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博览群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毛泽东从偏僻的农村第一次来到新旧思想斗争激烈的长沙，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毛泽东在这里又度过了大约半年的学习时光。初到省城，毛泽东视野大开。他除了读书，开始更多的关注社会变革，并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走向革命民主主义 。在长沙，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他由此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被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深深吸引。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民立报》并成为它的忠实而热心的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黄兴在广州起事震惊全国，学生中欲投身革命的人，已是跃跃欲试了。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中的一个。一天，他在校园里贴出文章，公开发表政见：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尽管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敬仰”，但对革命民主主义已有很高的热情。他毅然剪掉辫子，以示反清的决心。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异常兴奋，觉得正在激烈进行的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其中，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10月24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他没有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混成旅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毛泽东在长沙革命军中度过了半年。他不怕吃苦，极其认真地参加军事训练。每月得到的七块大洋军饷，他基本上都是用来购买书报。这期间，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虽然这只是江亢虎所宣扬的社会改良主义，但他对这个新东西还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还写信同东山学堂的朋友和同学讨论。
毛泽东跟军队中的大多数士兵以及正副目（即正副班长）和排长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常常帮助他们写家信和讲解报纸上的新闻，同志们都很尊重这个列兵，认为他有学问，他同士兵中的一个铁匠和一个矿工特别亲近，极其喜爱他们的质朴。1950年夏天，他收到当年同他有过友谊的一个副目的来信，毛泽东亲切地给这位四十年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副班长回了信。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毛泽东倍感失望，决定退出新军，继续读书，以探索新的思想。
毛泽东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实业、警察、法政、商业等专门学校，都不满意。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第二年改为第一中学）。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青年毛泽东愈发感到读书的重要，所以学习起来也就更加自觉、刻苦。一位国文教员很欣赏他的文才，见他喜欢读课外书，便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揽》，这是自上古到明代共一百一十六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我们很难想像，这个十九岁的刚刚从闭塞的农村走出来的、刚刚睁眼看世界的青年，以一种什么样的毅力和境界读完了这套浩如烟海的历史巨著，而且还写下了不乏真知灼见的体会性文章。现在有幸留存下来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也许是毛泽东诸多文字中能找到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不仅文字精炼、极具文采，更为重要的是立论和观点非常突出。如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沦亡之惨也。”由此可见，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又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也反映了他政治意识的逐渐成熟。
毛泽东在这所学校也是只读了半年，因为他觉得这种学校的校规太刻板，令人窒息，而且学校所开的课程也实在有限，远不能使他满足，所以他决定退学。
毛泽东对他认定的事情，是敢于采取哪怕是惊世骇俗的行动的。1912年7月暑假前，毛泽东不顾老师、同学的劝阻，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省立一中。他觉得上这个学校还不如自学好，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庞大的自学计划，每天从寄住地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从这时起，毛泽东风雨无阻，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他就进去，中午吃两块米糕，直到关门才离开。事情果然如毛泽东所愿，在他自学的这又一个半年里，他按照自己想法和计划，学到了很多，思想再次得到升华。在这里，他读了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类的书籍，包括世界历史和地理教材，近代启蒙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达尔文和约翰?穆勒的著作。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站在那儿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它。这时的毛泽东开始真正体会到了人类的知识宝库有多么大，世界有多么大。毛泽东自学的这段经历，对他人生的影响极大，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后来思想发展的方向。这其中，毛泽东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在思想层面上，他开始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上升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就在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意愿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并深感“极有价值”的时候，远在家乡的父亲得知儿子在长沙“无所事事”，拒绝继续资助毛泽东。毛泽东居住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了一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无法再住下去了。
毛泽东决定重回学校，继续求学。
一个“五年半”：毛泽东博览群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决意报考师范学校。直接原因是为了能让父亲给予他必要的求学费用，以维持最低的生活，同时，还可以得到学习的机会。另外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膳食、住宿及费用又很低廉。同时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毛泽东觉得开启民智，必须从教育入手。1913年春，毛泽东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校长看到了他考试时作文答卷，连连赞叹：“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预科三班，该年秋，预科期终考试，毛泽东成绩优秀，编入本科八班，同学30人。
湖南的师范教育始于1903年，第一师范即创立于该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这所学校，不仅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是毛泽东以前就读的几所学校不能比拟的，而且学校的办学理念、教育风格也令人耳目一新。如学校特别强调“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强调要从人格、学识等方面全面培养学生。学校既注意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也注重吸引那些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来一师就读。这些，都对毛泽东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问题，有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的青年。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见异思迁”，而是安下心来，用五年半的时间接受了一次完整的师范教育。
在一师，毛泽东遇到了许多像杨昌济、徐特立这样的好老师，他们的人品和学识都给正处于人生升华阶段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杨昌济先生，被毛泽东称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 杨昌济曾留学日本六年，毕业后又在英国学习三年，后又在德国考察教育一年，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极深的研究和修养，所以，他特别主张搞学问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一定得有分析、甄别和批判的精神。杨昌济还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鼓励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可以说，毛泽东在一师读书五年半，始终从这位恩师那里受益终身。毛泽东也特别推崇徐特立先生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读书必动笔墨，这是毛泽东一直保留着的一个学习习惯。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每天写日记，读报写摘记，读书写笔记、作眉批，对不易找到的好书，有时整本地抄下，如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出版，他就借来，一字不漏地全文抄了下来，共七大本。
这个时候，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他既善于“静中求学”，为此可以一个人跑到山林里，静静读书，也能够“闹中求静”，为此有时他特意坐在车水马龙的街心看书。毛泽东以他自己颇具个性的方式，如饥似渴地读书，除了认真地上老师们开设的课程、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还广泛阅读国文、历史、地理、哲学，还不间断地阅读报纸和新来的书籍。在学校，毛泽东几乎每天都是起得最早的一个，洗漱之后，就到自修室读书。课余时间他不是到阅报室看报，就是到图书馆找书，大家睡觉了以后，他还常常在饮茶室和走廊等处看书，因为这些地方的灯光是通宵不熄的。
一师时的毛泽东，不但贪婪地读书，而且开始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语言和观点分析和解剖世界，他读书的兴趣总是和对时势的关心结合在一起。受杨昌济老师道德救世思想熏陶，毛泽东写的文章《心之力》得了许多人羡慕的100+5分（满分为100分）。1915年以《新青年》为号角的新文化运动，以其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崭新思想影响着毛泽东，他随即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而陈独秀则成为
他崇拜的人物。毛泽东曾说他当时非常佩服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彻底抛弃康、梁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向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转变。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这不但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是中国现代体育史上最早的文献之一。此文并非就体育论体育，而是从国力弱，“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的高度谈起。
这期间，毛泽东越来越不满足于做书斋里的学问，尤其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不断地影响着毛泽东、改变着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变动。1915年，袁世凯为了使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竟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主要条款。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汇编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挥笔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国？在我学子！”毛泽东还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沙城内散发反袁称帝的小册子。 这时的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和接触工农群众。在一师的高年级，他经常利用课外时间和附近的群众接触。1917年夏，他利用暑假和一位朋友徒步九百余里，足迹遍及五个县，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特别崇尚这样的社会调查，认为它既是“锻炼筋骨”，更是锻炼意志。这时期的毛泽东还十分热心地主持过学友会，创办过工人夜校。
与社会的实际接触，使毛泽东体会到要改造社会必须组织一个坚固的团体，要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1917年冬，他和几个朋友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8年4月，在蔡和森的家中正式成立。“新民学会”的宗旨，开始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随着实践斗争的发展，到1920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学会后来成为革命群众运动在湖南的核心力量，许多会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一直受到许多老师和同学的敬爱。老师们认为他是“异才”，是“伟器”；同学们认为他是“智囊”，是“怪杰”，是“毛奇”（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1917年6月，毛泽东参加一师学生“人物互选”，全校11个班，四百多人参加，34个人入选，他得票最多。
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结束了他五年半的师范生涯，这标志着他完全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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