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遥远的救世主》这部作品的评价，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封面上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部可以傲然独尊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遇不可求的完美佳作。小说与其说是一部商战、伦理、爱情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哲思之作。小说的主人公丁元英是一个对商业市场规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理解的“明白人”，以至被一群妄想附攀高人以成就事业的音响发烧友视为“救世主”，也是为了向女友芮小丹献上一份“礼物”，他展开了对贫困村王庙村的“扶贫”计划。而实质上这一个“礼物”就是一种觉悟，一种对文化属性的思考。小说通过各色人物思想的激烈交锋，有哲学之思，有文化之辩，有道德之争，有宗教之论，有冲突也有融合，其核心问题可归结于“文化”二字。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地探讨，本文就其在救世主、规律、强弱文化上的讨论挖掘其中体现的中西方文化观念。
“救世主”一词在中西方经典中都有所表述。人之上有天，旦夕祸福、因果报应皆源出于中国人的救世主——天。无论是中国人眼中高于万物的神，或是主宰世界创造众生的上帝，都只是人类心中关于“天”的主观假想，这一种假想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而事实上，天是造物者，更是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自然法则。老子在《道德经》中论述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公平正义皆要靠“天”来伸张。西方的教义中也有表述。《圣经》认为，上帝是万能的，有天堂，也有地狱，主张神爱世人，认为宇宙里最后仅存的就是这种爱，而神以神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人也必须爱世人。可见东西方“救世主”最后都回归到了人。
《遥远的救世主》中一再陈述的救世主文化，是中西方文化中同时存在的概念，正是对于理想之中“天国”的渴望及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失望，才更加需要一位指引人们走出困境的“救世主”。道德和法律、历史和政治，尽管中西方的发展历程存在着太多的不同，但任何人类所涉及的学科都无不遵循“规律”二字。规律非一个人所能创造或改变，规律的形成离不开社会文化的积淀和发展。规律即一切，“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就是天道”。遵循规律做事的人就是自己的救世主，遵循规律的社会就是天国。
（一）儒家的人生哲学——以“仁”为本
孔子及其弟子将儒家学说归结为“道之大者，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仍是人生中最大的追求目标。尽管儒家发展至今，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汲取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精华，但在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仁”的种子早已深深扎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传统观念表现在全新的问题当中。
在柏林，由丁元英所运作的私募基金非常成功，仅11个月的经营就达净利润4280万马克，而他自己也可以得到至少1712万马克的收入。但出于个人考虑，他出人意料地突然终止了合同，以致被合伙人怀疑恶意欺诈，资本被冻结，不得不选择了一段在古城以变卖心爱的唱片为生的日子。而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退出私募基金的原因，在于他不愿因为中国股票市场的不够健全而将国内百姓的钱放进德国人的口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传统的道德使命感，使他作出这一德国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举动。在中国人看来，丁元英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在物质欲望中保持着崇高理想的仁者，但参与私募基金的德国商人们却难免怀疑他不道德的商业动机。道德与不道德，站在不同的立场与民族思维方式使丁元英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仁爱、爱人的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这一良心却不被外国人所理解，这不得不归结为文化差异。
丁元英的这种举动归功于他骨子里刻着的“仁”字，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至深的人，无论如何也不愿将单纯的个人利益建立在自己祖国股票市场的漏洞之上。丁元英是受过德国教育的人，在西方文化对他的渗透过程中，他选择了接纳其思辨精神，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思想矛盾的自己。他认为“传统”一词于中国人，是一种不应摆脱、更无法超越的力量。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谨慎以及对于文化遗产的崇拜，使圣人和经典的权威性根深蒂固，不可撼动。
很难说这样一种虔诚的信仰对于今天的社会发展究竟是利是弊，或许这种利弊应该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宝藏。西方文化建立的时间远短于古老的中国，因此也更加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尽管仍有种种问题，但简单快速的效益心理和重逻辑、重人道的思维方式推进着西方社会前进脚步却是直观明显的事实。
（二）佛家的铮语——道法自然，如来
“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这是佛教中的“天”和救世主文化。它认为因为自身的原因，只有用自然的方式，来感悟天的规律，通过模仿一些接近规律的东西，来实现感悟天道，寻求救世之路的目的。而对“天”充分的理解后，便可以永存于世。
丁元英与韩楚风问道五台山一篇可谓是小说中思想激烈交锋的一个爆发点，这个情节集中阐释了丁元英与智玄大师对“救世主”认识的区别。丁元英以一首《悟》叩开了五台山智玄大师的门。诗中“悟道休言天命，修行勿取真经。一悲一喜一枯荣，哪个前生注定？”被智玄大师改为“悟道方知天命，修行务取真经。一生一灭一枯荣，皆有因缘注定”。在双方的佛理考量中，丁认为“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
欧阳雪，有自知之明，不贪图功名，活得适性自在，自然也得到了最大的福报，物质和精神综合考量。肖亚文，以自身智慧在心理上保持着“欣赏”丁元英的恰当距离，而得意远离爱苦，并在拯救格律诗的危机中把握了机会。冯世杰“利他”的善行恰好也为自己保存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没有像刘冰那样的“嗔”念，也使得他在自己的文化属性里活得更坦然。作为一个群体的王庙村村民，虽然他们仍受制于弱势的文化属性，但是正是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即“不妄语”，赢得了法官的认同，对格律诗的胜诉起了关键作用，从而把自己“忍”和“能”的空间拓展得越来越宽。于此，都没逃脱佛家开示之“救世主”。
佛经的开经偈中有云：“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愿解和能解是两回事，能解本已很难，能解能行者又有几何？道法自然，如来而已。
（三）上帝的权威——“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是西方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宇宙万物中超自然和超社会的力量，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具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正是从三位一体说始，上帝创世说、原罪说、救赎说、天堂地狱说粉墨登场，潜移默化中号召人们忍耐、顺从，倡导一种众生平等、入世务实、权力制衡的文化，这就是西方的救世文化。
西方的人文主义与中国的人文主义相反：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和宗教文化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是其核心诉求。中国的“人文精神”，则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世俗化，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
丁元英在德国期间，认可和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道德观点，尽管他的认知实践具有独到的先进眼光和价值意义，却很难得在国内、尤其是其家乡家人和很少与国际交流的古城人所认同。上帝的学说，使丁元英在对待人伦问题上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有着本质上的冲突。三纲五常，被他视为毫无道理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契约精神。
“载道”的观念作为一种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芮小丹在德国呆的时间比丁元英要长很多，所受到的影响也比他要深很多。上帝的学说，给了芮小丹浓郁的的英雄主义和功利主义。芮小丹因为不被德国的主流社会所接纳，所以回国当了警察。功利主义的作怪，使小丹向丁元英索要了一份“扶贫神话”的大礼，也使其借道丁元英，审问王明阳，演绎出了与强盗之间的精彩论道，而英雄主义和过度追求完美的作祟，使其丢了性命。
《遥远的救世主》被作者和读者定义为高端作品，受众面较小，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和假设性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文化建设及社会建设中毕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良性作用。“文以载道”的观念作为一种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书中引起人们争论最多的除了何为“救世主”问题之外，另一个问题就是围绕着“文化属性”这个问题展开的。借书中人物丁元英之口讨论了什么是文化属性，不同文化属性所引起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争，以及从其中显露出来的道德观、爱情观上的差异，如何对待社会的建设及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等相应问题。
（一）道德观的差异——养儿防老，是否正确
作品中丁元英在父亲重病时因其极端思想的阐述而引申的兄弟的争吵、母亲的不解，这其中所涉及的“养儿防老，是否正确”之争，在引起人们反思、争论的同时，也映射了中西方文化中道德观上的差异。
中国以家国为本位的道德取向，三纲为常最为重要，西方则以个人为本位的道德取向。丁元英在道德观上有自己异于他人的观念，或许是其已到了“道”的边缘的缘故，他不愿自己孝顺的口碑是以自己父亲的痛苦和尊严为条件，并说道：“如果父亲过了病危阶段确定是植物人，那就停止交费，我就把氧气管子拔了”；也不愿把孝顺和责任加之于美德，认为那是血缘关系的本来。
丁元英的这一言行，对于在传统道德观的洗礼下成长的我们来说，显得虽有些刻薄、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如果用父母的痛苦去换口碑的话是否有虚名的嫌疑。但从人道和中国传统观念的角度考虑，真的可以不畏人言、无愧于心吗？到底是“责任”还是“从心”。若是只是“从心”也有点飘渺，显得不切实际；如是“责任”只是丁元英理解的所谓“虚名”，只求自己心安，尽心尽力是标准，办到什么程度不是标准。
“养儿防老”这一观念是否绝对正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父母生养了孩子，孩子就理应为父母分忧着想，听从父母的安排，后缀“爱的名义”。能堂而皇之地以“爱的名义”把一切都定式了，不留余地。“你能给予我什么那是次要的，但是，你至少别剥夺我什么”。既想他人的给予，又想不被剥夺。无论主次，都是自私、矛盾的。不管实际情况如何，理应要赴汤蹈火的心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如若不然就反目成仇，这也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造就的，是个劣根。
中西方文化的悬殊，不仅仅在子女与父母的家庭伦理道德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与人的相处、相恋，更加需要相近的价值观辅佐。
（二）爱情观的差异——极品混混与天国之女的夭国之恋
丁元英，一个极品混混，中国生长的传统文化最忠诚的继承者和最无私的叛逆者，悟透社会、文化、经济、人性。芮小丹，一位天国之女，莱茵河畔成长的独立思考者，天性自由任我、敢爱敢恨。两份毫不相干的职业，一个商海精英，一个警中巾帼，是什么使二人惺惺相惜？丁、芮二人有着共同在德国生活的经历，有着不被德国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相似感受，但两人在“道”上的差距或者文化属性使然，两人的爱情观有所不同。而世人对其爱情的理解更是因为爱情观上距此二人的差距更甚。因为芮小丹死前，丁没有劝阻她不要做无畏的牺牲，把他们的爱情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了人们争议的焦点。芮小丹的父亲甚至不让丁参加芮小丹的葬礼，也不让他人告诉其墓地所在。
丁元英是一个悟道者，在遇见芮小丹之前，他本已经不相信爱情了。他尊重女人更懂得女人，“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然而，芮小丹世间少有的奇女子，就连丁元英都必须用灵魂去感悟和领略这个女人的圣洁。芮小丹的认为的爱情是“如果我不是我的而是你的，那就不是我爱你了，那是你爱你自己，那就没有爱了”。她是一位具备独立人格的爱情主义者，在圣洁的小丹面前，悟道者丁元英失去了原有的自信，悟道与超脱在爱情来临时都变成了空洞的枷锁，明知前方危险还是义无返顾地要付出自己的一切给对方。两个独立的个体这个时候依赖彼此到了不能割舍的地步。
芮小丹与丁元英之间不是肉体上的束缚或精神上的捆绑，他们是两类文化的交汇，彼此领悟，尊重也钦佩对方身上不可或缺的那一种与自己相反又类似的文化气息。他们是同类，执着着自己所追求的那一种人生。正是这种与常人思维不符的观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芮小丹理解丁元英对女人、对爱情的态度，丁元英也只有忍痛放下小丹临死之前打来的诀别电话。这种偏执的固执使他们的人生痛苦，但骨子里面的倔强和对于人生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最终合二为一。
世人都在怀疑丁元英对芮小丹的感情，质询、责骂，可丁元英对芮小丹的感情需要外人理解吗？想必是不需要的，若则，岂不是对他们感情的亵渎？类不同，价值观也必不同，两个世界的人各自生活，互相谴责，丁、芮二人又何必在意来自外界的干扰呢？
（三）巧取豪夺与杀富济贫——何处是“天国”
私募基金这一件事，属于巧取豪夺。对于丁元英这样的智者而言，中国的股市就像是一台取款机，文化就是开箱取钱的钥匙和密码，丁元英意识到自己所做的私募基金一直是一场鲜血淋漓的杀戮，将国人辛苦一生所赚的积蓄送到资本主义社会商人贪婪的手中，这样的巧取豪夺，是一场对中国股市的肆意掠取。没有泯灭良知的丁元英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无关利益，无关他人，而是其自身所属的文化属性使然。
丁元英这样一种人，不是为自己而生，亦从不为别人而活，他可以抛下一切功名利禄，甘心做一个偏僻古城里默默无闻的小市民。即使到了要变卖自己最心爱的唱片来生活的地步，也没有想过去求人。他从来没有后悔自己放弃巨额金钱的英明之举。他总是显得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却比世上太多的人考虑得更为现实。
格律诗一事，算得上杀富济贫。丁元英为送自己的红颜知己芮小丹讨要的一份礼物，而出手绘就一个神话，博美人一笑。一方“救世主”，一位女警察，一个穷山村，三个音乐发烧友，因缘际会的聚合在了一起。也是因为“文化属性”让这个扶贫神话引起了社会上的巨大反响，而“文化属性”上的差异写就了不同人的不同结局。
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世主不是依靠别人，不能凭空幻想，而是得道之后的智慧。格律诗式的扶贫举动是一份礼物，是一回大胆的冒险，也是一次无奈之举。说扶说救都是妄言，因为这并不能改变任何人性中的罪恶，而被“杀”掉的乐圣只是被机缘巧合地化了点缘而已。丁元英在整件事中只是顺水推舟，加速了事件的进展，然后被冠上了“杀富济贫”的帽子。悔恨的泪水和死亡的疼痛在他心中留下自责，他并不能够改变什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个体，他只是一个借文化之名做了些善事的推动者。
《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歌词明确告诉人们，人类从来都是自己救自己，自己还可救别人。扶贫的本质在于“扶”，“扶”的是一种思想，是一种精神。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站起来的勇气都没有，任凭别人再“扶”得用心用力，也是一场徒劳。要站起来，还要走得远，就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就要受别人受不了的伤。然后变得比别人坚强，比别人成熟，达到别人达不到的高度，做别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扶贫是一条道路，而怎么走则是王庙村农民自己的事情。
丁元英和韩楚风谒拜的智玄大师给了他们四个字：大爱不爱。又言：“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
（四）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因为中国150年来的落后于西方文明，中国人的潜意识深处就有了这种心理弱势，要么崇洋媚外，要么抵制西风。其实中国人的这些表现归根结底都是“自卑感”。丁元英归结中国人的特性是“靠”字。靠，就是不自信，不自信就是自卑，是内心虚弱，是内力不强，是肾虚。
何为强势文化，何为弱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纵览小说我们可以得知：强势文化其实就是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弱势文化就是靠救世主来救自己，强势文化就是自己救自己。强势文化就是主动适应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一切规律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也是“神即道，道法自然，如来”的核心意思。强势文化不是表面的嚣张，不是咄咄逼人的气焰，是内心深处滋生的一种尊严和力量。强与弱是相对的，也是相互转换的，强无恒强，弱无恒弱，两者可以和平共处。可喜的是丁元英最后悟到了，强与弱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于是格律诗与乐圣合作成功了。不论强弱、黑白、美丑等等对立的两面，都是共生的状态，不可失去其一，失去则都不存在。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人们对于圣人和经典的尊重和珍惜，为后世保存了太多伟大的思想。人类的文化的确宝贵，但如中国一样文化历史太过于源远流长的古老国度，面对着一大批全新的国家在全新环境中的竞争压力，如何发挥文化的力量和积极因素，是传统文化能否重放生命的重要条件。
文化是带有社会性的，没有发展弹力的文化会毁掉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创新性、文化的传承性是一种紧张又和谐的对立统一关系。文化的发展，它的古典意义逐渐演变成为供人欣赏的精美瓷器，放置在历史的红木展示柜中，被人们在闲暇时光偶尔观望。而文化更为可贵的价值，则在我们看待传统文化时，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破解文化密码的思维空间程度越高，那么它启发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的功效就越显著。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传统、道德、宗教酝酿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怀具着不同的文化属性。中西方文化之间，其实没有所谓的强势文化、弱势文化之分，两者之间虽存在着对立，但也相互借鉴，存在着共生关系，其终极追求都是建立和谐共存的人类“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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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嘲》：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醉舞经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大志戏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 ——《遥远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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