御用。乃有浙民邵祥入山,觅得灵芝凡一十本,高大殊常,方掘地起芝,见一白龟蹲蛰根下……窃惟玉龟应图,宝册书瑞,必也时逢圣世,然后特产嘉休,用召至和平,应时昭显,导引呼吸,与天久长。至于穴处山中,乃复潜蛰芝下,则史册所未载,古今所未闻,奇而又奇,瑞而又瑞者也。恭惟皇上,道光帝尧,功迈神禹。

  掘到灵芝不算稀奇,稀奇的是灵芝根部潜伏着一只罕见的白龟,真是闻所未闻,奇而又奇。那么这一祥瑞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是太平盛世,皇上道德超越尧舜,事功凌驾夏禹,龙体与天地一样长久。皇上看了白龟灵芝和表文,大为欢悦,亲自命名为“玉龟仙芝”,派礼部尚书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赏赐胡宗宪银币、金鹤衣。

  当时专擅朝政,权倾一时的严嵩,不断遭到正直大臣的弹劾。胡宗宪却唯恐巴结不及,在他寿辰时,要徐渭写去贺词,为之歌功颂德。在《徐文长逸稿》中有一篇题为《代贺严阁老生日启》,如此写道:

  伏审嘉诞,正值元辰,既跻八袤之遐龄,新添一岁,预卜他年之绵算,实始今春。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

  名列《明史·奸臣传》的严嵩,竟然成了广施恩泽、积德深厚的“一代伟人”。无怪乎严氏父子倒台后,胡宗宪被追究为“严党”。

  

  徐渭对于这些代笔文章是不甚满意的,虽然外人评价很高,自己却有难言之隐。他感叹道:“渭颇学为古文词,亦辄稍应事,则其书于手者,类不出于其心。盖所谓人以为好而已,惭之者时有焉。复归罪于身之微,而势不可直。然考昌黎与冯宿论文时,亦既取科第为官人矣。文之难人知之,而应俗之文之难人其知之哉?”寄人篱下,人微言轻,很难直抒胸臆,代笔文章大多并非出于本心,仅仅是“人以为好而已”,自己颇有愧色。

  不过,胡宗宪对徐渭是折节相待的,能够容忍他的名士风度。《明史窃》写道:“(徐)渭每入见,辄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投笔出门,宗宪有急(事)招之,渭则已与群侠少市肆中匿饮。使者还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宗宪且大喜曰:‘甚善甚善。’”徐渭也真心辅佐胡公,为他平定倭患出谋划策。史家的记述几乎众口一词。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写道:“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指胡宗宪)所以饵王(直)徐(海)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

  尹守衡《明史窃》说:“渭亦有才略,善谈兵。海寇引倭寇深入,渭从宗宪出观海,窥贼垒,因上书曰生计……宗宪亲履戎行,捐巨万金行间,竟歼群寇,从渭画也。”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说:“文长知兵,好奇计,少保(胡宗宪)饵王(直)徐(海)诸虏,用间钩致,皆与密议。”

  胡宗宪除掉王直、徐海,是他引为自傲的事功,其间充满着阴谋诡计。胡宗宪利用同乡关系,招安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商王直,把他的母亲从金华监狱释放,派人前往日本游说。王直企盼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使走私贸易合法化,决意归顺。胡宗宪又派人拿着王直养子王滶的书信,诱降徐海,徐海以为王直已经归顺,自己也想“内附”。孰料,胡宗宪策动徐海和同伙陈东内讧,然后乘其不备,发兵围困,迫使徐海投水而死。王直投降后,胡宗宪抛弃先前的承诺,把他斩首于杭州官巷口闹市。这就是“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的大致情况,徐渭从头至尾参与了“密议”。后来胡宗宪瘐死狱中,徐渭以为是“用吾言而死”,其实不然。

  嘉靖四十一年,监察官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十大罪状,皇帝下旨罢去四省总督之职,把他逮捕到北京。突然出尔反尔,下达圣旨说: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从担任御史至今,所有官职都是朕亲自提升的,话锋一转,说出了惊人的一句:“今却加罪,后来谁与我任事?”结果是无罪释放,回家“闲住”。到了皇帝的“万寿节”,在家闲住的胡宗宪向皇帝进献“秘术”(房中术)十四种,龙颜大悦,想要再度起用他。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及其党羽罗龙文被处死刑,御史查抄罗龙文家产,查获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内容是他遭到弹劾时,竟然忘乎所以地自己草拟“圣旨”,请罗龙文转交严世蕃,作为内阁“票拟”发出。新任内阁首辅徐阶指示言官弹劾他“不法蔽辜”。胡宗宪再次被捕,自知难逃一死,在监狱中服药自杀。

  

  胡宗宪的死,对徐渭震动极大,他担心受到牵连,神经错乱而发狂,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陶望龄《山人徐渭传》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引巨锥刺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愤懑欲自决。”他是真心想死,正如他自己所说:“私念生平国士,我无过胡公,公用吾言而死,吾当以死报公地下。”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写了《自为墓志铭》,决意自杀,谈到自我了断的缘由:“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开,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

  众所周知,幕僚与长官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甚至是雇佣关系,幕僚没有必要为长官殉死。胡宗宪瘐死狱中,他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剧烈,如此反常?对于“公用吾言而死”,极其内疚,又是为什么?其中的内幕已不可知,后人只能推测。唯一可能的解释,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是由他起草的。由于此类文稿极为机密,不可能在他的文集中留下痕迹,只是推论而已。

  因为杀死“后妇”(第二任妻子),被捕入狱,他四十六岁至五十二岁(隆庆元年至万历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从他自己撰写的年谱(《畸谱》)得到印证。《徐文长逸稿》附录《畸谱》一卷,其实是一个极为简略的大事年表,其中写道: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音zi,意刺入)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

  四十七岁至五十二岁,狱。

  五十三岁,除释,某归。

  这段生活可以看作他的幕僚生涯的延伸,宣府巡抚邀请他入幕,他旋即辞归,与这种阴影大有关系。

  

  从五十二岁到七十三岁,他终于回归不受任何拘束,率性自由的日子,使他的文学艺术登上了高峰。袁宏道的评论是最有说服力的:“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鸟鱼,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推崇的语气几乎无以复加,还不忘补充一句:“晚岁诗文益奇。”确实,徐文长的诗文成就是在晚年形成的。他用一个“奇”字来概括其特色:“文长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按袁中郎的说法,文长的诗第一,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而文长自己的排序稍异:“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究竟是书第一,还是诗第一,已经无关宏旨。值得探究的是,倘若胡宗宪不倒,倘若徐渭的幕僚生涯持续到晚年,一直专注于起草官样文章,是否还会有如此高的诗文书画成就?这恐怕是个很大的疑问。胡宗宪之死,徐渭因祸得福,使他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色,率性而为,终成大家。

  陶望龄《山人徐渭传》篇末,有一段评论写得很好:“陶望龄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最善,后则文长。自古业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务观者鲜矣,况文长乎!文长负才,不能谨饰节目,然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以成其为文长者而已。中被诟辱,老而病废,名不出于乡党,然其才力所诣,质诸古人,传于来祀,有必不可废者。秋潦缩,源泉见,彼豗喧泛滥者须臾耳,安能与文长争修短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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