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同事转给我一篇任正非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文章背后还附有柳传志写的一篇读后感《读任正非的<我的父亲母亲>有感》。很久没有体会过泪眼滂沱是什么感觉了，没成想竟会是因为两篇企业家的文章。两篇文章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两位老人关于历史和亲情的一次对话和共鸣。任先生说的是他的父母一代勤劳、诚实而艰苦的生活，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愁苦。作为同时代的企业家，柳先生看完之后，深受震撼。他想告诉今天的年轻人，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饥饿的岁月，是他们那一代人曾经共同的经历，而父辈无怨无悔、诚实正直地面对苦难的态度，正是今天他们光鲜亮丽的生活背后最深层的精神源泉。
在柳先生的文章里，他自问自答：“我想说给谁听呢？……我明白，我最想说给那些年青、年少的，甚至是儿童，让他们长大了听。”柳先生是一个极富家国情怀的优秀企业家，他最担忧的，正是今天的年轻人只看见眼前表面的浮华，在这镀金时代里乱了方寸。
作为后辈，我想我能体会老人的心情。年轻人的欲望过于强烈而直接，但很多时候，财富的积累却往往只是一种自律精神的“意外后果”。在一个急速变迁、物质膨胀的时代里，人们可能愿意崇拜和追逐明星企业家，渴望能像他们一样拥有巨额的财富，但似乎鲜有人愿意克服焦躁，静下心倾听父辈的苦难，并体会这苦难背后的力量。
过去中国人没少吃苦，对于苦难的记忆和恐惧，几乎已经印在了几代中国人的头脑之中。在阶级斗争的时代，苦难的诉说，甚至还是塑造认同的手段。那些曾经一起经历的苦难记忆，构成了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底色。可以说，正是对于苦难和饥饿的恐惧，构成了他们奋斗和努力的动机。任正非先生念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为了能够保证他的营养，早上经常会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而这也是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此后，这玉米饼的滋味，便成为企业家奋发图强的力量源泉。
今天人们喜欢谈论企业家精神，但大多数时候，人们想要找寻的，其实只是企业家发财致富的秘密。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却往往与发财致富并无直接的关联。马克斯·韦伯在100多年前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在他心目中，最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是一个出身低微的美国人，他叫本杰明·富兰克林。我们知道富兰克林，是因为他用风筝吸引雷电进行科学探索。但是很少人知道，富兰克林在韦伯眼中，最难能可贵的，并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从伙食费中省下钱买书自学成材的自律能力，以及一生克勤克俭的劳作精神。
在物质相对丰裕之后，人们渐渐遗忘了饥饿的感受，更无法明白苦难背后蕴藏的力量。其实苦难本身没有什么意义，讲述苦难也未必就是必须。真正让苦难产生力量的，是一种面对苦难的态度，是那种在困境里依然能够阔达、坚忍、温暖和奋发向上的人性力量。柳传志先生想要传递给年轻人的，也正是这点人性的力量，而这显然远比直接教人们怎么发财致富，来得更有意义。
17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来到中国。这位英国的特使，以乾隆80大寿为名出使中国，为的是希望能打通中英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船舶刚刚停靠天津港口，这位特使，便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英国人把随身携带的已经死亡的家禽、猪、羊丢入海里，而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却争先恐后跳入水中争抢。饥饿消瘦的中国人，彻底击破了这位特使和整个西方关于中国的最后幻想，原来这号称什么也不缺、不需要跟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天朝，却是如此饥肠辘辘。
马嘎尔尼来华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人便一直与饥饿做斗争，直到柳传志和任正非那一代人，依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近些年来，中国人逐渐摆脱了饥饿。不过正如柳传志先生所担忧的那样，在富裕起来后的中国，年轻人对历史遗忘得过快，而对眼前的利益却看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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