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
元白诗派 指中唐时期以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等诗人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他们提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诗歌理论，自觉地向民歌学习，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在中唐诗坛产生轩然大波，反映了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
其远源可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其近源则是杜甫的创作：1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2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
张王 是指中唐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张籍和王建。张籍有乐府诗90首，取材非常广泛，多为“俗人俗事”，擅长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挖掘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缩影，诗风平易通脱而意蕴深厚。王建作乐府200馀首，多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以写实见长，而寄意含蓄隐曲；其边塞题材的诗作声调低沉，又有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他们的诗歌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在扭转大历风调，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其贡献不可忽视。
元稹 19首《乐府古题》“寓意古题，刺美见事”，其中《织妇词》《田家词》较具代表性。每首诗只述一意，使得题旨集中明确，多用三五七言相间杂的句式，参差错落，稍有风致，但语言仍嫌滞涩。代表作《连昌宫词》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渲染了诗的氛围，使得诗情生动曲折。此外，他还写了大量艳情诗，语言浅易，格调轻快，而又低回缱绻，一往情深。其悼亡诗《遣悲怀三首》，通过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的描摹，寄寓着人生至情，饱含哀思，动人肺腑。
第二节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及其讽谕诗
新乐府运动 中唐时期，在白居易与元稹倡导下，开展了一场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主张以新题写时事，注意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重要的作家还有张籍、王建等人。（但近年来，多数学者否认有此运动，他们认为：当时从事新乐府创作的人数很少、时间很短、作品有限，很难构成一个运动；“新乐府”作为一种诗体的概念是不科学的，其内涵和外延都不确切，很难用这个概念对唐代的某一诗歌运动下一个界说分明的定义；新乐府与讽谕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
1 诗歌应写得既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
2 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
3 诗歌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强调其“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
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1深刻反映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尖锐揭露上层达官贵人的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
a组诗《秦中吟》共10首，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
b《新乐府》50首，是一组有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边事、宫女诸多方面。
2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
3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
4语言运用方面力避典雅的书面语，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浅显流利，琅琅上口。
5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
缺憾：1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2有些诗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用理念结构全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3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不够精炼含蓄。
第三节 《长恨歌》《琵琶行》与元、白唱和诗
《长恨歌》 作于元和元年，主要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传说来结构全篇，受到佛教变文、道教仙化故事影响和作者感情的投射，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作者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为情而作，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
《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1 采用歌行体，平仄协调，间用对偶，数句一转韵，多处采用顶针手法；结构严谨，情节曲折。
2 叙事、抒情、写景融为一体，层层渲染；在运用想象、虚构、比喻手法上独擅胜场，
3通过景物衬托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人物形象丰满。
4抒情因素得到强化，浓烈的抒情贯穿叙事始终。
5以精选的意象营造恰当的气氛，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
6语言明白晓畅而又精纯确当，音韵和谐浏亮。
《琵琶行》 作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贬所。作者通过亲身见闻，叙写了琵琶女的沦落命运，并由此关合到自己的被贬遭际，发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诗情哀婉苍凉。在表现手法上，用秋天的枫叶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写来烘托人物感情，并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来展示其性格、心理；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
通江唱和 元和年间，元稹和白居易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频繁寄诗，酬唱不绝，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他们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这样做一方面锻炼了诗人的智慧、技巧，丰富了诗歌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因过于重视形式技巧，诗人的真情实感反被冲淡乃至淹没。
元和体 是指元稹、白居易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这些和诗在当时流传颇广，以至“递相仿效，竞作新词”。除了上述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以及元稹的艳体诗。
第四节 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的闲适诗内容形式既浅且俗，语言浅切平易，意绪情调淡泊平和、闲逸悠然。许些记游写景的诗作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观照自然，抒写心愫，排遣忧愁，超然物外，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的特点。说理议论的篇章，初读之下尚觉清爽，数篇之后便觉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诗中所表现的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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