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本文作者杨仁旺，是我在北大附中的同事（2012-2013）。目前他在英国一所中学工作。他在本文中比较了英国和中国师生关系的区别。第一点是课堂上英国更鼓励学生发表个人观点，第二点是课外英国不允许教师和学生过分亲密。感兴趣的读者可细读以下文字。
来英国工作已经半年了，我对比了原来工作的北大附中和现在工作的谢菲尔德silverdale school，发现这两所中学的师生关系迥然不同。
先说课堂上的师生关系，笔者曾经工作的北大附中算是秉承了北大自由民主之风的一所优秀中学，但即便如此，北大附中的课堂大多还是教师主导型，师生之间主要是传授者和学习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定位下，即便一再强调师生在人格上的平等，也难以消除他们在知识上的不平等，有的教师往往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树立为知识权威，不少学生也习惯于顺从权威，敢在课堂上发表与教师不同意见的学生并不多见。
而在英国，情况则很不一样。英国教师行为准则中有明文规定：“教师不得无故否定学生的独到见解，不得故意压制或歪曲学生进步的事实”，“不得以任何形式歧视学生，不得有意为难或贬低学生，不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学生丢脸”等条文。在Silverdale School，课堂基本都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纯知识性讲授的比重很小，课堂的大部分时间以活动为主，学生在玩儿中学，享受学习的乐趣。而在玩儿的过程中，教师只是一个引领者，负责制定活动规则和监督活动的顺利进行。至于活动过程的具体实施和推进，则完全是学生主导，即便遇到困难，教师也不会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启发学生互相讨论出解决办法。如果是个别学生遇到学习障碍，教师往往不会直接向他提供帮助，而是希望其他同学主动提供帮助，让同龄群体互相学习，这既是教育效果达成的利器，也是青少年社会化的法宝。
再谈谈课外的师生关系。北大附中有不少老师在课堂外还与学生保持着多种渠道的联系，尤其是班主任。我在北大附中担任班主任期间曾经逐一到每一位学生家里进行家访，而且我的手机通常是二十四小时开机，学生和家长都知道我的手机号，以便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沟通解决。除此之外，我还注册了人人账号和微信账号，在人人网和微信平台上与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因此，在北大附中工作期间，我的个人生活与学校的教育工作其实是掺杂在一起的，难以分割开来，师生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学校的公共空间延伸到了家庭的私人空间。
这种情况在英国则是不被允许的。英国教师行为准则中有明文规定：“教师不得与学生过分亲密”。我在Silverdale School工作期间深切体会到了学校为了防止师生间所谓的“过分亲密”关系而向教师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第一、教师不得与学生独处，找学生谈话必须有第三者在场，如果谈话内容涉及学生隐私，则需监护人在场。
第二、教师不得在学生上学或放学途中与学生同行（不论同性还是异性）。我有一节课是当天的最后一节，班上有一个华裔学生正好与我同路，有一次我们下课后结伴同行，后来被Line manager委婉警告。
第三、教师不得将私人联系方式告知学生及学生家长，例如手机号、facebook、推特等等。我的前任曾经把他的facebook账号告知了部分学生，后来被Line manager委婉警告。在英国，教师与学生及学生家长的联系仅限于学校范围之内，离开学校，回到家庭，双方互不干扰，以保障私生活的独立。即便是教师带着学生组团出行，教师也不能将私人手机号告知学生及家长，而是由学校专门配备一部手机供教师在出行期间使用，公私分明，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中英学校的师生关系在课堂内外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就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而言，我认为与中西方的传统价值观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教师被看做是“传道、授业、解惑”者，是高于学生的权威。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如果教师要倒给学生半桶水，就得先让自己拥有一桶水。而在英国，民主与平等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他们认为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教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因而，英国教师更看中怎么帮助学生寻找水源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把自己的水倒给学生。
对于课外的师生关系而言，中国的传统并没有把教师的教育工作和个人的私生活截然区分开来，孔子甚至和他的弟子们共同生活。而英国的传统是个人私生活神圣不可侵犯，离开学校后就是教师和学生的私人时间，双方互不干涉。
通过对比中英两所学生课堂内外迥然不同的师生关系，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课堂需要适当借鉴英国经验，师生之间需要更多民主平等的交流，课堂形式也应由传统的教师主导型转变为因材施教，根据学生情况和特点选择不同的课堂形式，教师主导型、学生主导型和师生共同主导型可以在不同情况下得到应用。而课外则未必需要像英国那么刻板，师生在自愿原则基础上保持一定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建立亦师亦友的和谐关系，这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下的复杂国情相适应的，既有助于教育效能的实现，也有利于青少年学生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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