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沿海的天津与南京是中国东部安全的最敏感的地带。由渤海进天津可直逼京畿重地，由东海进入南京，就可溯江直入“九省通衢”武汉，这里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如果从天津、南京同时插入，则从海上包抄中原之势成矣，如东三省再失，海上切入中原势力便有了资源支持，由此中华民族便到了如国歌歌词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候”。当年日本人就是这么侵略中国并由此引起了中国的八年抗战，而要避免未来中国再次出现这样的地缘政治危机，就必须打破美国用于封锁中国的海上“第一链条”。
不能否认，作为国都选址，南京与北京一样，也有助于中国向世界，尤其向海洋开放的地理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随近代以来中国制海权的缺失，南京更容易受到海权强国的直接威胁和控制——比如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不久就受到东面来自海上英国和西面来自湘军的夹击并很快覆灭，而中华民国借助于南京的位势则很容易获得东南亚华人财团的支持，强化与太平洋国家的联系，但同样也更容易为海上强国比如日本所驱逐或控制。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将中国南京视为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的前沿和破局地区。为了实现对中国的控制，1900年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为入侵中国的列强出谋划策说：
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1]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强国的买办或傀儡政权，都喜欢在南京扎营。蒋介石愿意当买办，却不愿意做傀儡，在当买办时，他立都于南京；而为了避免当日本人的傀儡，他就跑到重庆。汪精卫则一头扎在南京，甘当日本人的傀儡。建都于南京的太平天国由于不愿意作西方列强的傀儡而惨烈失败。因此，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国没有实现西太平洋制海权，至少在两岸统一之前，南京无疑具有对外开放和国家统一的桥头堡的作用，但作为国都的选择，则不利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的展开。
中国自近代东北部族卷入中原政治及随之而来的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后，作为国都，北京较之长安、洛阳，甚至南京而言，其位势不仅具有“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3]的地缘政治优势，由于接近太平洋西北岸，它还有利于国家以开放推动发展。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北京受到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钳形护卫，这有利于抵制海上来犯。在大国经济已卷入并且日益依赖于世界市场的近现代，北京作为首都，其倚陆向海——也是另种“依山傍水”——的位置更有利于中国在较为弱势的起步阶段对外开放和吸纳世界资源来反助中国的发展。钱穆的看法是对的，他认为：
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 4]
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2]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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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3]《史记》卷四《本纪第四·周本纪》，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4]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卷四，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