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家那里把抽烟叫吃烟，仿佛烟和五谷杂粮一样，是生命的必须。记得小时农业社年代，每家都有自留地，按家庭人口三五分不等。自留地一般都种经济作物，辣椒茄子白菜萝卜，这个要看各人的喜好。但不论谁家，都要专门划出一小块来，种上几垄烟叶子。当年读到沈从文的《边城》，说翠翠的爷爷将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于是格外亲切起来。我们那里的烟叶子大过巴掌，像小蒲扇，摘下，烤黄，金灿灿的，看着醉人。
我爷爷不吃烟，却是种烟的高手。每年都有不少烟农到我家自留地来取经。种烟有严格的程序，施什么肥，起多高的垄，啥时浇水，如何打杈，都有讲究。可惜当时我太小，没有把这“烟经”记下来，现在想来有点遗憾。
那时的男人都备有旱烟锅，当然，还有布烟袋。烟锅的讲究不多，一般都是铜锅头、玉烟嘴、竹烟杆，大同小异，区别主要在烟杆的长短，杆长者必是老烟鬼，杆短者必是新入门的小烟民。而烟袋的讲究颇多，光就花色式样来说，各家有各家的不同。这是女人挂在男人腰间的工艺品，同时带有这个男人是“我的”标志。
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了生活，附带着创造了这个世界。
我吸烟较早。大概十岁左右，患了龋齿，疼痛难捱，夜不成寐。母亲不知从何处抓来一副中药，我以为煎服，便要夺门而出。说心里话，宁可痛着，我也绝不愿意喝这苦口的药。母亲见此大笑，说：“这药不煎，用纸卷成烟，吸。”
耶呵，中药还有这等“喝”法，我一下子来了兴致。母亲撕了一张旧作业，卷成“喇叭筒”，递给我。我顺手拿起火柴，点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抽烟”，感觉麻丝丝甜滋滋的，说来奇怪，吸了几口，牙齿马上不痛了。到了晚上，又开始隐隐作痛，于是学着母亲，自己卷了一支，悠悠然抽了起来。父亲下班回来，推门见我坐在院子吃烟，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个耳光。我放声大哭。母亲从厨房赶出来，大骂父亲：“老差火的！娃在吃药，你这是犯的哪门子病？动手打娃！”
父亲怒道：“你看你把你遂爸（遂爸，秦州土话，意为小祖宗）惯的，手指头长，就吃烟？隔天还不上房揭瓦？”
母亲一听，大笑起来。
父亲被母亲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怒半疑地说：“笑笑笑，到时哭都来不及！”
母亲终于忍住笑，说：“娃牙疼，周娃妈给了点中药，卷着吸，灵得很。”
“就是的，就是的！”我捂着被父亲扇痛的脸，附和道。
正儿八经抽烟，大概是上初三那年。不知为何，我突然患了神经衰弱，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滑，为此父亲大为光火，已经揍了我好几顿。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母亲哭了好几场，她带我到处求医问药，几乎看遍了县上所有的中医西医，就是不见好。那时我总感觉天灰蒙蒙的，腿软绵绵的，心沉甸甸的，青春好像离我很远，阳光好像老是躲着我。
我的人生低谷始于初三，我的自卑也始于那时。之前我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之后我总是觉得任何人都不把我放在眼里。烦闷和苦恼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在那时，我开始偷偷地抽起烟来。起初是一天一支，后来烟瘾越来越大，一天竟然要抽半包。
说来奇怪，自达抽上烟后，我的神经衰弱慢慢好了起来。
但新的烦恼来了。抽烟上瘾，一旦断顿，抓心挠肺，坐卧不宁。烟钱成了大问题，学习成了小事情。那时在我看来挣钱成了第一要务。
俗话说，物以群分，人以类聚。我有两个要好的朋友，一个是张坡的张三虎，一个是蔡庄的蔡亚明，都是小烟鬼。当时班上搞“三人学习小组”，我们三人自然组合在一起，明义上是学习互助，实际上是抽烟互助。但是很快我们就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怎么办？张三虎比较灵光，说：“周末我们去倒菜水（倒菜水，秦州话，意为贩卖蔬菜）！”
说干就干。客观讲，不干不行啊，没烟抽，比没饭吃还难受。从此以后，我们仨每逢周末先去菜农那里批发时鲜蔬菜，尔后去菜市场零售。生意还算行，一次赚十几块，基本可以保证一周的烟量。后来，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除可以抽很好的烟外，还有了节余。到高二，张三虎和蔡亚明去兰州做生意，而我去新疆当了兵。
新兵训练如火如荼。大家都是十七八的小伙子，争强好胜，一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架势。训练我不怕，每个科目都能轻易而过。但，最要命的是新兵连不让抽烟。拿班长王南方的话来说，这是“红烧的王八屁股——死规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起初，我借上厕所（那时部队都是清一色的平房，使用的都是旱厕）之机，偷偷抽几口，后来被副班长苟勇发现，向班长告了密。当晚班长召开班务会，针对我抽烟的事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当场没收了我从老家带去的三条“凤壶”。当时把我心疼得不要不要的，但没办法，谁让我遇上了这样的班长和班副呢？
没有烟，就像一下子抽走了我的筋，没有了力气。第三天，实在熬不住，偷偷遛到军人服务社，卖了一包“雪莲”，躲进菜窖连抽三支，总算过了把瘾。之后，我隔三差五去菜窖过瘾。我自认为那是一个绝对隐密的吸烟室，不料被炊事班长马一刀碰了个正着，结果被他揪着耳朵带到了南方班长的跟前。
“哟呵，长本事了啊，和我玩起了猫猫藏！”南方班长感觉在一刀班长面前丢了面子。“上次开批斗会时，咋给你说的？说！”
“如果再次发现抽，抽烟，”我嗫嚅道，“就，就……”
“就怎么样？大声回答！”
“报告班长，喝烟茶！”
烟茶，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总之，自从南方班长将其亲手泡制的一碗烟茶命令我喝下后，我翻江倒海吐了三天，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三个月新训转眼结束了。接着，我们一帮新兵蛋子打起背包，飘大车厢来到了边防站。
按正常程序，刚上边防，需要专业训练。但那年老兵退伍了一大半，执勤计划难以完成，尤其是前哨班已经小半年没人换班了，连长陈有根着急上火，就盼着我们这帮新兵蛋子上站替岗呢。
“那个什么的什么，客气话咱就不说了。你们来边防就是为祖国巡逻执勤站岗放哨的。下面就由各班长把自己的兵领回去，明天开始，该执勤的执勤，该巡逻的巡逻，该做饭的做饭，该种菜的种菜，该喂猪的喂猪，该放马的放马，该上前哨班的上前哨班……”
我分到了前哨班，一时兴奋加激动。在新兵连时，南方班长讲过好多边防前哨的故事，觉得到边防最前沿，足踏祖国热土，手抓邻国空气，是件特牛拽特带劲的事。到时拍几张照寄回老家，嘿嘿，我的那帮子正在为高考备战的同学不知会咋羡慕呢。
前一个月，每次执勤巡逻我都冲在最前面，之后就慢慢没有了热情和干劲。尤其到了晚上，夜空皓月，放眼曲折蜿蜒的巡逻线，孤独就会从四周压过来。
“抽一支吧。”我正坐在红哨楼前的一块大青石上发呆，班长叶忠不知何时来到我身后。
我电打一般站了起来，不知说啥好。
“来一支！”叶班长将烟递给我。
我一下涨红了脸，忙往外推挡，越发红着脸说：“不不，班长，我不会抽烟。”
叶班长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看你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就知道你是老烟民。”
我低了头，说：“我们新兵班长不让抽烟，为此我还……”
“是不是喝了烟茶？”叶班长说着，放声大笑起来。“王南方是我带的兵，当年我也给他喝过，方法虽然生猛了点，但那是戒烟的偏方，也是良方。”
“啊！是这样？那，那，你现在咋还让我抽，班长，你是不是在考验我？”我的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幸亏没有接，不然新兵班的悲剧又要重演了。
“哪里哪里，新兵连不让抽烟是怕影响训练，边防站不同，这里主要得对抗寂寞。”
我半信半疑地接过烟。班长索性将整包“雪莲”给了我。
第二天我揣上烟跟着班长一行五人去巡逻。途经无名高地时，对方哨所的巡逻兵一行三人迎面走来。第一次看到H国边防军，有点小激动，便用新学的哈语给他们打招呼。
“佳克斯嘛？”
“佳克斯！”
H军巡逻兵热情回应，隔着铁丝网递过来几块黑面包。我连忙从上衣口袋掏出那包“雪莲”，递给那位带队的大个子。大个子接住，向我们敬了个礼。
“中国的，铁买克（哈语，意为“香烟”），好好的佳克斯！”
我们一听，都笑了。
回来的路上，叶班长表扬了我，说我贡献了一包烟，给中国军人挣了面子，不然人家赠予面包，我们一时拿不出礼品，岂不失了国礼？
一听这话，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说：“班长，那包烟是你昨天给我的啊。”
“有这事吗？”叶班长好像压根儿忘了这件事。
第二年，我调西营盘营部总机班当通信员，除接转电话外，主要照料营长、教导员的起居生活。营长吴克胜是老烟民，早上起床，点一支烟，此后便一支接一支地抽，他一天只用一根火柴，因此得了“一根火柴吴营长”的雅号。我的班长赵学军，个小，精瘦，他抽烟有个习惯，严格恪守早中晚的定律，早上起床第一件事连抽三支，午饭后连抽三支，晚上睡觉前连抽三支，其他时间不摸烟，大家都叫他“三连赵”，时间一长，他的真实姓名反倒没人叫了。教导员是另类，不烟不酒，好像鹤立鸡群、遗世独立的样子，但是他善做思想工作，写一手好字，有时还填个词写个诗什么的，全营官兵都敬他。
西营盘说是营部，其实比边防站还要偏远，一到冬天，大雪封山，就成了雪海孤岛。那时，我们最苦恼的不是吃不上新鲜蔬菜，而是香烟断了顿。虽说在冬备的时候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津贴拿出来买了烟，但寂寞的日子加速了烟的消耗，结果是雪未化路未开，我们囤的烟都抽完了。
断了烟，比断了粮还要难熬。
幸好营部牧工玛尔江来领给养，他给我们带了一大包莫合烟。
哇，真是雪中送“烟”，我们一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炊事班长黑兰给了玛尔江双份给养。玛尔江大喜。
边防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但她毕竟来了。团后勤供应股终于给我们送来了新鲜蔬菜、报刊信件，当然还有几十条“雪莲王”。
我一咬牙买了两条“雪莲王”，一条自己抽，一条送给了牧工玛尔江。起初玛尔江说啥的不要。
“这个样子嘛不好。”
“怎么不好？”
“我们哈萨克的，莫合烟的，习惯。你的这个带把把子的，太高级，这个一条子的下去，噢哟哟，嘴巴子的惯坏了。”
“没事，慢慢抽，莫合和雪莲交替着来，就像馕和馒头交替着吃一样。”
“你的聪明！”
玛尔江上前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然后接过烟，飞身上马，一溜烟向后山羊群奔去。
提干后，我被抽调到团政治处帮工，和刘志华一个办公室。刘志华是老机关，帅，就是个头有点小，大家都叫他“华仔”。
政治处主任向荣是一个老烟鬼，他只抽雪茄，大拇指那般粗，一天差不多要干掉七八支。受他的影响，政治处的干事也都抛弃了“雪莲”而爱上了“雪茄”，所以一到机关二楼，满楼道都是雪茄的味道。司令部参谋长赵冬冬只抽“美登”，一天差不多要干掉一包半。受他的影响，司令部的参谋们几乎都抽“美登”。后勤处长田三一以前是团农场副场长，经常和牧民打交道，喜欢抽莫合烟，到了机关还是喜欢这一口，经常拿《参考消息》卷莫合烟抽。据田处长的经验，只有《参考消息》卷出的莫合烟，味道最正宗。受他的影响，后勤处的助理员也装模作样地偶尔抽几口莫合烟。
团长喜来宝爱开玩笑，说，政治处是雪茄派，司令部是美登派，后勤处是莫合派。虽然是玩笑话，但说得有道理，也很形象。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向主任在政治处某次交班会上突然宣布政治处集体戒烟！
“人人自律，互相监督！”宣布戒烟令后，向主任一拍屁股走了。干事们全都傻了眼，心想，娘耶，你咋不宣布集体戒食呢！？
华仔看大家都蔫头耷脑，坐在会议室不动，竟自抚掌大笑起来，说：“哈哈，主任是逗大家玩呢，想想看，他的那个烟瘾，能戒得了？”
听华仔这么一说，大家立马来了精神，夹起笔记本，各自干各自的事去了。
华仔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第二天一上班就点了一支雪茄，优哉游哉抽了起来，一边抽还一边还哼起了沂蒙小调——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
咣当啪嚓咚。向主任一脚踹开了我们的办公室。
我吓得一个激灵站起来。华仔毕竟是老机关，坐在那里没动。
“从今天起，你，打扫一个月的厕所！”
向主任一米八五的大个头，如山一般转身离去。
华仔望着向主任的背影，嘟囔了一句：“至于吗？”
向主任向来说一不二，华仔也不敢违抗命令，极不情愿地拿起扫把拖把去了厕所。
自后，华仔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扫厕所。这事被细心的喜团长发现了，在某次机关交班会上专门表扬了华仔。
本来窝了一肚子火的华仔得到团首长的表扬，心情一下子舒畅了许多。
因为华仔事件，政治处还真的集体戒了烟。
我自认为在分区政工干部中是能独挡一面的，可仕途并不顺畅。按常规，部队干部三年调一职，我差不多每一职都干满了四年。那年，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说：“现在机关超编，你还是去人武部吧。”
部队有句顺口溜：“到了人武部，别想再进步。”看来我是船到桥头车到站了。
虽然我入伍第一天就接受了“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人生观教育，向来也是这么践行的，但是临了临了，最后被“发配”到人武部，心里还是不畅快。郁闷加不服气，终于让戒了十几年的烟又自觉不自觉地燃烧在了我的两指间。
此时抽烟，好像是在燃烧自己。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安静地待在办公室。
“我要去北山执勤点。”有一天，我敲开部长的办公室，说。
“老辛，你这年龄了，看看报，喝喝茶，去北山干啥？”部长是我同年兵，也曾在边防连一起共过事。
“我想去山上散散心。”
“也好，散得差不多了，不想待了，随时打电话，我派人去接。”
我打好背包，带了几条“雪莲王”，坐着“猛士”上山了。
到了驻勤点，只有一个民兵在做饭，其余都外出巡逻了。
“你叫啥？”收拾完铺盖，我来帮厨。
“革命。”他挥汗如雨，埋头专心炒菜。
“全名？”
“革命·卡哈曼。”
“哪年兵？”
“七八年。”
“老班长，来抽一支。”
我递给革命一支“雪莲王”，他接住，别在了耳根。
“今早嘛，部长打来电话，说的是你要来，我们的排长吾肯，专门交待的，要加两个菜。”
“噢，这样啊，平时你们吃啥就吃啥，不要太麻烦。”
不一会儿，革命炒好了六个菜，还打了一个蛋花汤。
一切就绪，就听帐篷外摩托的轰鸣声由远及近传来。
“他们回来啦。”
“还挺准时。”我一看表，两点，正是部队开饭时间。
“就是的，我们嘛，严格按部队作息时间。”革命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笑道。
巡逻回来的民兵拥进帐篷。
我从背囊里抽出一条“雪莲王”，撕开，每人发了一包。
他们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吃饭时，轮番给我碗里加菜。我说：“你们吃呀，你们执勤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排长加肯一边往嘴里扒拉米饭，一边说。“我们都断顿好几天了，你给我们送来了精神食粮，太感谢你啦！”
我原本打算是要在北山待两三个月的，没成想，第二天部长打电话来，说：“军区文化站抽调你去写一个剧本，赶紧地回！”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好机遇，便连夜下了山。临走时，排长加肯组织民兵列队欢送我。我有点小感动，说：“好不容易上了趟山，又日急慌忙地下山去了。同志们啊，惭愧惭愧！”
“欢迎首长经常来北山指导工作！”排长吾肯紧握着我的手说。
看着他们被太阳灼伤而挂满黑皮的脸，猛然，我的嗓子有点发酸。我返身“猛士”，从背囊里翻出所有的“雪莲王”，递给排长，说：“这些都分给他们吧。”
剧本创作还算顺利。
可是正当军区准备拍电视剧的时候，分区通知我，赶紧回来办转业手续。
我抽了一夜的“雪莲王”，第二天返回了分区。
“恭喜恭喜！”政治部主任递上“软中华”，皮笑肉不笑地说。
“喜从何来？”我挡开“软中华”。
“自然是恭喜你的剧本要拍成电视剧喽。”
“与我何加焉？”
“啥？你说你要抽雪茄烟？”
我被他给气笑了。
因为受“软中华”主任的刺激，转业后我戒了烟。现在想来，转业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戒了烟，我爱上了摄影，弄了一辆二手越野，满世界跑。
去年夏天我驾着越野回了趟老家。父母早已从村子搬到城里去居了——不光是我的父母，村子里其他老人大多如此，偌大的村子空空荡荡。
我的越野载着我的乡愁在村道兜了好几圈，始终没有找到安放之所，只好沿着南山公路盘旋而上。
南山曾是我们村的粮仓，农业学大寨那会儿修的梯田看着依然让人震撼，不过，现在没人种庄稼，全荒了。
到了半山，我弃车沿荒径走向一块荒地。
荒草没野径，农田隐苍茫。我差不多有了几分失落和伤感。
突然，前方不远处有个影子在晃动。我加快脚步赶过去。
“三爷爷，是您啊！”我惊喜异常，忙问。
“哦，这不仓娃儿吗？”三爷爷虚着眼，上下打量着我。
“您这是在弄啥呢？”我忙递给他一支“软中华”。我现在不抽烟了，但回老家为了充面子，也备了一盒高档烟。
“我不吃这个。”三爷爷摆了摆手，然后指着地上绿油油的青苗，说：“我吃这个，一辈子吃这个。”
“这是啥？”那青苗有半拃高，不知为何物。
“烟叶子苗苗儿啊！”三爷爷对我有点失望，好像我忘了本似的。
“啊！”我一下红了脸。离开家乡三十多年，我确实认不出来了。
“你还吃老旱烟？”
“你们的纸烟我吃不惯，软绵绵的，没劲。”
“那我给你照张像吧。”
“好咧。”
我打开相机，按下快门。三爷爷扶着坎土曼，立在地头，微笑着，定格在了我的光影记忆中……
辛荣祯，新疆作协会员，有作品见于《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新疆日报》《三角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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