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窦初开时，我对感情的事总有一种新鲜更是好奇，尤其好奇当初，父亲和母亲是怎样在一起的呢？

那时问过母亲，但她并不愿意同我讲述类似话题，嗔怪不答，把话题岔开了。后来到了我恋爱的年纪，已经忘记了年少时那份好奇心时，母亲却主动同我聊起了过往。

于是，我便慢慢在母亲参差的记忆中，一点点串起她和父亲当年的故事。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候，哪里有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就是碰上了而已。

母亲生于1940年，父亲比她年长4岁。他们“碰上”的时候，是1966年的冬天，她已经26岁，是那个年代地地道道的“大龄剩女”。四里八乡，如母亲那般年纪仍待字闺中的，大抵也只她一个了。而母亲“剩下”的原因极其简单——高不成低不就。

母亲是家中独女，外公和外婆只她一个孩子。虽居农村，但外公是个在外做事的“公家人”。“识大体”的外婆，早早将母亲送去读书，一路读到了高中。

毕业后的母亲，做了一名民办教师。知书达理，又有一份“文气”的职业，在婚事上就难免挑剔。拖到了母亲26岁时，而立之年的父亲恰好恢复了单身——之前，父亲曾有过一场由奶奶做主的包办婚姻。那时父亲正在部队服役，路途遥远难得回次家，他那老家中受不了聚少离多生活的妻子，便放弃了与父亲的婚姻。

于是，父亲在回家探亲时，在亲戚的撮合下和我母亲，一个“有文化的大龄女青年”见了面。

母亲说，和父亲的初次见面，是三九天气，就在连续的两场大雪后，母亲和父亲各自由中间人领着，于两个村子之间、大雪覆盖的荒野中见了面。

大概是午后两三点钟，虽日光明朗，但零下的气温里，田野白雪茫茫，寒光四射。母亲穿了深色的厚重棉衣，还裹了长围巾，只露一双戴着厚厚眼镜的眼睛。棉衣和围巾，完全遮挡了母亲的清秀和文气。父亲的棉军衣也是宽大又厚重。身高不足1.7米的父亲，整个人显得低矮笨拙。

而那个午后，母亲偏偏忽略其他，只记住了父亲那身庄严的军装。父亲，也牢牢记住了母亲那一副“有文化的眼镜”。他们的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趁着父亲不太长的探亲假，紧锣密鼓地领了证，还办了个简单的婚礼。直到新婚夜晚，他们才真正看清楚了彼此的面容。还好，父亲面容俊朗，而母亲，则气质清秀。

多年后，母亲每次讲起他们见面的经历，我都忍不住疑惑：那么冷的天，为什么非要荒田野地去碰面呢？母亲也没想出来合理的答案。唯一能解释的，是要凑在父亲探亲的时间，只好赶在三九寒天。而当时家乡的风俗，男女的初次碰面大多都是在野外的。

结婚不久父亲便回了部队，母亲依旧留在老家教书。同年10月底，我大哥出生。

那些年，父亲和母亲同样聚少离多，见面时间屈指可数，隔着千山万水，只靠着书信联系。不知道那时候上千公里的路程，一封信要走多久，却也那么一封封地连接起了一对夫妻的人生。

那时，父亲也会给母亲邮寄礼物，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有一年去北京接新兵，在王府井买了两斤上好的纯羊毛线。回部队后，父亲托战友家属给母亲织了一件毛衣开衫。母亲收到成衣，尺寸竟然极其妥帖。鲜艳的翠绿色毛衣，现在看来再俗气不过，但那时却让迈入中年的母亲美丽、骄傲了许多个日子。

父亲还送过母亲一块上海牌手表，银色圆形表盘，简单大方的款式。那个年代，一块手表的分量并不亚于“一颗恒久远”的钻石。手表也是父亲探亲时带回来的。那次探亲后，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我的小哥。

小哥3岁时，母亲随军去了部队。两年后，我在父亲所在的部队出生，成了他们最小的女儿。那一年，父亲已经年近四旬。

他们的故事很寻常，不过是多年前的冰天雪地 “碰上了”，我们也相继来到这个世上。然后，我们拥有了同一个家。

多年来，父母的结婚照还一直挂在他们卧房的床头，放大的黑白照片，下面留白处标注着时间：1967年1月1日。

责编：张初 | 校对：秦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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