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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9日，《新中华报》刊登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的筹办消息。同年10月7日，民国教育部致电陕西省教育厅：“该陕北公学戊未经教育部立案应由该厅详密调查”。1939年2月18日，民国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致电教育部：“……查陕北公学未经本部备案。前于27年（公历1938年）4月16日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寝代电，饬调查该大学等因。”

时代选择了延安

1935年底，华北危机！北平学生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此时，是消极抗日，还是积极抗日的大是大非问题摆到了世人的桌面上。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报告会上说：“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显然，此时的中国，已迫切需要培养积极抗战人才的基地。与此不同，1936年1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全国各地学校代表会，并发布宣言：“反对任意修改教科书”,“……主张裁制罢课及破坏纪律的行动”。12月26日，洛浦召集政治局会议，主张“把西北地区真正成为抗日中心”，并“应办几个大的学校”。毛泽东则强调：“办高级学校”。29日，洛浦电告周恩来等“党校与中央均开往延安城”。

老校长成仿吾（以下简称成老）在《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序言中回忆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全民族培养出大量的政治、经济、文教、财经、群众运动等各方面的干部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已远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了。”于是，为保障培养积极抗战的人才，时代选择了延安。

各类人才涌向延安

其实，为实践人类的共同理想，党的早期组织就已在探索办国民教育体系内大学的方式。为此，1920年9月28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率先创办“外国语学社”。成老说：党于“1922年至1923年间，又开办了上海大学。1924年国共合作后，我们党参加办黄埔军校……至于毛泽东同志等在广州，武汉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此间的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亦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然而，惨痛的教训是：1927年“4.12政变”，国民党右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同年5月2日，又强行关闭了上海大学。此后，党在土地革命时期于苏区所办大学，又因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遭焚毁。

事实告诫我们党，创办大学务须独立的办学条件和踊跃的就学生源。成老回忆：“'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区域的高等学校，已纷纷停办。有的向西南大后方转移，但也被弄得破烂不堪……”面对这样的现实，1937年7月8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与办法》，明确“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与教育制度”。于是，各类人才涌向延安。但7月20日，洛浦已电告彭德怀等：“'抗大’已不能再招新生，粮房无法解决。”然而大批量的知识青年仍然“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红色基因大学诞生

党要实践独立亲手创办大学，最需集体的智慧。1936年5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大学的办学教育方针、学习时间、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及学校组织等初步方案。他强调：“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西安事变，为党在统一战线条件下，亲手办大学带来了良机。此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均提出兴学建议。1937年8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洛浦提出：“实现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教育的新政策……”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文件，明确了党的办学育人方针。

为解决包括党办教育等问题，自1937年2月起，周恩来等与蒋介石政府进行了五次艰难曲折的谈判。谈判除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外，亦包括“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使分割”的问题。6月4日，周恩来等赴庐山按前次杭州谈判的结果，交给蒋介石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却“王顾左右而言他”。7月13日，周恩来和林伯渠等再上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其内容，一是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蒋介石；一是坚持党对军队及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权。蒋介石再次使谈判暂停。15日，周恩来急电蒋介石：“……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变之具体实施”。蒋介石则继续拖延。20日，洛浦和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8.13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去繁就简，先与蒋谈通过纲领性文件，其它具体问题逐步解决。8月22日，党史上十分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召开。会间，讨论包括“军事教育——于前后方分工”等问题。25日上午，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并讨论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下简称《纲领》）。《纲领》第八条为：“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值此，中共中央把党办大学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是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于讲话中谈到教育问题。他针对国民党不让创办“陕北大学”指出：“学校仍然要办，弄得精点”。另据有关与会主要领导回忆：“洛川会议原决定……，另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虽然，这所大学已被定名为“陕北公学”。但是，此后国共两党的许多文献中“陕公”仍被称为“陕大”或“大学”。自此，这所由中共中央亲手创办的“新制度新课程”大学，逐步合成新时代的红色基因，并将其传承至新中国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基于这一传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明确提出：“高校必须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支撑。”

作者：王学军，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关工委委员；周石，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关工委委员
编辑：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