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胡宗宪不倒，倘若徐渭的幕僚生涯持续到晚年，一直专注于起草官样文章，是否还会有如此高的诗文书画成就？这恐怕是个很大的疑问。胡宗宪之死，徐渭因祸得福，使他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色，率性而为，终成大家。
徐文长署名“田水月”的字画
樊树志
徐渭（文长）是明朝嘉靖、隆庆间的绍兴名士，书法、诗文、绘画均为后世称颂。他去世几年之后，湖广袁宏道（中郎）来到绍兴，在陶望龄书斋中见到徐文长文集的初刻本，连连惊呼“奇绝”，称赞他为“有明一人”。袁中郎的文章也很“奇绝”，他写的徐文长传，与一般传记格式截然不同，开头不写传主，而写自己少年时读到杂剧《四声猿》的感触：“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一下子设置了悬念，吊起读者的胃口之后，他进一步引申悬念，讲他来到绍兴之后，见到人家厅堂中悬挂的字幅，署名“田水月”，书法“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中宛宛可见”，惊骇之余心中自问：“不知‘田水月’为何人？”铺陈了这些，他慢慢解开谜底，陶望龄告诉他：“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先生名渭，字文长，嘉隆间人，前五六年方卒。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即其人也。”袁中郎用如此奇特的笔法，介绍奇人徐文长，真是一绝。
徐渭二十岁才成为山阴县学的诸生（俗称秀才），督学使薛应旂看了他的文章，点评道：“句句鬼语”，认为奇才难得，把他名列第一。但是科场的主考官没有薛应旂的眼光，导致他连续参加八次乡试（考举人），次次落第，白白蹉跎了岁月。嘉靖三十六年，胡宗宪把他召入幕府，徐渭从此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
胡宗宪颇有才干，却心术不正。万斯同《明史·胡宗宪传》写道：“宗宪为人多权术，喜功名，因（赵）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嵩父子德甚。”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如此评价他：“才望颇隆，气节小贬，侧身严赵，卵翼成功。”此处所说的“严赵”，是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以及他们的党羽赵文华。嘉靖皇帝任命工部侍郎赵文华前往浙江“督察军务”，胡宗宪对他死心塌地，通过他巴结严氏父子，平步青云，由巡抚晋升为总督。嘉靖三十九年，赵文华因贪赃枉法被革职，在回乡途中自杀而死。失去了赵文华这个“内援”，机敏过人的胡宗宪改变策略——“思自媚于上”，把“走权门”改变为直接“通天”，讨好皇帝。他深知皇帝痴迷于道教，修炼长生不老之术，不断向皇帝进献祥瑞。
徐渭作为幕僚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帮胡总督代写“进献白鹿”的表文，也就是寻找一个由头，讨皇帝欢心。按照徐渭特立独行的个性，此种勾当本不屑为之，但是作为幕僚，而且分工“管书记”，是代长官立言，必须顺着长官的思路。文章高手徐渭出手果然不凡，表文随同白鹿一并送到了皇帝手里，龙颜大悦，以为是天降祥瑞，特命勋臣朱希忠等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并且提升胡宗宪俸禄一级。于是乎这篇表文立时身价百倍。陶望龄《山人徐渭传》说：“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指胡宗宪）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甚。”《徐文长文集》收录了这篇大作，题为《代初进白牝鹿表》：
臣谨按图牒，再纪道诠，乃知麋鹿之群，别有神仙之品，历一千岁始化而苍，又五百年乃更为白，自兹以往，其寿无疆……诚亦希逢，必有圣明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后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沟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时以行，无为而民自化，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
一千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白鹿，是鹿中神仙，万寿无疆，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其实是拍皇帝马屁——“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奇怪的是，“翰林学士见之争传诵”，令人匪夷所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传诵的，那些翰林学士恐怕是在琢磨如何讨皇帝欢心的诀窍吧！
进献白鹿正合圣意以后，胡宗宪再接再厉，嘉靖三十九年“进献白龟灵芝”，表文自然由徐渭代笔。此文收在《徐文长逸稿》中，题为《代进白龟灵芝表》：
臣顷者遍求灵芝，献充御用。乃有浙民邵祥入山，觅得灵芝凡一十本，高大殊常，方掘地起芝，见一白龟蹲蛰根下……窃惟玉龟应图，宝册书瑞，必也时逢圣世，然后特产嘉休，用召至和平，应时昭显，导引呼吸，与天久长。至于穴处山中，乃复潜蛰芝下，则史册所未载，古今所未闻，奇而又奇，瑞而又瑞者也。恭惟皇上，道光帝尧，功迈神禹。
掘到灵芝不算稀奇，稀奇的是灵芝根部潜伏着一只罕见的白龟，真是闻所未闻，奇而又奇。那么这一祥瑞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现在是太平盛世，皇上道德超越尧舜，事功凌驾夏禹，龙体与天地一样长久。皇上看了白龟灵芝和表文，大为欢悦，亲自命名为“玉龟仙芝”，派礼部尚书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赏赐胡宗宪银币、金鹤衣。
当时专擅朝政，权倾一时的严嵩，不断遭到正直大臣的弹劾。胡宗宪却唯恐巴结不及，在他寿辰时，要徐渭写去贺词，为之歌功颂德。在《徐文长逸稿》中有一篇题为《代贺严阁老生日启》，如此写道：
伏审嘉诞，正值元辰，既跻八袤之遐龄，新添一岁，预卜他年之绵算，实始今春。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
名列《明史·奸臣传》的严嵩，竟然成了广施恩泽、积德深厚的“一代伟人”。无怪乎严氏父子倒台后，胡宗宪被追究为“严党”。
徐渭对于这些代笔文章是不甚满意的，虽然外人评价很高，自己却有难言之隐。他感叹道：“渭颇学为古文词，亦辄稍应事，则其书于手者，类不出于其心。盖所谓人以为好而已，惭之者时有焉。复归罪于身之微，而势不可直。然考昌黎与冯宿论文时，亦既取科第为官人矣。文之难人知之，而应俗之文之难人其知之哉？”寄人篱下，人微言轻，很难直抒胸臆，代笔文章大多并非出于本心，仅仅是“人以为好而已”，自己颇有愧色。
不过，胡宗宪对徐渭是折节相待的，能够容忍他的名士风度。《明史窃》写道：“（徐）渭每入见，辄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投笔出门，宗宪有急（事）招之，渭则已与群侠少市肆中匿饮。使者还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宗宪且大喜曰：‘甚善甚善。’”徐渭也真心辅佐胡公，为他平定倭患出谋划策。史家的记述几乎众口一词。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写道：“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指胡宗宪）所以饵王（直）徐（海）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
尹守衡《明史窃》说：“渭亦有才略，善谈兵。海寇引倭寇深入，渭从宗宪出观海，窥贼垒，因上书曰生计……宗宪亲履戎行，捐巨万金行间，竟歼群寇，从渭画也。”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说：“文长知兵，好奇计，少保（胡宗宪）饵王（直）徐（海）诸虏，用间钩致，皆与密议。”
胡宗宪除掉王直、徐海，是他引为自傲的事功，其间充满着阴谋诡计。胡宗宪利用同乡关系，招安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商王直，把他的母亲从金华监狱释放，派人前往日本游说。王直企盼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使走私贸易合法化，决意归顺。胡宗宪又派人拿着王直养子王滶的书信，诱降徐海，徐海以为王直已经归顺，自己也想“内附”。孰料，胡宗宪策动徐海和同伙陈东内讧，然后乘其不备，发兵围困，迫使徐海投水而死。王直投降后，胡宗宪抛弃先前的承诺，把他斩首于杭州官巷口闹市。这就是“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的大致情况，徐渭从头至尾参与了“密议”。后来胡宗宪瘐死狱中，徐渭以为是“用吾言而死”，其实不然。
嘉靖四十一年，监察官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十大罪状，皇帝下旨罢去四省总督之职，把他逮捕到北京。突然出尔反尔，下达圣旨说：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从担任御史至今，所有官职都是朕亲自提升的，话锋一转，说出了惊人的一句：“今却加罪，后来谁与我任事？”结果是无罪释放，回家“闲住”。到了皇帝的“万寿节”，在家闲住的胡宗宪向皇帝进献“秘术”（房中术）十四种，龙颜大悦，想要再度起用他。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及其党羽罗龙文被处死刑，御史查抄罗龙文家产，查获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内容是他遭到弹劾时，竟然忘乎所以地自己草拟“圣旨”，请罗龙文转交严世蕃，作为内阁“票拟”发出。新任内阁首辅徐阶指示言官弹劾他“不法蔽辜”。胡宗宪再次被捕，自知难逃一死，在监狱中服药自杀。
胡宗宪的死，对徐渭震动极大，他担心受到牵连，神经错乱而发狂，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陶望龄《山人徐渭传》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引巨锥刺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愤懑欲自决。”他是真心想死，正如他自己所说：“私念生平国士，我无过胡公，公用吾言而死，吾当以死报公地下。”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写了《自为墓志铭》，决意自杀，谈到自我了断的缘由：“人谓：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开，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
众所周知，幕僚与长官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甚至是雇佣关系，幕僚没有必要为长官殉死。胡宗宪瘐死狱中，他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剧烈，如此反常？对于“公用吾言而死”，极其内疚，又是为什么？其中的内幕已不可知，后人只能推测。唯一可能的解释，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是由他起草的。由于此类文稿极为机密，不可能在他的文集中留下痕迹，只是推论而已。
因为杀死“后妇”（第二任妻子），被捕入狱，他四十六岁至五十二岁（隆庆元年至万历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从他自己撰写的年谱（《畸谱》）得到印证。《徐文长逸稿》附录《畸谱》一卷，其实是一个极为简略的大事年表，其中写道：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音zi，意刺入）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
四十七岁至五十二岁，狱。
五十三岁，除释，某归。
这段生活可以看作他的幕僚生涯的延伸，宣府巡抚邀请他入幕，他旋即辞归，与这种阴影大有关系。
从五十二岁到七十三岁，他终于回归不受任何拘束，率性自由的日子，使他的文学艺术登上了高峰。袁宏道的评论是最有说服力的：“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鸟鱼，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推崇的语气几乎无以复加，还不忘补充一句：“晚岁诗文益奇。”确实，徐文长的诗文成就是在晚年形成的。他用一个“奇”字来概括其特色：“文长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按袁中郎的说法，文长的诗第一，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而文长自己的排序稍异：“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究竟是书第一，还是诗第一，已经无关宏旨。值得探究的是，倘若胡宗宪不倒，倘若徐渭的幕僚生涯持续到晚年，一直专注于起草官样文章，是否还会有如此高的诗文书画成就？这恐怕是个很大的疑问。胡宗宪之死，徐渭因祸得福，使他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色，率性而为，终成大家。
陶望龄《山人徐渭传》篇末，有一段评论写得很好：“陶望龄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最善，后则文长。自古业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务观者鲜矣，况文长乎！文长负才，不能谨饰节目，然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以成其为文长者而已。中被诟辱，老而病废，名不出于乡党，然其才力所诣，质诸古人，传于来祀，有必不可废者。秋潦缩，源泉见，彼豗喧泛滥者须臾耳，安能与文长争修短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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