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0日，胡风收到一封鲁迅先生亲笔写的请柬，邀请他到梁园豫菜馆赴宴，并着重说：“希望带公子来。”
谁知阴差阳错，这封请柬在邮递时被耽误了，第二天才把信送到胡风手中，而宴会的时间是12月19日。
当看到老师的亲笔信后，胡风沮丧不已，立刻跑到鲁迅家中去解释，鲁迅平静地笑了笑说：“没关系，就是想让大家看看你的小宝宝。”
本来，鲁迅想以给胡风的儿子做满月酒的由头，将两个年轻人介绍给上海文艺界的骨干们，如今只能将二人的地址告诉胡风，让他们单独见面了。
鲁迅先生
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胡风第一次见到了萧军和萧红。
这一对刚刚从青岛来到上海的年轻夫妇，曾将小说稿寄给鲁迅先生，希望这位伟大的青年导师，可以帮助他们推荐发表。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当时上海的形势是多么复杂险恶，鲁迅的处境又是多么的举步维艰。
经过多方面了解，鲁迅得知这两位从沦陷区来的青年作家陷入了窘境，他坚定地认为应该帮助他们在上海站稳脚跟，并使他们得到左翼文学力量的支持。
包括茅盾、聂绀弩夫妇、叶紫等，都是鲁迅精心安排介绍给“二萧”的，希望在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大家可以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
几天后，胡风登门拜访了萧军、萧红夫妇，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双方一见如故，就连应有的客套话，都淹没在了豪放的欢声笑语中。
萧军与萧红
那一天，萧红的坦诚、率真给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还未脱女学生气，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衣着朴素，脚上穿一双球鞋，没有当时上海姑娘们的那种装腔作势之态。”
由于常常出入鲁迅家的缘故，萧红和胡风变得愈加熟络起来，彼此也更加坦诚相待。
不久后，萧红将她的中篇小说拿给胡风看，这无疑是对胡风的一种莫大信任，萧红告诉他，这篇小说还没有名字，请他给命名，又拜托胡风为小说作序。
关于作序一事，胡风当时便婉言拒绝，倒不是他不愿意，只是他觉得，这个序若是鲁迅先生来写，效果会更好。
然而，鲁迅在和胡风的闲谈中，却有意叫胡风来写，鲁迅说，他已经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了序，再为萧红作序，总归是不太好。
胡风只得应了下来，不过后来不知为何，在胡风写好后，鲁迅仍是为萧红写了序，胡风得知后，坚决要求萧红把他写的序放在书后，作为“后记”。
胡风与妻子梅志
尽管如此，胡风还是从小说中为萧红引出了一个名字——《生死场》，萧红十分高兴地采纳了。
必须承认，胡风对萧红是欣赏的，在后来的《悼萧红》中，他这样写道：
“读了《生死场》，我吃惊于作者对她所写的人物的敏锐的感觉，用字的大胆，和特殊的风格。这是一个有着发光的才华的未来的女作家。”
当然，胡风也提出了萧红在创作中的一些短板，但他仍认为，这并不妨碍《生死场》会成为一部经典的传世之作。
1935年底，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生死场》以容光书局的名义自费出版，这在当时不可不谓是一个冒险的行为。
印刷过程中，胡风不辞辛苦，带着校对的样本往返于鲁迅和萧红之间，鲁迅先生要作序，必须先阅读作品，而萧红又要一次次对校样做修改校正。
萧红
胡风和印刷厂比较熟悉，就主动承担了为两人传送校样的工作。
由于这本书未经“批准”，大书店不敢销售，胡风等人就用布包着送给相熟的朋友，辗转地推销出去。
当时，左联的工人文艺小组，也为这本书的推销做了不小的贡献。胡风曾在左联担任书记，这样做的危险性，他自是清楚的。
但是，为了左联的新生力量得以成长，为了鲁迅先生的期望，为了萧红的重托，胡风早已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说老实话，那时我带着那么一大包不合法的书，如果遇到了巡捕抄靶子，是有被捉到官里去的危险的。”在《悼萧红》中，胡风如是说。
后来，萧红又写了不少反映北方沦陷区人民生活的作品，除了鲁迅先生外，每次她也要送给胡风看。
尽管胡风常常十分不客气地对她提出很多修改建议，但萧红都诚恳地表示接受，对她来说，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萧红与萧军
当然，看到萧红的进步，胡风也从心底为她感到高兴，甚至常忍不住在萧军的面前夸奖她：
“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尽管胡风对萧红称赞是真诚的，但对于萧军来说，心理上却多少产生了一些抵触，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作品要比萧红的更加优秀。
1935年初，萧军夫妇搬到了法租界的萨坡赛路唐豪律师家寓居，一天，夫妇俩邀请胡风和他的妻子梅志，来家中吃饭。
几个人围着一张长桌包饺子，萧红负责擀皮，剩下的人一块儿包，手上忙活着，嘴上也不停，热闹得很。
这是梅志第一次见到萧红，当初胡风曾把刚出版的《生死场》带回家，让她好好向萧红学习，如今见到了本人，梅志更是喜欢上了这个能说会道的妹子。
1935年，后排左起：胡风、许广平、池田幸子、萧军、萧红
1936年初，胡风在鲁迅先生的授意下，创办了文学刊物《海燕》。胡风鼓励萧红积极投稿，并在第一期和第二期都发表了萧红的散文。
遗憾的是，第三期还未发行，这本深受读者喜爱的革命文学刊物，就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封杀。
但不管怎么说，在鲁迅和胡风的帮助、支持下，萧红在上海文坛算是站稳了脚跟，不仅各家刊物约稿不断，也开始有了稿费收入。
后来，鲁迅先生的家，成了胡风和萧军夫妇最常聚会的地方，有一次，大家都来看望鲁迅先生，先生便留大家一起吃晚饭，饭后几个人又一起畅谈到深夜。
那一夜，大家都忘了时间，当胡风和萧军夫妇从鲁迅家出来时，早已错过了末班电车。
那时，先生住在四川北路，而胡风和萧军夫妇都住在法租界，两地相距十余里，三个穷书生坐不起黄包车，只好沿着马路步行回家。
萧红
初春，上海的夜晚还有些许寒冷，远处的黑暗氤氲在朦胧的雾气中，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三个人肆意地边走边说，仿佛仍是意犹未尽。
说到兴致高时，萧红突然提议，要与胡风赛跑，分个输赢。尽管她看上去弱不禁风，但好胜心却不亚于男子。
血气方刚的胡风自然不甘示弱，于是，便和萧红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跑了起来。萧军则在背后为他俩鼓掌助兴。
就这样，几个人跑到法租界时，都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萧红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和累瘫在路边的胡风对视了一眼，两人又开始捧腹大笑。
当时，三个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有多么的危险，夜深人静的马路上，他们太招摇了，如果被巡捕拦住，讯问身份和住址，很可能会闯出祸来。
如果说，萧军、萧红年轻气盛，没有戒备，那么胡风也跟着他俩胡闹，则完全是被萧红的率真和单纯所感染。
萧军
后来，萧红开玩笑地将这件事告诉了鲁迅先生，先生听后很是担心，还特意给胡风写了一封信，斥责道：“以后不许这样玩！”
虽然几个青年的行为有那么点“愣头青”，但也恰恰说明了他们情谊深厚，相处无间。
在上海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萧军和萧红夫妇曾出现过两次感情危机。那时候，鲁迅先生还在世，萧军背着萧红，同一位叫陈涓的女子陷入了爱河。
作为两人最亲密的朋友，胡风也感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氛：
“生活好了，不用发愁了……在他们夫妇之间，我感到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
那是胡风从没见过的萧红，犹如掉进了暗无天日的深渊，日日以泪洗面。
胡风不善于开导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况且，那个时候他正忙于帮助鹿地亘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也抽不出时间来安慰萧红。
鲁迅先生
于是，每次到鲁迅先生家谈工作，胡风总是把妻子梅志带上，让梅志留下与许广平先生一道去劝解萧红，陪她度过那段痛苦和煎熬的时光。
只是，萧红仍未能从萧军背叛的阴影中走出来，为了摆脱情感的羁绊，让自己得以解脱，1936年夏天，萧红只身东渡日本。
在萧红简单的行李中，有几本她最喜爱的书，其中一本就是胡风译著的《山灵》。对萧红来说，胡风同鲁迅先生一样，已经成为她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转年春天，萧红回到上海，此时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物是人非，萧红悲痛欲绝，已经渐渐恢复的身体，又在极度悲伤中变得更加孱弱。
而萧军非但没有照顾、安慰萧红，还曾喝得酩酊大醉打伤过她，此后又传出萧军与同是鲁迅门生的作家黄源的妻子许粤华有染，许甚至还怀了萧军的孩子。
胡风的妻子梅志与萧红（右）
无奈之下，许粤华做了人工流产，萧军整日忙着照顾她，把伤心欲绝的萧红一个人丢在家里。
此时的萧红觉得，她与萧军的距离变得好远好远，仿佛身陷在两个世界里，在他们之间，隔着无数条街道，隔着无数间房子，隔着树，隔着窗子，空气中漂浮的尘土，桌上凌乱的报纸……她的粉碎了的家。
几近崩溃的萧红，只得再次来到鲁迅家中，虽然先生不在了，但这里依旧是她最安全的港湾，梅志和许广平依旧给她安慰，给她温暖。
然而，战争的炮火让一切儿女私情都变得不值一提，淞沪抗战的打响，硬生生将萧红从情感的旋涡中拉了出来。
为了支持抗战，胡风准备筹办一个抗日刊物，便约了在上海的诸多左翼作家座谈商议。
胡风提议，这本刊物就叫《战火文艺》，萧红说：“这名字太一般了，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为什么不叫《七月》呢？”
胡风
大家都觉得萧红的名字更好，刊名就这样定了下来。此后，《七月》变成了胡风和萧红共同作战的另一个战壕。
后来撤退到武汉后，萧红与胡风一家仍走得很近，只要胡风一声招呼，萧红、萧军和几位相熟的作家就都来帮忙。
一天下午，萧红气喘吁吁地跑来找胡风，说有几个流里流气的人，要把大家带到警察局去。萧红见势不妙，便趁机溜了出来，一路跑到胡风的住处，要他设法营救大家。
胡风听后，忙不迭地四处托关系救人，几经辗转、交涉，萧军一行人终于被放了出来。
几天后，为了表示对胡风的感谢，萧红亲自为他篆刻了一方小图章，特意作为礼物给胡风送来，胡风很喜欢，还用过几次。
遗憾的是，这枚见证了萧红与胡风真挚友谊的图章，在撤离武汉时丢失了，冥冥之中，似乎预示了后来的结局。
萧红与萧军
1937年9月，胡风邀请鲁迅先生的诸多门生座谈，准备联合大家，再次创办一个抗战文艺刊物，小说家端木蕻良也应邀出席。
在这场座谈会上，萧红第一次见到了端木蕻良。因为都是东北人，二人初识便感觉比旁人亲切了几分，言语间又十分投缘，当下都觉得相见恨晚。
当萧红听说端木已经来沪一年多后，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么久了，我们怎么没听老胡说起过你呢？要不我们早认识了。”
进而她又转身对胡风有些埋怨地说：“老胡，这事你办得不对！你认识端木，为什么不早介绍给我们呢？”
突如其来的质问，让胡风一时无言以对，萧红显然更生气了：“你是单线领导，只为了讨稿子到那儿去，也为了讨稿子到我们这儿来。”
经萧红没头没脑地这么一闹，端木对胡风的印象也开始有了偏见，认为此人不坦率，只拿朋友当稿源和私产。
端木蕻良
说起来，这件事还真是冤枉了胡风，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不光是端木蕻良，艾青、曹白、萧军……他也都是分头见面，从不发生横向联系，也从不对第三方说起。
长期从事半地下状态的左翼文化工作，让胡风对当时国内险恶复杂的环境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单线联系的工作方式，自然不是好热闹的东北姑娘可以理解的。
至于萧红对自己的误解，胡风也不做任何解释，事实上，他也觉得萧红距离两年前那个刚刚来到上海的东北姑娘越来越远了，也不再是当初向他虚心请教的那个小妹妹了。
在胡风看来，萧红在成为名作家的同时，也滋生了高傲的情绪。而正是这种“高傲”，让胡风与萧红之间，开始出现裂痕。
萧红（右二）
1938年初，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艾青等青年作家，决定去山西支援阎锡山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胡风专门到车站，为他们送行。
4月中旬，艾青突然回到武汉，敲响了胡风的家门，并为他带来了萧红的一封信。萧红告诉胡风，自己已经怀有身孕。
诧异之余，艾青告诉胡风，萧红已经和端木蕻良同居了。这件事，真真是胡风始料不及的。
尽管在去山西之前，他已经看出了二人的苗头，但不承想进展会如此之快，如今真的成了事实，心里仍然不是滋味。
两周后，萧红和端木蕻良也回到了武汉，一连两天都与胡风在一起，但因身边有旁人在，始终不便交谈。
第三天，他们特意来到胡风在金家花园的住处，萧红和胡风夫妇像往常那样随便地坐着，而端木蕻良则有意站在稍远处的花丛的阴影下。
胡风
萧红向胡风夫妇坦诚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我同萧军闹翻了，现在同他在一起过了。”萧红说着，向花丛的方向努了努嘴。
胡风夫妇曾设想过萧红告诉他们这件事后，他们应该如何表示祝贺，可是话真的到了嘴边，他们却连一个微笑都挤不出来。
对于很多人来说，爱情只是一种“当时的情绪”，如果对方错将这种情绪当做地老天荒，无疑是本身的幼稚。
看着曾经天真烂漫的萧红，如今随随便便就换了男人，胡风实在觉得胸口堵得慌，虽然难以开口，但还是有些抱怨地同萧红说：
“作为一个女人，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感到高兴，但是，又何必这样快呢？先冷静一段时间不好吗？”
萧红
胡风的坦率，显然伤到了萧红那颗高傲的自尊心，更令在一旁的端木蕻良感到不悦，从那以后，胡风与萧红便渐渐疏远了。
如果说，萧红只是对胡风一人如此，也就罢了，可她不仅疏远了胡风，也疏远了《七月》的所有同人，除了端木蕻良。而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恰恰是端木蕻良。
事实上，不仅是胡风和一众《七月》同人，也不仅是以萧军为首的一帮东北作家，几乎所有左翼战壕里的作家都排斥端木蕻良。
其中，丁玲对端木的评价最为直白：
“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到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
于是，萧红沉默了，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她不明白，这究竟是大家的偏见，还是自己错了？
1938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
可是身陷情感纠葛中的女人，同那些掷地有声的判断都不同，远不是非黑即白那样简单。
后来，端木蕻良说，他和萧红之所以同胡风产生隔阂，主要是由于胡风故意做了手脚，使萧红没有搭上曹靖华的汽车撤退到重庆，萧红才因此受了折磨。
后来经曹靖华证实，这完全是端木杜撰出来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弥天大谎。事实上，萧红与胡风之间的隔阂，就是因为他这个“第三者的闯入”。
迁居重庆后，虽心中有隔阂，但萧红还是会和端木不时来拜访胡风，也许，在她的心里，只有在胡风这里，才能找到一些昔日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关怀。
可只要端木在，他们就好像无话可说一样。有一天，梅志拿着萧军新寄来的结婚照片给萧红看，“她只是看着，却不做声，看得出来，这是她感情上一个不小的打击。”
萧红（右一），萧军（右二）
后来，萧红便再没来看过胡风夫妇，梅志也隐隐感到，恐怕胡风和萧红之间的裂痕是难以弥合了。
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突然离开重庆，飞往香港。
毫无疑问，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匆匆离开陪都，这与当时的全民抗战精神和价值取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的行为，不能不引起所有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的不满和猜疑。
尤其是当时同萧红做邻居的作家靳以，几乎要破口大骂：
“不告诉朋友们也就罢了，竟然连女佣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呢？”
后来，胡风夫妇从靳以口中得知了萧红的事，也同样感到惊愕。
1939年，前排右一为胡风，右四为萧红，右三为靳以，左一为端木蕻良
为此，胡风专门给许广平先生写了一封信，询问其是否知情，搞得许广平也是一头雾水，她并不怀疑萧红，只是担心她的身体。
当萧红得知胡风对她赴港一事有所不满和猜疑时，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
“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诬陷，但是，这话说出来对人家是否有好处呢……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不管这话轻重，说出来是否有害于人。假若因此害了人，他不负责任，他说他是随便说说呀！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不利己的，我以为是不大好的……”
说起来，胡风的确是一个快人快语的人，心里藏不住话，鲁迅先生早就看出他性格中的致命缺陷：“胡风耿直，易招怨。”
当胡风得知萧红去了香港后，便理所应当地认为是端木蕻良搞的鬼，他在给艾青的信中，说道：“随着汪精卫去香港，端木蕻良也去了香港，这是何居心？”
汪精卫
后来，端木蕻良和萧红从艾青口中得知了此事，深知人言可畏，便决定与胡风绝交，再也不来往了。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胡风一家服从组织安排，于6月从重庆撤退到香港，不久后，梅志带着孩子回到上海，只留下胡风一人。
8月，胡风得知萧红卧病在床，便赶到尖沙咀乐道去探视。
“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印象。”
人在病榻上时，总是渴望“亲情”的，见到胡风，萧红无比欣喜，就如同见到自己的亲哥哥一样，把那些“绝交”的话，全都抛在了脑后。
她拖着病恹恹的身体，饶有兴致地对胡风说：“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了，他一定会来看我。”
萧红
胡风只是应着、宽慰着，劝她先养好身体。想不到这次仓促的探视，竟成了他们的诀别。
1942年，胡风从香港脱险，辗转到了桂林，后来骆宾基也辗转来到桂林。骆宾基护理了萧红近一个半月，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骆宾基把萧红在香港沦陷后的生活，如泣如诉地告诉了胡风，胡风夫妇听后禁不住一阵鼻酸，泪水像开了闸似的涌了下来。
时光荏苒，岁月未必静好。如今，那些往事早已随风飘散，那些人也消失在了时间的荒野里。
不知道胡风和萧红在另一个世界是否可以相遇，是否还会在夜半无人的街道上，非要比个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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