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道德：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是我国第一部引进的关于信息伦理的书。是我当学生时翻译的，联系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到现在也没人意识到，但对我却有切肤之痛。书是出版了，我去领了3500元的翻译费。只能叫翻译费，不能叫稿酬。国家规定，翻译是工作，不算创作，搞创作给的钱才叫稿酬。因此，翻译给的钱只能算是劳务费，就像今天雇个保姆，请个小时工那样，给几个钱就打发了。尽管从事翻译的人不这样认为。
既然是劳务费，就要交挺高的税。去年我还出版过一部翻译的书，有那么多人帮我，我在后记上统统注明表示感谢，按道理可以免税。但我真正拿到翻译费时却发现，生生给扣掉了3000多元的税款。后来找到出版社，出版社说合同书上没有写明。当时我刚动完手术，也懒得去争了。不就几个钱嘛。我一向认为只要钱和女人能办的事，就不叫个事。给扣了税，先不去请帮忙的朋友吃饭了。
中央编译出版社隶属中央编译局，出书较慢。由于有朋友在那里当编辑。我的这本《世纪道德》出版速度还算快的。一个冬天的下午，我接到通知，让我去领翻译费。我高高兴兴地拿了钱，临走时我又买了几本书。当时我的工资只有400多元，而3000多元的翻译费还是个不小的数目。我是1998年留着北京工作的。当时家还没从武汉搬来。穷搬家，富修坟。想到以后安家之类，还是要钱的。就想第二天把钱存入银行。
有了书，有了钱，既有精神又有物质。我首先便想到请老师在外面吃顿饭。我记得是在劲松，我们一起吃了涮羊肉而且还喝了点儿酒。我才来所工作一年，老师对我的工作也很满意。听到老师的褒奖，我也有些飘飘然。当时我的那些书放在桌下，放钱及证件的背包斜跨在椅背儿上。快吃完饭的时候，我起身去趟洗手间。一转身突然发现我的挎包不见了。说实在的，当时确实有点儿发蒙。钱肯定是被偷了。不仅如此，包里面还有我的所有证件，工作证、图书证、进门证、身份证等等。心里顿感懊丧，老师见此情形也只能是安慰了。可眼下呢？天色已晚，公共汽车肯定没了。可我要回到通县华兴园的集体宿舍。但我却身无分文。老师拿出几十块钱，我叫了辆出租车，回到了通县。
那一夜我没睡好。想想翻译这本书也不容易，说不心疼那是假话。但活该你去嘚瑟，老老实实先把钱存银行再请老师吃饭也不晚啊。既来之，则安之吧，自认倒霉。我已经在想如何重新办理那些证件了。这都是麻烦事，尤其是身份证。要从武汉那边办。先易后难，从北京开始办吧。不想从武汉开始办的原因，是不希望夫人生气。我想她知道了肯定要埋怨我。当时因为穷，那点儿钱还算是钱呢，算起来顶我半年多的工资。她来北京后我才跟她讲了这件事。夫人也算通达之人，没有多说什么，叮嘱我以后小心便是。
过了二天，我突然接到电话。那时我哪儿有什么电话，只有一个呼机。电话打到华兴园小区的传达室，传达室再打我的呼机。说有人找我，我纳闷，会是谁呢？赶紧从六楼跑到传达室接电话。原来也是一个名刘刚的，注意，我们的名字不同。我的是金字旁的，他是刀子旁的。他告诉我捡到我所有的证件。要我去西什库取一下。我一下子释然了，证件竟然全都找到了！我赶忙前往西什库，他原来在那边搞装修。告诉我说，挪车时见到前轮儿处有个包，下车捡拾起来，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他先打电话给单位，然后才联系上我。我对他非常感谢，就说我们留个电话吧，也算是缘分，同名。我又说，我被偷得连请你吃饭的钱都没有。他对我也很同情，说没关系的。谁遇上这事儿心里都堵得慌。拿到我的钱包，打开一看，证件全都不少，只是多了一张小偷对我表示感谢的纸条。看来小偷里面也有仗义之人啊。
我丢钱，丢证件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朋友那里。他也无可奈何，毕竟我已经把翻译费领走了。不可能给我另发一份。他答应说，我会帮你的。果然没过多久，他就让我帮他弄了一部《寂静的河流》（那本书的故事以后再讲）的书，多给我开了些翻译费。又给我一本书翻译，由他们出版，这就是哈金的《驯服偶然》。那本书很好，是美国《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评选出来的20世纪非虚构小说之一。我有幸翻译了那本书并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请商务印书馆重新从剑桥大学出版社购买版权，我又花了大工夫将其重新校订，去年被列入商务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备选书目出版。隔不多久，就会正式成为那种白色封面的《丛书》之一了。有了那本书，我在翻译方面就可以不去多做什么了。它就是我代表性译作。证明我的翻译水平曾经达到过那个高度。可以说丢了《世纪道德》的翻译费却换来了一部好书，算是因祸得福吧。有的时候，真不能把眼前的得失看得过重。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