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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成长的经历”一定是那些成功者的特权，而成功之于我实在是一件很遥不可及的事情。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懵懵懂懂教了快三十年书，若说一点想法也没有，实在也是说不过去的事情，所以勉强说一点，或许对于年轻人有万一之用也还是足慰我心的。
我当初之选择师范专业，实在是因为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只剩教书一路。现在想来教书实在是一件大事情，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当的，所以很为自己当时的蠢念头而汗颜。
不过在南师大，我受到了很好的国学的训练，徐克谦先生、程杰先生以及马景仑先生都可以算是一时才俊，在那样的环境里学到的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知识、对于古诗文的修养至今受用不尽。
另外，那时候正在竞相引进各种西方文艺思潮，虽然食而不化，但是也算开阔了眼界，有了一点世界眼光做国学的背景，日后想来，也是十分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先生其实也很寂寞，常常会来学生宿舍闲逛，天南海北地谈天，我就记得程杰先生一个裤管高一个裤管低，手持一锅稀饭，当街和学生聊学术问题的情境。
这种学术活动有时候也会“正式”起来，移师教室，堂而皇之地名之曰“研讨会”，但是师生混杂，人人可以发表意见，我记得自己就参加过一次，系里面的名流们悉数到场，我小子狷狂，发了一通谬论之后，昂然离场，事后居然还有老师专门找我讨论的，现在想来实在令人赧颜，但也可见那是风尚。
说这些，无非是想说，做一个老师尤其是语文老师，底子是最重要的，而其中国学的底子是尤其重要的，我至今还能凑一点平仄，拽一点古文，而且思想还不至于太落伍，实在是和那时的训练分不开的。
另外一方面，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第一热爱的是哲学，而不是文学。在我看来，我的特长不是能够弄出锦心绣口的文章来，而是善于发现那些文章背后的东西，那些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中的“必然性”，——我以为哲学就是解决“所以然”的学问。
所以，我讲语文，七成以上的力气花在解决那个所以然上。这和我从大学至今不肯放弃对于哲学的学习，终于让“穷究所以”变成自己的思想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以为，一门学科，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上，而要能够发现现象背后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之所以发生的那个必然性。叶圣陶老先生说“循路斯识真”，“路”，就是联系，而“真”就是背后那个“必然性”。
你比如文言文的句子，有时候结尾时用“也”，有时候用“矣”，那么，为什么这里用“也”而那里却用“矣”呢，这里面的道理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气词”可以蒙混过关的，每用一字都有其中的道理在。
我一直坚持认为动态的语言研究，尤其是深入到言说者的心境、言说环境（语境）的研究比静态的语言研究意义大得多。因为动态的语用研究，是和语言的交际功能密切相关的。
我几次在教学比赛中侥幸获奖，也都和这样的追求有关。
比如2009年参加全国语文教学比赛，我讲《老王》，发现文章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当杨绛看到老王常常进出的小院，就问他，这是你的家吗？老王说，我住这儿多年了。这个一问一答有些出乎意料，按照常理老王应该回答“是”或者“不是”，而不应该用“住这儿多年了”来回答。
这种违背常理的回答背后一定应该有深意在，循着这样的思路一路探究下去，文本的问题居然迎刃而解了。那次的比赛我侥幸得了第一名，或许和我这样的思维方式有关系吧。
而在“两岸四地同文异教活动”中，我和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的老师同台讲授《飞狐外传》（选段），着重让学生感受其中的悲剧因素，从而理解悲剧的审美意义与价值。如果说，我的课有什么追求，大概就是希望学生能够有“由一推百”的能力吧。
在很多老师看来，我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有所谓“独得之乐”，有时候青年教师也喜欢听我解读文本。在我看来，解读文本，这应该是我们语文教师的当行本色，但是近来似乎越来越变成可以炫技人前的事情了，这让我觉得有些沮丧。
在教学方面，我成长的经历或许也会对大家有一点启示。我上课的经历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的课堂追求“笑点”，每天课堂笑声不断，学生也很喜爱我，但是教学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学生，学生说，光记得你说的笑话了，教学内容都忘记了。
第二个阶段，我变成了“百家讲坛”的讲师，每节课都天上地下，小到一字一词的来历，大到历史哲学、审美理论，自己讲得兴味盎然，学生听得热血沸腾，但是最后结果还是不如人意。
自己反思，学生是一只小小的杯子，你真的拿一大桶水直接倒进去，小杯子里究竟能留下多少水呢？大家不妨自己去试试。这两个阶段，很让我沮丧，也让我早先自信满满的做老师的想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从心态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不自信，总是希望看到学生热切而崇拜的眼光，似乎有了这一切才有了自己作为语文教师存在的信心和理由。
现在想来，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自己对于教育、对于语文教学的理解还是浅表层面的。
当然也有收获，一是学会了调节课堂节奏的技巧，真要调整一下课堂情绪，还是积累了一点办法的；二是读了许多书，学会了融会贯通的思考方法，我以为学习最方便的法门就是将自己阅读思考的结论说给大家听，而那个阶段的“侃”为我积累学识学养，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则是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重读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才真正地发现教育的本质就是交流。
有人会说，孔子也重交流，苏格拉底也重交流，你为何独钟情于苏格拉底氏呢？原因是，在孔子那里，交流是传授他的思想的方法，是“术”层面的，而苏格拉底的交流则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是“道”的层面上的。明心即见性，禅宗如是说，其实苏格拉底氏的教学观念也做如是想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对于“追问”十分重视，在我看来“教”的过程实际上就发生在“追问”之中，追问则是“迫使”学生真正“明心”的有效手段。醉心于“问题串”，设计“问题情境”成为我这一阶段比较关注的方向。
同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教学不是个人表演，也不是学养、知识的简单呈现，而是“设计”，是对于教学活动的设计，优秀的教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设计学习情境、设计学习活动、设计活动规则。也正是这个阶段，是我参加各种教学比赛屡屡获奖的阶段。
我的第四个阶段还没有到来，但是我有耐心，从哲学上说只有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才能够更上一层楼，我正在耐心等待第二次否定的到来。
我知道“设计”终归是有斧凿痕迹的，最高的境界应该是“天然去雕饰”，但目前我还没有做到，也或许这辈子也做不到了，但是我会永远在路上。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很幸运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和自己有关，一个是和环境有关。
和自己有关的，是我对于书法的热爱，这是偶然也是必然，从小习书，后来成了习惯，但是总想想清楚笔墨背后的道理，则让我有了触类旁通的可能。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体虽万殊，其理惟一”，真的把一件事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可以类而推之的。这样的思想方法，对我成长帮助良多。
和环境有关的，则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有一批堪称大师的语文教师的城市而且他们又都那么无私地奖掖后进，这实在是一种幸运。他们的学识人品都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自己被评上特级教师以后专门请于漪老师吃饭，想表达对她多年教诲的感激，但一转身，于老师已经将饭钱都付了，她说：“你们这些优秀的老师被评为特级教师，就可以在上海的语文教学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是。”
也不能忘记钱梦龙老师在我一次公开课后给我发来的长达五百多字的短信，很严肃地指出了我的不足，一想到他一字一字往手机里面输那么多字，就让我内心感动不已。
第二年，全国语文报刊协会课堂教学研究会又要上公开课，钱老师还是决定让我上，上完课之后，他直冲我竖大拇指。在他们身上，我读到了“风范”两字的全部意义。
最后，如果说对于年轻的朋友还有寄语的话，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要做一个“有意思的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地位、名誉都是相对而言的，由于地位和荣誉而被人仰视的人终究是会被另一些有着更高地位、更高荣誉的人所俯视的，唯有有着善良的内心、高雅的气质以及丰富的学识并且热爱生活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忽视的。
不要让自己在琐碎的生活中萎靡下去，这是最最重要的，经常看到虎虎有生气的年轻人，经过学校教师生活的打磨，没了兴趣、变得粗糙、也会用怨毒的神情与语言去摧折学生，心里总是很难过。
不能够怪他们的地方是，这个社会是不是给了他们足够的尊重与爱护呢？应该怪他们的地方是，为什么要放弃对于自己的生命尊严的坚守呢？
要有兴趣，广泛的兴趣，永远保持对于生活的好奇感，永远不要吝啬自己的脑力，去观察、去思考、去表达。对我来说，无用之用是有益于生命本身的，而且那些“无用”的问题，有时候就是那样吸引我，让我欲罢不能。
而丰富的阅历又能够增加我们思想的内容，走过一些地方、经历一些事情、遇见一些人都是值得很好地保存的，你收藏它们、思考它们、感悟它们，然后它们就会温情脉脉地反馈给你你所需要的人性、智慧和魅力，这就是一切。
在我看来，教师不仅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这一点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更应该展现智慧，呈现出人性中的美丽与美好，让一代代人因为教师而永远对于未来充满希望。
话虽如此说，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烦恼和彷徨，没有激愤与怨怼，但是我愿意这样去守护关于教师的信念，为我的学生们，也是为我自己。
（本文作者郑朝晖，上海市建平中学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本文刊登于《上海教育》杂志2015年3B刊，更多内容，请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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