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本史书都有特定的文本结构，在唐人刘知几的《史通》中就划分出了六种体例，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其中，《尚书》家也叫记言体，《国语》家则叫国别体；而《春秋》与《左传》两家则合称为编年体，前者发展为年谱、年表，后者则是编年史的代表；《史记》家和《汉书》家合称为纪传体，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断代史，他们是隔代修史时的首选体例。
随着时代的发展，记言和国别两家逐渐消亡，大部分史书要么采用编年体，要么采用纪传体。一般而言，编纂本朝的国史会采用编年史，例如《明实录》、《清实录》等；而隔代修史则喜欢采用纪传体，例如乾隆钦定的二十四史。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它的体例对后世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纪传体的开山之作，司马迁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的体例，形成固定的书写格式。但他也不是凭空做出这种创新的，而是借助了前人的成果。在司马迁之前，秦国人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就分为十二篇纪、八篇览和六篇论，成为《史记》中“本纪”的来源；淮南王刘安编的《淮南子》里，有专门记载天象的《天文训》，专门记载地理的《地理训》，有《史记》中《天官书》和《河渠书》的影子。可见，司马迁也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体例创新的。
根据《汉书·司马迁传》的说法，东汉人所见到的《史记》共有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和七十篇列传，总计一百二十篇，有十篇内容残缺，“有录无书”。
后来，又有许多史学家对《史记》进行注解，如裴骃有《史记集解》、司马贞有《史记索隐》、张守节有《史记正义》等。人们把《集解》、《索隐》和《正义》附入《史记》的正文中，形成三家注的版本，这个版本的内容较原书更详细。
今本《史记》的结构是这样的：开头是十二篇本纪，从黄帝时代一直记载到汉武帝时期，基本算是一篇完整的编年史，而且越到近世越详细；在本纪的后面是十篇表，分为年表与人物表，通过表格的形式将编年的内容再次梳理清楚，以供查阅；之后是八篇书，涉及礼乐、天文、历法、地理、经济等；然后是三十篇世家，包括东周时的诸侯和汉初的侯王以及孔子、陈涉等；最后是七十篇列传，涉及古代及当世的名人。
这样，《史记》就通过严格的写作格式，逐渐由简变繁来呈现历史。例如合纵连横、长平之战、远交近攻等事在本纪与世家中都只简单提及，而到列传里才详细记载。读者在阅读《史记》时，不仅感觉到时间次序，还意识到逻辑次序，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史记》仅用五十二万字便叙述完三千多年的历史，这得益于它的体例优势。假如要用《左传》的编年体来记载三千余年的历史，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随着时代的流逝，许多事情的年月已经遗失无考了。而且三千余年的编年史，读起来将毫无头绪，不仅作者难写，而且读者也难读。
因此，后世的史学家都看到了《史记》在体例方面的优点，故而大多都喜欢采用纪传体来写作。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模仿之作，它也像《史记》一样有纪有传还有表，只是将书改成了志，并且时间跨度限制在西汉，没有延伸到作者生存的东汉初年。之后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魏书》等基本按照《汉书》的格式来写。到了唐朝时，李白药父子觉得魏晋以后的朝代繁多，而且互相并立，断代难以界定。所以又恢复《史记》通史的办法，分别编订了《南史》与《北史》，前者跨越宋、齐、梁、陈、后者则囊括魏、齐、周、隋，之后这种记传体例的通史也见于《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宋朝后逐渐废弃。
后世的正史延续了《史记》的体例，但也有创新，这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来决定的。例如东晋时，北方有五胡十六国，它们在主权上并不属于晋朝，所以史官在《晋书》中增加了“载记”这种体例，用来记载与晋朝并列的其它政权。东周时出现许多诸侯并立的局面，所以《史记》将它们全部收入世家里；五代时也出现十国纷立的情况，故而欧阳修也恢复世家这种体例，不过他认为这些纷立的小国都是伪政权，所以将其贬窜到末尾，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新五代史》中，而不是像《史记》那样接于本纪之后。
《新唐书》也对《史记》的体例进行了创新，它将志提到了表的前面，这种编排被《宋史》、《元史》等所采纳。其他一些史书的改动则是因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非有意创新。例如魏收写的《魏书》将志部分放在了全书的末尾，这是因为这部分的内容是最后才写成并上奏朝廷的，并非他觉得志应该挪到最后面才这样做。
正史的主体部分是记载，但每篇内容的后面都会有史官的评论，这也是司马迁首创的。在《史记》中这部分一般以“太史公曰”来作为开头。《汉书》改为“赞曰”，《三国志》为“评曰”，《后汉书》则在论的后面加上一段赞，《宋书》改为“史臣曰”，其他史书皆如此。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则用“呜呼”来作引语。有些史书有论有赞，一些史书则无论无赞，不尽相同。
古人所说的官方正史有两种，一种是当朝人编的实录，另一种是本朝人为前朝编的史书。例如唐朝时，韩愈写的《顺宗实录》就是一本正史，一般也叫国史；而唐朝人为之前的朝代编写的《陈书》《隋书》《晋书》也是正史。不同的是本朝的实录采用编年的体例，而为前朝写的正史则采用记传的形式。编年体讲究的是记载下重要的事情以及重要的言论，一般作为最原始的史料来呈现；纪传体则是对前朝历史的总括，具有整理概括的性质。
当一个朝代灭亡之后，史馆里所保存的史料将被后一个朝代所接管。例如明朝灭亡之后，皇宫中的《明实录》就被满清皇室所接管，保存在内阁大库中。但是清朝人要了解明朝历史，却不能直接通过阅读《明实录》，因为这部书太过繁芜，读起来将毫无头绪。除非从头到尾把《明实录》完整读完，否则无法认清明朝首尾二百余年的全貌，然而这部1600多万字的书是难以读完的。假使一个人只想了解明朝的军事制度，而暂时不愿涉及明朝经济、礼制等问题，那么他去翻阅《明实录》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后人有必要在《明实录》的基础上编写一部既具有逻辑性，又显得较为简净的《明史》。在《明史》的开头部分，便通过二十四卷本纪，将整个明朝的历史呈现了出来，记载下这二百多年中发生的大事件，读者只需要花几天的功夫便可读完。接着又是七十五卷的志，分门别类的介绍了明朝时期的礼乐制度、天文历法水平、地理疆域、法律和兵役制度等等，另有专门的《食货志》来介绍明朝的经济，各领域的历史概况一览无余。之后再通过二百二十卷的列传，将明朝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介绍完，通过人物的事迹来讲述历史，形成网状结构，让读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角色去认识某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显然，纪传体的《明史》在可读性方面要比《明实录》强，因为它不仅从时间维度来讲历史，而且还加入了逻辑维度。某一历史事件可能会跨越好多年，如果单单从时间维度来叙述，读者将在读完几百页的内容后才看到事件的结尾，显得不连贯；而在纪传体的列传中，这件事的始末将完整的呈现在里面，读起来非常清晰。这是纪传体相对于编年体的一大优势。
总的来说，纪传体这种体例集合了六家之所长，它用本纪的形式来采纳《左传》家，用表的形式来采纳《春秋》家，用世家与列传的形式来兼容纪言家和国别家，变成了集大成者。一部《史记》，开头便是一小本编年史，接着是几张年表，然后是几本书，之后是诸侯的国别史，最后才是历史人物的传记。三千年的历史，看上去毫无头绪，却被它如此工整的罗列入其中，读起来丝毫不觉得混乱。我们可以从本纪和年表中读懂历史大趋势，从世家里看明白国家的兴亡，从列传中认识到个人的命运沉浮，又从志里了解各领域的历史。《史记》首创的体例，实编史之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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