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惠州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曾先后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他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到惠州来的。

一、  一代文豪贬惠州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其中也包括苏轼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但，要比苏轼的激进得多、丰富得多。按理，苏轼是应该拥护变法的。但，由于王安石思想激进，而苏轼思想稳健且偏于保守，故产生了矛盾。苏轼认为，新法“求治太速，进人

太锐，听言太广”（《上皇帝书》），不利于国家。还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故苏轼是主张渐变的。况且苏轼长期生活在下层，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广大农民的疾苦也比较了解，所以他只看到变法中的毛病和不足，因而和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对新法。但，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变法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于是，他不得不要求外任，离开了朝廷。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又首当其冲，在被迫害之列。御史赵挺之、来之邵等人又重演“乌台诗案”，弹劾苏轼所作之诰词“谤讥先帝”。于是，苏轼在定州任上便落端明、翰林两学士，落职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苏东坡是哲宗皇帝的老师。起初，他对哲宗还是抱有幻想的。当年仁宗在世时，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而神宗更爱苏轼之文，宫中读之，进膳忘食，称之为天下奇才。可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哲宗皇帝根本不讲情面，也不顾及先帝们对苏轼的褒奖，不顾及苏轼是否是个人才。一年前，他首先准苏轼辞去礼部尚书而出知定州，东坡临行前要求向皇帝“陛辞”，也不获准。种种种迹象表明，苏东坡是不容于朝的。但是，东坡还是逆流而上，上书皇帝，劝他不要听信新党的胡言乱语：“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按照宋代的政治制度，谪官接到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须交代，不得逗留。苏轼在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接到诰命，便立即前往贬所。

当他还在赴英州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苏轼，说苏轼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于是，哲宗皇帝又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时的苏轼，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了。

在古代，岭南广东是比较落后的，人们称之为蛮瘼之地，加上气候炎热，疾病较多，人们又称之为瘴疠之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把不同政见的“罪大恶极”者贬谪到岭南来。而从定州到惠州，有4千余里。当时没有汽车，没有轮船，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和帆船了。而这时，苏东坡已是59岁了，加上身体又不好，患有严重的痔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家人作了重新安排：令苏迨一家及苏过的妻儿去宜兴，和大儿子苏迈住在一起；自己则与幼子过、侍妾王朝云并两老婢，主仆五人奔赴贬所。

值得安慰的是，苏轼此次南迁，沿途多遇故旧，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尤其是在扬州，以龙图阁知润州事的张耒，怕东坡在路上遇到不测，特地挑选了两名士兵随他南行，沿途照顾他，一直护送到惠州。

但，苏东坡对此次贬谪是不服的。当他翻越大庾岭即将踏入广东时，心绪突然高涨起来，竟然写诗表白自己的高洁：“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过大庾岭》）说自己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一股凛然之气跃然纸上。

二、  惠州父老喜迎苏东坡

经过长期跋涉，苏东坡一行终于在九月进入岭南广东了。当他乘坐的船沿北江顺流而下，行至清远时，看见岭南都是青山绿水，气候宜人，本来就十分高兴。更令他高兴的是，一位姓顾的秀才还热情地向苏东坡介绍了惠州的情况。东坡听了之后，禁不住写下了一首《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九月二十三日，苏东坡携着家人从广州向惠州进发，他们坐船沿东江溯江而上。一路上，苏东坡都在盘算着游览罗浮山之事。罗浮山在博罗县境内，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它，山势雄伟，风景秀丽。在260多平方公里的风景区内，有大小山峰432座，飞瀑名泉900多处，洞天奇景、石室幽岩近百处。它，还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号称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

十月二日，苏东坡一家就到了惠州。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刚踏入初冬的岭南气候，不冷不热，十分宜人。当苏东坡从船舱中走出来时，看见码头上站满了人，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有些人还向他问好。顿时，苏轼热泪盈眶，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便口占而成：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惠州这个地方呀，很熟悉，好像是曾经到过的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狗都认识我的呢？惠州的父老乡亲，扶老携幼，都出来迎接我，并问我因什么事而贬到这里。我想，自己可能会像苏武那样，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去；或许像管宁那样，老死在惠州吧。但，不管怎么样，惠州这个地方那么好，肯定会有人对我很好的。

惠州太守詹范，字器之，进士。以前虽然不认识苏轼，但久仰东坡大名，故他非常佩服东坡的人格和才华。当东坡报到后，他马上把东坡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去居住。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皇华之名盖取于诗经“皇皇者华”之意，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或高级宾馆。按理，苏东坡作为一名贬官，是不能住进合江楼的。而现在，詹太守居然把东坡安排进去了，可见詹范对苏东坡敬仰的程度。

可是，好景不长，苏东坡在合江楼才住了16天，在十月十八日就不得不搬到归善县郊外的荒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桄榔林的僧舍——嘉祐寺。

三、关心民瘼，为百姓办实事

苏东坡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谪到惠州来的。他是一个被严谴的罪臣：不得签书公事，被安置在惠州。按宋朝的法律，贬令中有“安置”两字的贬官，其行动是受到监视限制的，并不能擅自出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受到管制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垂老投荒再被严谴”。其苦况是可想而知的。但，苏东坡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他有他的活法。

苏轼垂老投荒，已经没有权了，也没有什么钱了。但，丝毫不影响他为惠州百姓办好事的热情。他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由自己提出建议，请和自己友好的官员牵头来办；二是靠自己的影响力，交由他人办或亲自办。由于方法得当，所以苏东坡都办得很成功，并先后为惠州人民办了好几件好事。

（一）解囊助修东、西新桥

惠州城被西枝江分隔为两半：归善县城那半为水东，惠州府城这一半为水西。西枝江的江水流淌急峻，在西枝江流入东江的交汇处，原来是修有一座简陋的竹浮桥的，在五月间的洪水中已被冲毁了，现在只能用小艇来摆渡。但是，这个渡口又是城中的交通要道，行人很多。不少人因为船小摆动，人多挤逼而掉进河里去。苏东坡经过反复调查和思考后，认为在这里修一座用船只串联起来的船桥比较可行。其方法是：用40只小船连为20舫，每2船为一舫，然后用锁石碇把它们固定在江中，随水涨落。这样，不管江水如何变化，行人都可以从舟桥上走过。

在平湖门到西山之间的湖面上，原来有一座长桥。但由于水面较宽，所用的一般木料又容易腐烂，故屡作屡坏。苏东坡也想改造它。具体方案是：在平湖门和西山这两端各筑进一段堤，中间造飞楼九间以作桥，而造桥的木料全部改用罗浮山出产的坚硬如铁的盐木。按照这个方案建造的桥梁，气势宏伟，既可作为西湖中的一个景点，又可以作为一条交通要道，方便居民到西山去砍柴割草和耕作。

詹太守非常同意苏东坡的想法，并称赞在西湖筑堤和修桥的计划确实想得好。

苏东坡的“两桥一堤”建议得到了程正辅和詹太守的支持后，便马上行动起来。首先，他请罗浮山冲虚观道士邓守安来具体操办建船浮桥之事，请栖禅院僧人希固来操办西湖的楼桥和筑堤之事。绍圣二年十月，“两桥一堤”工程同时开工了。西枝江渡口距平湖不远，只不过两里地左右。而在这小小的惠州城中有那么多民工在搞建筑，人声鼎沸，热闹非常。而作为工程的倡导人苏东坡，每天都要到这两个工地走走，了解工程进度，和邓守安、希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一来，惠州城和城郊的老百姓都喜欢到工地来观看。一方面是看看工程进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看看当代大诗人苏东坡的风采。而苏东坡本人呢，对自己提出的“两桥一堤”建议能够实现，也感到十分高兴。再说，到工地和民工聊聊，也好了解民情，使自己对惠州更加了解。所以，苏东坡每天都坚持到工地来看看。工程开工之初，他住在合江楼时，到这两个工地看看还算方便。可是，自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搬回嘉祐寺后，离这两个工地就远了，再加上这一段时间王朝云的身体不好，六月间又染上了瘴疾，故苏东坡的心情也不太好，而自己的痔疾又不时发作，故行动就不太方便了。但是，苏东坡是一个对事业执著的人。现在虽然被贬在外，有职无权。但他对自己认定的“事业”仍乐此不疲，每天仍风雨不改地到这两个工地来察看。严重的问题发生了，工程进展到一半左右的时候，资金不继，无法正常运作。正当左右为难的时候，苏东坡就把家中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也捐了出来。东坡捐了腰犀之后，资金仍不够，他马上又给弟弟子由去信，向他的弟媳史夫人求助。子由接了信后，看到哥哥在贬谪的困境中仍热心为百姓做好事，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想不到史夫人也被苏东坡为民办好事的热情感动了，只得把从前内宫赏赐的黄金数千都捐了出来。

经过8个月的奋战，这两座桥和堤终于在绍圣三年六月建成了。在惠州府城东面的、西枝江上的叫东新桥，西面的、西湖上的叫西新桥。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鼓舞，兴奋异常，自发地在城西的西村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老百姓邀请惠州太守詹范和苏东坡参加。许多人从家里带来了酒肉，带来了从地里新出产的农家土特产。大家纷纷向太守和东坡敬酒，表达自己对太守和苏东坡的感激之情。这样盛大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每当苏东坡拄着拐杖，在苏过陪同下从水东的嘉祐寺走来的时候，人们就会发出阵阵欢呼声，对苏东坡表示感谢，而苏东坡也乐在其中。后来，惠州人民为了铭记苏东坡的恩惠，便把丰湖的那两段堤称为苏堤，以作永久纪念。现在，苏堤已经成为惠州的重要文物景点之一。

（二）推广先进农具秧马，为惠州百姓做好事

苏东坡关心农业生产，关心农具改进的事迹。他认为，生产工具的改良和进步，不亚于种植技术的提高。他向曾安止介绍了他在武昌时见到的、农民插秧时都骑的一种插秧工具——秧马，并极力赞美秧马的好处：徒手插秧，要弯腰俯首，弄得腰酸骨痛，声音沙哑。而秧马呢，非常轻便，一手提着就可以走。况且，用秧马插秧非常快，苏东坡把它比作刘备的“的庐”马，比作“駃騠”。插完秧后把它往壁上一挂，再不用服侍它。可见苏东坡对先进农具秧马是充满着感情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苏轼到了惠州之后，仍念念不忘推广他见到的秧马。他在《题秧马歌后四首》中说到，他曾向博罗县令林抃、龙川县令翟东玉、衢州进士梁君琯等推荐过秧马，把《秧马歌》抄给他们，还向他们介绍秧马的制作和操作。更为可贵的是，经苏东坡的推广下，“林君（林抃）喜甚，躬率田者制作阅试，以谓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却有力。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林抃叫农民施用后，还对原来的秧马制作有所改进：“以榆枣为腹患其重，当以杞木，则滑而轻矣。”而且，用秧马插秧，其优点是很明显的：农民弯着腰来插秧，不仅腰酸腿软，而且他们拔了秧之后，是在脚跟上来打、洗掉秧根上的泥的。这样，时间长了，不少农民的小腿、脚跟就会溃烂。现在有了秧马，就可以全部解决这些问题了。农民坐在秧马上，可以拔秧、洗秧和插秧，劳作十分方便。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苏东坡对推广新式农具是不遗余力的。

苏东坡不仅向惠州百姓推广了秧马，而且还介绍了水碓磨。绍圣二年三月，苏东坡送别程正辅，追饯至博罗，和正辅、林抃一起游览香积寺时，当东坡发现寺下溪水很猛，可作水碓磨，便建议林抃截溪作坝，建造水碓磨，用于减轻农民碾米的劳动强度。水碓磨建成后，苏东坡在林抃的邀请下，还亲自去察看。当时的惠州是比较落后的，除了农业生产比较落后外，影响百姓生活的最大问题就是瘴毒流行，缺医少药。苏东坡到达不久，了解了惠州瘴毒流行的特点之后，就立即像当年在杭州那样，搜购药物，施药救人。如治瘴疾要用黑豆作豉，惠州买不到，他就写信托广州太守王仲敏购买：

（三）为广州建造自来水

苏东坡在惠州不仅为惠州百姓解决了好些生活上的困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听说广州城居民都饮咸的地下水时，还指导广州太守王仲敏建造了自来水。

由于广州历来北靠越秀山，南濒珠江和南海，故地下水多为咸苦的海水。而普通居民只能在家里打一口井，饮用地下水。这样，对健康就有一定的影响了。

绍圣三年夏天，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向苏东坡谈起广州一城人，因为饮用咸苦的井水，而在春夏之交瘟疫流行时，不少人都染上了疾病，损失惨重的事实。东坡听后，甚为着急，马上将自己设想的自来水供水计划告诉广州太守王仲敏（王古），建议他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来操办这一造福于广州百姓的善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茸，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复塔庙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诚不欺，精力勤干，不能成也。

你看，苏东坡交代得多么具体，不光修建的方法说清楚了，而且修理的经费来源等问题也想到了，可以直接操办这件事的人选也介绍了。不是时时关心百姓疾苦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么？

为什么苏东坡对广州水源情况那么熟悉呢？原来，他在绍圣元年九月在赴惠的贬谪途中经过广州时，曾在广州逗留了几天，对白云山脉的水系和蒲涧山滴水岩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到，要不是东坡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能对这等小事记得那么清楚吗？

王古，也不愧是一个办实事的好官，他马上接纳了东坡的建议，马上派人实地测量，马上着手施工。当他把自来水已建造成功的消息告诉东坡时，东坡非常高兴。但，苏东坡马上又考虑到，暴露于地面的二十来里长的竹管，难免会发生堵塞的问题。于是，他再次致函王古，告诉他解决竹管堵塞的办法：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划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

由于太守王仲敏不遗余力地为广州百姓着想，所以广州百姓都喝上了清凉甘甜的山泉水。从此以后，广州居民因饮水问题而发病的现象就少得多了。说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王仲敏因为按照苏轼的建议设立医院、赈济贫民而被劾“妄赈饥民”，在绍圣四年初已被降调袁州了。苏东坡建议王仲敏所修建的自来水，可以说是广州最早的自来水，甚至是全国最早的自来水。由此可见，苏轼的心中确实只有“百姓”两字，而他本人也确实是一位全才。

五、借种半亩地，度过经济难关

贬寓在惠州的苏东坡，其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在从定州赴英州的贬谪途中就已经是财物不继的了，还特地向他的弟弟苏辙要了七千钱，才解决了苏迈等人的安家问题。到惠州后，还经常缺米断酒，多亏惠州太守詹范和循州太守周文之等人经常馈送薪米，方解决其“厨无烟”的困境。到惠州将近一年，情况更为不妙，“衣食渐窘，重九伊迩，樽俎萧然”，已经到了“典衣作重九”，“落英亦可餐”的地步了。可是，苏东坡仍很乐观。

当时的惠州经济比较落后，生活水平总体比较低。集市上每天只杀一只羊，除了卖给官府和有钱人家之外，普通人家是很难买到的。而苏东坡又喜欢肉食，但又不敢和当官的争，故只能和屠夫商量，请屠夫把官宦人家不要的羊脊骨卖给他。东坡不愧是一个美食家，他买回去之后，先把它煮熟，然后涂些酒和薄盐，再放到火炉中去烤一烤，羊脊骨竟然酥、香无比。而苏东坡却吃得津津有味，说是“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并写信告诉苏辙，弄得苏辙也哭笑不得。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绍圣三年除夕前两天的晚上，东坡和吴复古（远游）道士坐在家里聊天，忽然感到饥饿难忍，于是便想到家中还有一些芋头。但是，惠州人普遍不懂吃法，吃下去之后不是肚胀就会发瘴疾，故又有些害怕。吴远游知道后便对他说：“此非芋之罪也。芋当去皮，湿纸包，煨之火，过熟，乃热啖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坚顽少味，其发痒固宜。”按照远游的方法，用火来烤，结果香松无比。东坡非常高兴，对远游赞口不绝，并写下了《记惠州土芋》一文。真是“饥者易为食”。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苏东坡是不会坐以待毖的。他第一次贬谪到黄州时，因生活困匮，通过挚友马正卿为他去郡中请得故营地数十亩，亲自耕作，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并深有体会地写出了《东坡八首》诗歌。现在，他再次遇到困难了，就想到黄州的做法，亲自耕种。于是，他便向王参军借了半亩地来种菜。苏东坡种菜，和我们普通人种菜是不尽相同的。普通百姓种菜，全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东坡种菜，除了解决生计问题之外，更多的还是从文人角度出发，把轻微的体力劳动当作是怡养性情的一种方式。有一天晚上下了大雨，他就想到他种的菜一定会长得很快。天刚微微发亮，他便急忙跑到菜园里去看，果然所有的菜都长得十分鲜嫩。他把鲜嫩的白菜比作羔豚，想到很快就可以享受到美味的菜羹。于是，他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雨后行菜圃》一首：

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浆。

天公真富有，乳膏泻黄壤。

霜根一蕃滋，风叶渐俯仰。

未任筐筥载，已作杯盘想。

艰难生理窄，一味敢专飨。

小摘饭山僧，清安寄其赏。

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

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

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养。

你看，苏东坡在生活如此困难的岁月，对生活仍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幻想，多么难能可贵啊！他是通过劳动，获得了劳动成果而体验到人生乐趣的。所以他说：“吾与过子，终年饱菜，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撷菜》）　　　　

苏东坡在惠州不仅种菜，有时也会在菜园中种些人们常常服用的补药，如人参、地黄、枸杞、甘菊和薏苡。关于人参，现在我们广东当然不可能种植了。但是，在北宋时，辽国已经占领了北方，上党、辽东等产人参的地方已不属北宋了，故南方也开始栽培人参。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当时气候跟现在不同，比较寒冷，故南方亦可栽种人参。

东坡最为赞赏的是地黄和枸杞。他在重读《抱朴子》时，对地黄的作用颇感惊讶。《抱朴子》记载了韩子用地黄来喂老马的故事：韩氏曾以地黄、甘草哺五十岁老马，结果连生三驹，活了130岁才死。后来，白居易写《地黄》诗赞颂了地黄的作用，苏东坡更是深信不疑，多次在与亲友的通信中谈到它的作用，请他们代买。所以，他到惠州后也种些地黄。

对于枸杞，苏东坡认为它全身都是宝：嫩叶可以吃；老了，结了枸杞子，也可以吃；甚至他的树根也可以煲汤吃。它不仅可以当蔬菜吃，而且药用效果好，久服能令人轻身，能延年益寿。所以，他批评岭南人不识宝，竟用枸杞来作篱笆，枸杞子成熟后也不去采摘，任其自由掉落；拆枸杞篱笆墙时还把枸杞当柴烧掉。所以，他到惠州后也种植枸杞，并用它来养颜待客（见《小圃五咏》）。

由于苏东坡博学多才，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根据，弄清楚他的作用之后才去做。做完之后，他又能以审美的态度去审视它，使它能产生怡情作用。如他对枸杞竟然产生了美好的且是丰富大胆的想象：“似闻朱明洞，中有千岁质。灵厖或夜吠，可见不可索。仙人倘许我，借杖扶衰疾。”神话传说中的千岁枸杞又叫仙人杖，而罗浮山朱明洞就有了，苏东坡听了多么高兴，于是浮想联翩，把普通的一棵枸杞写得多么神秘而又充满着仙气。但，苏东坡写作之目的，是想“借杖扶衰疾”。美妙的神话是要为苏东坡的现实需要服务的。

绍圣四年二月，苏东坡的白鹤峰新居落成了，他不但在新居里面和周围种上了各色各样的花木，而且还种上了茶。他种

茶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能提供物质需要这个直接的功利目的，更主要的是把他当作移情观赏的对象来观照。他把茶移植到白鹤峰后，正好下了一场春雨，以后又连续阴了十多天。他就想到他的茶树将会长得很好，长得很茂盛，自己就可以津津有味地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了。

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不知困顿的乐天派，他善于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得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享受。而他的经济生活却非常之艰苦。据他在给王仲敏的信中说：“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有一折支券，在市舶许节推处，托勘请。自前年五月请，不得，至今云未有折支物。……”所以，林语堂说，当时的政府还少苏东坡的钱，这是事实。

六、吃岭南佳果心忧百姓

荔枝是岭南四大名果之一。宋代以前，不少文人墨客都对荔枝赞颂过，比较著名的，要算是白居易的《荔枝图序》和杜牧的《过华清宫》。苏东坡，作为一个政治家、大诗人、美食家来说，对荔枝的了解当然是很多的。当他被贬到惠州后，品尝了这“人间尤物”后，对荔枝便赞叹不已，情不自禁地写下了4首荔枝诗。而荔枝，也因为苏东坡的赞美而更加闻名，更受人们宠爱。

苏东坡在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达惠州后，次年三月四日，应惠州太守詹范之邀，与王原等人游白水山佛迹岩，傍晚回到水北荔枝浦休息的时候，一位85岁的老农知道眼前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时，就向他介绍了惠州的荔枝生产情况，还得意地向东坡介绍了他这个已经经营了三代人的荔枝园，并着重向东坡介绍了那核小如米的糯米糍，说它味甜如蜜，肉爽无比。他们一边聊天，一边饮茶，十分融洽。一会，太守一行要走了，老农苦留不住。老农指着那累累如芡实般大小的荔子对东坡说：“等到荔枝成熟了，您能提着酒再来游玩否？”东坡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晚上回到嘉祐寺后，久久不能入睡。当他听到儿子苏过诵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诗时，马上想到惠州人民特别亲切可爱，便情不自禁地把老农邀请自己吃荔枝的事情写进《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中：“君来坐树下，饱食抱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可见苏东坡不仅是喜欢荔枝，更是喜欢惠州人民了。

苏东坡到惠州后，第一次吃到荔枝是在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广东的荔枝，有早熟和迟熟两大类品种。四月份成熟的，属于早熟品种，核大、较酸，佳品甚少。六月成熟的，佳品较多。可是，苏东坡吃了这早熟的品种之后，就对荔枝赞叹不绝了。他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中写道：

南村诸杨北村卢，白华青叶冬不枯。

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子为先驱。

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

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

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

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赪虬珠。

似开江瑶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

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

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这首诗极言赞美荔枝。首句以杨梅卢桔（即金桔）来烘托荔枝，接着便写荔枝的壳和肉的颜色，其中“红纱中单白玉肤”便暗用了白居易《荔枝图序》的句子：“壳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一“红”一“白”，对比鲜明，写出了荔枝鲜美的颜色。“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用的是唐代诗人杜牧《过华清宫》诗中的典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相传杨贵妃非常喜欢吃荔枝，但荔枝很难保鲜，所以唐玄宗命令官差日夜兼程从四川飞马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苏东坡在这里用“倾城姝”这幽默、双关的语言来赞美荔枝的“风骨”美。接着，东坡还极赞荔枝的味美：“似开江瑶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东坡在此诗句中还自注：予尝谓荔支，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唯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你看，苏东坡对荔枝的赞美已达到极致的程度了。他认为，在所有食品中，江鳐柱、河豚鱼的味道是最好的，只有荔枝才可以和这两类食品相匹敌。更为巧妙的、意味深长的，还是结尾那两句，它暗用了“莼鲈”的典故：晋代张翰，见秋风起，想起了吴中家乡的莼菜、鲈鱼，便辞官回乡。以后，人们便以“莼鲈”指代乡味或乡思。但，苏东坡在这里却反其意而用之。竟然说：这样好的荔枝，如果我不是被贬谪到惠州，怎能吃得到呢？苏东坡的旷达思想和谐谑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不知不觉，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大量优质、味美的迟熟荔枝品种上市了。什么糯米糍、黑叶、桂味，满街都是，应有尽有。不久，龙眼也成熟了。当苏东坡吃到这些自己以前从未吃过的美味佳果时，就想得很多：唐明皇宠幸杨贵妃，为了能让杨贵妃吃上新鲜的荔枝，而差点亡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欲望和需求是多方面的。一个人，往往为了自己的一点嗜好而不惜代价。一个皇帝，如果他的癖好被臣子掌握了，悲剧不就马上发生了么？于是，他由吃荔枝这件事想到了当朝一些官员争新买宠之事，便一口气写下了《荔支叹》这首千古名篇：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支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苏东坡为了更好地说明他这首诗的意思，竟然作了三个注释：在“无人举觞酹伯游”句中注：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支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蛇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在“前丁后蔡相笼加”句中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在“今年斗品充官茶”句中自注：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在“可怜亦进姚黄花”句中又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这首诗的前半部，描绘了一幅尘土飞扬、死者满途的荔枝进贡图，并与“宫中美人一破颜”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深刻地揭露了汉唐以来以荔枝为贡品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半部指责了钱惟演贡牡丹，丁谓、蔡襄贡茶，无异于李林甫为相时专事谄谀，都是争新买宠，伤财溺民的暴政。在这首诗中，苏东坡大胆地谴责了唐代宰相李林甫，宋代的丁谓、蔡襄、钱惟演争新买宠的行径，同时，又从心底里发出了“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的愿望，从而把自己的爱憎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苏东坡的《荔支叹》一出，便在惠州百姓中传开了。好些人都议论说，“想不到在这颗小小的荔枝上还有那么多故事！”大家都认为，受贬的苏东坡，竟然在心里头想的都是我们百姓的疾苦！难怪苏杭的老百姓那么怀念他。

绍圣三年，也就是苏东坡贬寓惠州的第三个年头。当他再次吃上荔枝时，又有了与去年不同的感受，他感到惠州这个地方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加上又有荔枝龙眼这些岭南佳果，应该是自己终老的好地方啊。于是，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著名的《食荔支》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七、官员和百姓喜探苏东坡

绍圣四年二月，苏东坡在白鹤峰的新居落成了。这时，循州太守周文之正好罢任，他特地到惠州来探望东坡。周太守到惠州后，便与方太守联系好，一起到东坡的新居去祝贺。大家互相唱和，弄得苏东坡也只好破戒作诗唱和，热闹了好几天。苏东坡贬寓惠州期间，前来探望他的官员主要是邻近惠州的为多。但，据今人孔凡礼先生编著的《苏轼年谱》记载，苍梧太守李亨伯（安正、安止）在绍圣元年十二月曾来探望过苏东坡。至于用书信和苏轼联系的，或是派人给东坡送酒送米的，那就更多了，如比较著名的就有章质夫、王仲敏，等。

由于北宋时期是一个尚理的时代，也是儒道释三教融合的时代，所以苏轼精通儒道释三教。在王安石变法中，由于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故屡请外任，而每一次外任，都与僧人道士来往密切，喜谈佛道。尤其是在苏杭，苏轼有一帮非常友好的僧道朋友。故当他贬谪到惠州后，与他相好的僧人道士知道后，便不远万里从苏杭和成都等地来探望他，计有：卓契顺、法舟、法荣、吴复古、吴惟忠、法芝（昙秀）、惠诚，等。参寥子（道潜）也一直坚持要来探望苏东坡，由于年纪很高了，才被苏东坡制止住了。东坡曾说过：“吴越多名僧，与余善者常十九。”这些名僧名道不远万里来探望他，不仅给东坡带来温暖，还可以切磋佛理道义，排遣心中的烦恼。

有两件事是非常感人的。

其一是，苏东坡贬寓惠州一年多后，住在江苏宜兴的两个儿子很久没有得到父亲的消息了，很是担心。苏州定慧院的卓契顺知道后，就对苏迈说：“你担心什么？惠州又不在天上，我一直走，总会到嘛。我

去为你讨个书信回来。”说完，马上启程惠州。经过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风餐宿露，终于在绍圣三年三月二日抵达惠州。而这时的卓契顺，已是面孔乌黑，双脚已磨起了许多老茧了。卓契顺一边代苏州定慧长老守钦致问候之意，一边从怀中取出长老守钦的问候信和诗歌《拟寒山十颂》。起初，东坡非常惊奇，因为苏轼曾在江浙一带生活过很长时间，多次经过苏州，但不知道怎的会不认识守钦长老。现在，他竟然派他的门徒来问候自己，故感到有些愕然。但，当他看了信和读了诗后，对守钦长老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了。东坡认为，守钦长老的诗歌写得很好，语言警辟，没有世人所说的“郊寒岛瘦”的毛病，对十首诗歌赞叹不已。随后，便依韵唱和，写了《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在和诗中，他和守钦长老谈禅论道，诙谐地称自己是“小乘禅”，并说自己“从来性坦率，醉语漏天机。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说自己“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到惠州后，为惠州百姓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好事。

卓契顺在东坡家住了十天，要回去复命了，苏东坡问他有什么要求。刚开始，卓契顺坚持说没有什么要求，如果有所求的话，那就不是来这里了，而是跑京城大户人家了。东坡对他长途跋涉来到却空手而回感到不安，反复追问，最后，卓契顺才说：“过去有个蔡明远，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校尉。当时颜鲁公被困在江淮一带，没有粮食吃，明远去救济他。鲁公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就送了一幅书法给他，结果天下人都知道有个蔡明远。现在我卓契顺虽然没有来救济你，但是，不远万里而来，您可否按照蔡明远这个先例，给我写几个字？”东坡听了非常高兴，马上给他书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郑重地送给他，并希望卓契顺也能像蔡明远那样，因为这篇文章而流传于后世。

另一个故事是昙秀道人从扬州来探望苏东坡。昙秀和苏东坡是好朋友，三年前苏东坡在扬州做太守时就与昙秀认识了，并有诗歌唱和，所以东坡对他的印象很好。绍圣四年正月，当昙秀从扬州来到惠州来探望苏东坡时，东坡非常高兴，马上回忆起当年他们在扬州作诗唱和的乐事：一天，苏东坡和晁无咎、昙秀一起同一只船送客人到山光寺。客人离别后，东坡醉卧在舟中，道人昙秀突然诗兴大发，即席吟诗：“扁舟乘兴到山光，古寺临流胜气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有点醉意的苏东坡听后便半躺半坐、半醉半醒地和道：“闲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现在，昙秀从扬州来到惠州，故人重逢，当年和诗的情景马上浮现在眼前，所以东坡就郑重其事地记下了这件事。昙秀在惠州住了十多二十天，亦要回去了。东坡就问他要带些什么东西回去。昙秀说：“惠州鹅城的清风，您居住的白鹤峰的明月，我会把它们送给每一个人。可惜它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苏东坡一听，便马上笑呵呵地说：“你很聪明，你不好意思向我要，是吗？”停了一会，苏东坡就说：“这样吧，不如拿几幅字回去，每人给他一张。但我首先要声明，这是我乱说的，里头可能有灾祸。”于是，东坡便将儿子苏过写的《送昙秀》送给他。

八、做岭南人，修筑白鹤峰新居

苏东坡作为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自幼就有济国救民的抱负，肯定是不愿意长期留在岭南贬所的。因为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必须返回中原去。

可是，当苏东坡从他的弟弟子由那里得知北归无望时，他的态度就不同了。经过一番的努力，苏东坡终于在绍圣三年二月间找到了归善县城东的白鹤峰上的一块数亩大的空地。这块地面临东江，景色十分美丽。东坡十分喜欢，称此地是：“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海山浮动而出没，仙圣飞腾而来往。古有斋宫，号称福地。……古邑为邻，绕牙樯而南峙。送归帆于天末，挂落月于床头。”（《白鹤新居上梁文》）

苏东坡按照白鹤峰的地形进行规划设计，打算按两进的格局来建房。前面一进小屋三间，作为门房，中间隔着一个庭院。第二进为堂三间，有客厅“德有邻堂”、书房“思无邪斋”，左侧建造居室、厨房及厕所，屋的四周用廊庑连接起来，共计有20间房室。并打算在房屋四周、庭院及上山道旁都种上花木。

造屋的工程进展还算顺利，将近春节的时候，已经接近完工了。由于新居是建筑在白鹤峰上，山上没有水源，饮水须到东江边去汲取，很不方便。苏东坡在新居即将建成之际，便到西邻翟秀才家去了解此地生活的情况，顺便告诉他自己准备在山顶上凿一口井，并约西邻两家共用这口井。所以，他在《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诗中写道：“瓮间毕卓防偷酒，壁后匡衡不点灯。待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壶冰。”苏东坡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能如此善待邻里，品行确实高尚。

说干就干。在山顶上凿井可不容易，据苏东坡诗文记载：在白鹤峰上挖了40尺深的时候，结果还遇到了坚硬的盘石，把岩石搬走之后，才挖出泉水来。当他看见泉水从井底冒了出来之后，禁不住写诗志庆：“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

新居建成了，还必须在庭院和居所旁种植些花木。于是，他又写信给程全父（天侔）：

白鹤新居成，当从天侔求数色果木。太大则难活，太小则老人不能待，当酌中者。又须土砧稍大不伤根者为佳。柑、橘、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含笑、杞子，谩写此数品，不必皆有，仍告书记其东西。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苏东坡的知识面是很广的，他深谙树木移植之法，除了不伤根者外，还必须依照其原方向移植，使其阴晴向背不变，易以成活。所以说，苏东坡是全才。

到了绍圣四年二月，苏东坡的白鹤峰新居终于落成了。从白鹤峰山脚下拾级而上，大门旁种有两株柑橘，此时花正开，刹是好看。穿过前庑三间平房，便是一个大院落，只见花木交错，清香扑鼻。再往上沿石级而上，便是正厅“德有邻堂”。

再说，这新居从上年三月买地算起，到绍圣四年二月迁入，足足费时一年。这一年间，苏过曾到河源购料请工人，而自己每天都要上山监工，历尽艰辛，才有了自己的家。苏东坡感慨万千，禁不住老泪纵横，在三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写下了他在惠州最后的一首诗：

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簾依枕卧看山。

诗中虽然表达出苏东坡的恬静，与世无争。但，经过劫难的苏东坡，把人生和社会都看透了。因此，不管怎么说都好，苏东坡对于自己能住上自己建造的房子，还是非常高兴的。平时，他可以到邻居翟秀才家去聊聊天，到林婆家去赊酒喝，还可以到白鹤峰下的东江边去钓鱼。正如他在《答毛泽民书》中说的那样：“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可惜好景不长，苏东坡在这倾囊建造的新居中，才住了两个月多一点，一道皇命，就匆匆地把他贬往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过白鹤峰居所了。

九、党争的牺牲品，三贬海天涯

苏东坡自幼就有“奋厉有当世志”的思想，要以汉代范滂为榜样，立志要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这是令人敬佩的。但，他却有一种倔犟的性格，喜欢与他人戏謔玩耍。这种谐谑的性格，直到晚年也改不了。他明明在惠州生活得很苦，但他在《江郊》诗中却说：“意钓忘鱼，乐此竿线。优哉悠哉，玩物之变。”他一向都想尽快离开岭南这块“瘴疠之地”，可是当他吃上了岭南佳果荔枝后，又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甚至在《白鹤峰新居上梁文》中还说：“东坡先生南迁万里，侨寓三年，不起归与之心，更作终焉之计。”苏东坡讲的显然是“反话”，是有意气气他的政敌的。

根据苏东坡的这一性格特征，野史笔记记载说：苏东坡之所以会三贬海南，就是因为他在惠州写了《纵笔》这首诗：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说是宰相章惇看了，章说：“子瞻尚快活尔。”乃贬儋州。

绍圣四年三月间，在惠州的苏轼已听到了苏辙被贬过岭的消息，又听说这次同遭严谴的人很多，担心自己也不能安居惠州了。

章惇曾是苏轼的朋友，早在凤翔为官时东坡就预言章惇以后一定会杀人。现在他得势了，便疯狂报复，真的杀起人来了。据说，在元祐大臣中，章惇最忌怕的乃是这三个人：苏轼的声望和与皇帝近密的关系，范祖禹的学问气节，刘安世的刚强敢言，故章惇时时刻刻都在考虑置这三个人于死地。于是，当他一旦大权在握，便疯狂地报复起来。绍圣四年闰二月，章惇重提旧说，认为苏、范、刘三人虽谪岭南，责尚未足，于是有再贬之命：范祖禹徙宾州；刘安世徙高州；苏轼则徙海外，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乃为责罚最重的。这样看来，苏东坡再贬儋州，并不是主要由他的《纵笔》诗引起的，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结果。

四月二十七日，诰命颁到惠州。惠州太守方子容怀着沉痛的心情将诰命交给东坡，说了好些安慰的话。

谪令紧迫，苏东坡只能草草地处理了家事。第三天一早，即二十九日，东坡又继续带着幼子过，匆匆赶到惠州码头，要奔赴儋州了。这时，苏迈等诸子孙看见年老的东坡还要奔赴海外，个个都流下了热泪，坚持要送他一程。

苏东坡乘坐的船离开广州了，奔赴他的第三个贬所——海南儋州。

苏东坡离开惠州已经900多年了。虽然他在惠州才住了二年七个月，但，“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原载2008年《惠城文史》第二十二辑，惠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