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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经历过80和90年代的人,读完这篇,一定会哭| 叶弥《成长如蜕》(连载)

2015-09-29


《成长如蜕》 叶弥

这是一篇,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引起空前轰动的中篇小说。

莫言读过它,王安忆读过它,我也读过它。

读完以后,我哭了。

我不知道莫言哭过没有。

那是一种卡在心里,让你说不出的沉重和纠结。

很久以后,我才释然

原来这种隐隐的痛,有个美丽的名字

——成长

你读完,会想说些什么吗?



第一话


要说我的弟弟,先要说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有两家工厂和四个经营部,资产累计近一个亿,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一九八八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十年,我父亲从一家中学里辞职,斯年他四十八岁,看守学校的大门已近两年。他的学历是大专,籍贯江苏无锡。他出生的那年,他爷爷在上海滩创下的家业已面临四分五裂。但总算过了几天小少爷的日子,据他的叙述,两周岁之前他从来没有下地走过路,所以他至今仍害怕走路,即使他在落难时也没有改变这个特性。那时候,我们四口人蜗居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屋里,夜间父亲也是蹲在马桶上撒尿,那种突兀而来的急促声音总是扰人清梦;而厕所就在屋子前面不到百米处。

父亲尽职地看守大门,把所有偷懒不肯下车的人拦下来,包括校长。人们随意而简便地叫他“看门老头”。没有谁知道这个看大门的老头身上流动着祖先善于经商的血液,也没有谁对他的处境表示惋惜。回想起来,那段鲜为人知的日子,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自在的日子。你可以想见我的父亲在无所事事中懒洋洋地伸展四肢,日子因为平淡而显得缓慢,他在缓慢中享受着每天缓慢行走着的太阳光,在缓慢中体味着生命的坚实和漫长。父亲后来成了亿万富翁,惟独失去了那种坚实的缓慢感。他无法欣赏太阳在大地上展现的魔法,后来他就否定缓慢,并不自觉地对我弟弟的生活进行干涉。因为我弟弟这时正好在读大专二年级,整天津津有味地做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的悠闲使父亲多少有些失落,甚至对目前粗糙的生活感到不满。不过他对弟弟却理智地说:“你要继承我的事业,必定先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我的父亲那天向校长递交一份辞职报告,从此他主动积极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当时所有的人吃了一惊: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第一份辞职报告。有人幸灾乐祸,以为父亲必定倒霉无疑;有人替父亲担忧。但归根结底,他们都对那份辞职报告十分好奇,对父亲隐藏的动机猜测不定。他们加紧了接近我父母亲的次数。母亲在学校的校办工厂做会计,她对前来探听情况的人,报以既老实又不老实的歉然一笑,无可奉告之下让人觉得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怜悯。

校长当时捏着那份辞职报告只是发愣,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不安,甚至有祸事临头的预感:为什么让他碰到这种事?这件事是否影响他的声誉、危及他的地位?于是校长婉劝、规劝、力劝,但均无效。辞职报告被锁进抽屉里。父亲正式办好辞职手续是半年后,那时候,人们对“辞职”这一行为已不陌生了。

我父亲就这样成了经济改革以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也就是私营企业主)。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他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刺激着别人的神经,其意义大过了赚钱的本身。

人们最后的结论是:我父亲辞职的背后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于是他们停止了议论,等待着。三四年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我家却表现出让人喘不过气的欣欣向荣景象,有了那个时候所有的最高档的东西。后来我母亲也辞掉了工作,跟着我父亲去了。

我家最初富有的那几年,应该说人们对待我家的态度还是友好的。一是我父亲的奋斗使他们有了希望和新的梦想;二是他们潜意识里为我父亲的事业作了一个限制,不相信父亲真能发展成后来的规模。他们关心着我家一举一动里的变化,宽容着我家并做着希望的梦。母亲走了以后,他们就从钟老师那里打听我家的消息。钟老师与我家同住一个大院,从他有时半开玩笑的回答中,他们知道了我家最新的经济动向:我父亲又开了一个厂;从刮西北风那天起我家后面的垃圾箱里天天有新吃下的蟹壳;母亲手腕上的金镯起码有三两重。

听的人不屑一顾,散去后就说:“手上戴那么重的东西,自找苦吃。”或说:“我要是钟老师早就搬走了,天天看着别人人五人六的,气都气死。”什么话都有。其时,由于改革开放,他们已经熟悉了我父亲这一类的人,但越来越不习惯与我父亲这一类人生存在同一空间。好几年下来,希望变成了失望,梦想更是让人烦躁沮丧。他们常常被迫与我父亲这些人作对比,并逐渐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抗意识。这是一种来自于两种经济成分的对抗,最后发展为钟老师和我家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


我父亲老早就预见到了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矛盾等着他。从我母亲添置第一枚金戒指时,他就读懂了钟老师眼里的蔑视。那种蔑视里有着种种复杂的、只有双方都是男人才能领会的意思。这一刹那,我父亲的心软了下来。他怜悯钟老师,理解他作为男人的处境。同时,为了息事宁人,我父亲采取了“绥靖”政策。经常给钟家送去各种礼物,衣料水果什么的,借以平息两家人之间潜伏着的矛盾。不管出于何种意图,父亲的举动呈现着讨好的意思。也就在这时候,钟老师不卑不亢地仍旧是教务处主任的身份,而我的父亲又回到昔日看大门老头的职位。我现在想,如果钟老师当时只是摆摆姿态的话,我父亲可能会一如既往地扮演讨好的角色。但一九九一年的春节发生了一件事,使得两家人的平衡状态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的春节,母亲在父亲的差使下,抱着一板冰冻对虾到钟家去。她为年夜饭忙了一整天,现在又被丈夫差遣着做这件事,是很不情愿的。但是她还是去了,因为她知道,家里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这一任务。她双手合抱着冰冻对虾,手指头一碰到冰,就沾了上去,因而她不得不经常轮换着指头。她敲开钟老师家的门,走进去就把那板冰冻对虾放在地上,不说任何话。钟老师的女人,人称莫老师的,一个在教育局管理档案的女人,把我的母亲叫住,扭捏地客气着,说:“拿了你们这么多的东西。穷老师,没有什么回报的,祝你们来年身体健康。”

一定是莫老师的话里有什么东西刺激了钟老师,反正我母亲后来认真地说,当时她对莫老师的祝福只报以客气的微笑。她走出钟家,像以前一样绕过一口水井走到钟家屋后时,她听见钟家的后窗“呼”地打开了,钟老师在里面激动地然而声音不大不小地说:“我看你不要客气,不拿白不拿。这些东西都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到的。我们吃,吃饱了好好教书,为人民服务。”我母亲当时即气得浑身发抖,把围巾朝头上一蒙,急急忙忙地回来了。她告诉父亲,这些话明显是讲给她听的,没有谁会在刮着西北风的寒夜,把后窗户无缘无故地打开。

父亲“哦”了一声。

随后吃晚饭,看春节联欢晚会,守岁,放炮仗。一切都很平静。

过了春节,父亲开始实施他的报复行动。他雷厉风行地用一系列优惠条件,把院子里除了钟老师的房全部转为他个人可以使用的土地(半年以后,房地产开始升温,表明了他的决策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当初购买时看上去很高的代价,已变得不足挂齿)。

父亲在办理建房手续时,速度快得惊人。别人猜测说,政府里的人跟院子里的房主一样,被我父亲的糖衣炮弹打中了。钟老师尚未反应过来,院子里已经热火朝天地打地桩了。接着发生了许多老师涌进校长室请求他出面主持公道的事。钟老师拉着校长走进面目全非的院子里时,我父亲已经造好了底楼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的经济、智慧全都跟不上这个时代需要。校长站在那儿半天不能说话,既为钟老师愤怒,也为他自己不平。校长想掩饰心中的不平,他说:“你造房不能不考虑老钟的利益,你们是多年的邻居又是同事。人要讲究良心,合法也要合理。”

父亲沉默着,而母亲却勃然大怒。她请校长放了屁赶快走。我家造三楼是城建局、规划局、土地局批准的,并不影响钟家通风采光。

校长在我母亲怒骂声中及时找了台阶下,他临走时歉然地对钟老师夫妇说:“有辱使命呵。我看你们再把情况朝上面反映一下。这个泼妇真是粗俗不堪,怪不得人家说赚了钱的都是有问题的人物。”他骂得曲里拐弯,很是高妙。他既指出我父亲曾为经济坐过监狱的事实,又指出当时发家致富的一批人的情况。

当时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发财的个体户十有八九是从“山”上下来的。我母亲突然噤口,她向我父亲投过心虚的一瞥。而我的父亲还是沉默着。

三个月过后。一幢漂亮的三层楼房矗立在钟家的屋后。房前,与钟家的屋子之间,父亲辟了一块绿油油的草坪,并在上面栽了一些名贵的月季,每天清晨和傍晚时分给它们浇水。很悠然、很心平气和的样子。有时候他会发现其中的一朵花消失了,他也不追究。他知道是我弟弟把它摘走了。这朵花经历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小波折,出现在钟家的小女儿千媚的闺房里。父亲的脸上出现一丝淡然的笑容,他不反对年轻人之间的游戏。

现在,我家的三层楼房雄壮地矗立于钟家的屋后,钟家的老屋子就像个被大人欺负的小孩,流露出末路的寒酸和卑微。

一九九二年的春节之夜,钟老师悲愤地拟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

斗转星移是非全颠倒

物是人非贫富大悬殊

在他的对联中,一连两次出现了“是”和“非”。我想他是故意的。钟老师在学校里教的语文课是一流的,他本人的语文水平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完全可以把重复出来的字用别的字替换掉。

那副对联第二天晚上就消失了。上联被钟千媚顺手拉下来甩在风中,下联被她的哥哥钟千里扯下来揉成一团,然后用打火机燃着烧尽。钟千里与我的弟弟是同学。钟老师喝了半瓶绍兴女儿红加饭酒,醉意朦胧地瞅着一双儿女,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我不行了,认输。就看你们了。”

现在终于要说到我弟弟了,在这篇小说中我弟弟是最后出场的一个人物,然而他是主角。就好像戏幕拉开,锣鼓敲了一遍,跑龙套的一一走过场最后主角登台亮相。

作为第二代人中惟一的男性,弟弟无可选择地成了我父亲事业的继承人。他需要守业,需要创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再生产。他的成功和失败关系到他自己,关系到我父亲,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关系到我家和钟家对抗的最后结局。弟弟一直隐藏在父母的背后,缓缓地进行他的人生过程。然而现在他就要被推上前台了,他是关键性的人物。道路已经铺就,障碍也已设置好。我的父母心明如镜,他们要把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我弟弟的责任是太大了。

一九九三年秋,弟弟从学校毕业,父亲不管他的再三反对,把他安置到主营厂担任法人代表。


在我的父亲的创业史上,我弟弟曾有过一次登台亮相。那是我父亲交上辞职报告的那天晚上。我记得是深秋了,雨懒懒地打在窗外的梧桐叶上,那种冰冷冷的寂寞预示着漫长的冬季即将来临。我们一家四口坐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室,它的一边放着两只单人沙发和茶几,另一边放着弟弟的钢丝床和一张饭桌,这种满满当当磕磕绊绊的情景是当时普通人家的写照。地板上刷着的紫红色油漆脱得斑驳陆离,靠东的墙上印着鬼脸般的雨渍。为了表示郑重其事,母亲把桌子收拾得一尘不染,连当日的报纸都拿走了。而后父亲缓缓地开了口,他说他已经辞职了,不管校长同意与否,他都将经商,为了赚钱也为了创业。

我注意到他是把赚钱和创业分成两个概念的。

父亲简单地把话说完,就陷入惯常的沉默。他已经说出了他的动机与目的——赚钱和创业,这就是他辞职的全部动机和目的。为了今天,也许他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过他意志坚定,就像石头缝下的一棵草芽,一场春雨过后,它就弯弯曲曲地从下面生气勃勃地钻了出来。父亲沉默以后,母亲说了:“爸爸很可能失败。他今年四十八岁了,如果失败的话,他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你们要养着他。”

母亲的话突然地把气氛渲染得很酸楚。

父亲转脸瞧着我弟弟的反应。

弟弟若无其事地歪倒在沙发里,说:“没问题。”他接着又保证一下,“绝对没问题!”

家庭会随即散了。我的母亲走进卧室把门关上。父亲在这一刻显得疲倦而无信心。我弟弟的保证并未使他感到欣慰,他反而对自己可能有的失败心惊胆战。

弟弟却在陷塌的单人沙发里直起了身体,双眼带着忧郁聚精会神地倾听外面的雨声。他对我说:“你听见没有?雨点落在梧桐上是沙啦啦地,落在芭蕉上是劈劈啪啪的。哈,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弟弟的脸色虔诚而感动,嘴里继续前言不搭后语。对他来说今天重要的不是父亲辞职,而是得到了雨声的启示。我毫不奇怪他的态度,这时候小城里的年轻人个个都在埋头写诗作文章,你到处都可以看见满脸激动、神经兮兮的文学青年。弟弟正读高一,他终日陶醉在诗歌所营造出来的虚幻的境界之中。后来文学降温,我弟弟也不再狂热。他离开文学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当初他能赶文学的时髦,而后全民皆商时,他却一反常态地坚持自己呢?为什么他顽固地抵抗着我父母呢?我父母的生活方式在什么地方与他的生活不相融洽?

弟弟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接受父亲的安排的。在他与父亲发生正面冲突后,我相信弟弟已经把世界机械地分成两大类:富人(强者)和普通人(弱者)。他是站在弱者这一边的,因他本身就具有怯弱的本性。他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这里面有着弟弟的善良愿望,更有着无法承受压力的软弱。在弟弟走进商界之前,他的生活是懒散而浪漫的。他有一个朋友圈子,圈子里都是他班级的同学,钟千媚有时也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在一起纵情欢乐,心心相印。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旅游,在月光下放歌,在雪地里喝啤酒。他们之间经常有一些看似矛盾却冲击心灵使友情不断加深的事发生。我曾经翻看过弟弟的照相簿,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时候拍的黑白照片。有他与钟千媚搂着肩膀的,有他与钟千媚两个人抱着膝盖坐在台阶上的,更多的是七八个人搂着腰挤在一处。他们笑得轻松、纯洁、甜蜜,就像真的兄弟姐妹。弟弟在其中的几张集体照片上精心地用红笔写了“幸福”两个字,他那时真的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亲如兄弟。我父亲有时把他拉到客户中去应酬,告诉那些客户:这是我惟一的儿子,他正在读企业管理。客户们马上知道这是未来的一厂之主,他们客气而有趣地打量他。我弟弟表现得很不耐烦,他不喜欢利益覆盖下的虚伪。他总是一言不发,冷冷地观望着父亲的客户们财大气粗的面孔。但是他一开口,总能叫那些在商界中打滚的老油子发笑。我弟弟有一句著名的祝酒辞:“让天下的人都幸福。”

于是小城的商界掩口窃笑,知道我父亲有这样一个儿子。


我相信弟弟并非矫情。在翻看他的照相簿时,我原以为一定会在他与钟千媚的照片后面也写上“幸福”字样,结果没有。弟弟不是那种羞涩内向的少年。那就是说弟弟寻求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幸福,而是寻求他在群体中的认同。这样他才会觉得幸福。他愿意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淹没在人堆里。他朋友的父亲都是很清贫的,他在这些家庭出入,吃着朋友母亲烧出来的煸青菜和冬瓜汤,听着朋友的父亲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议论,感受着清贫的然而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他一定为朋友家庭的平淡和充实而感动。他心里也一定歉然,为自己的家庭有别于别人的家庭而内疚。自从我家渐渐富有后,我弟弟的朋友也渐渐地鲜有人上门。我父母像所有的富人一样爱清静,对上门来玩的年轻人脸色不善,疑虑重重。这也是我弟弟抵抗我父亲的原因之一,但这还不是最深层的因素。

父亲不会听任弟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他要尽快让儿子接他的班。弟弟毕业后没多久,那是他刚从千岛湖旅游回来的一个日子。父亲把弟弟叫进书房,拉上和客厅共用的铝合金移门,把我和母亲隔在外面。不一会儿我们听见父亲的叫喊声,母亲从健身房里跑出来,我从厨房里奔出来。我们同时看见父亲气呼呼地拉开移门。

……


(未完待续,明天继续)


如果你读完后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给我留言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彼此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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