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晏智杰教授）
非常荣幸能参加今天这个富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研讨会。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滕泰先生的最新著作——《软价值经济学：数字经济时代的底层逻辑》。在序言中，我已经从历史、现实、理论、实践等多角度，尽力阐述了对这本书的深刻理解，对观点的肯定以及对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精神的赞美。因此，关于序言的内容，此处不再赘述。然而，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时刻，我仍想借此机会发表一些看法。
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价值理论的创新
首先，我要阐述的是，随着我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生活发生了深远的剧变。滕泰先生的这部力作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洞察这一时代的核心逻辑提供了重要参考。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无论是在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经济循环的路径、领域以及结构也均发生了重大调整。面对这样的变革，我们不得不思考，其基本理论是否仍然是价值论？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巨变，我们是否需要明确地认识到，价值理论仍然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底层逻辑？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在于，尽管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态、实现方式、流通、增值、分配等方面可能发生变化，但其始终离不开价值范畴，表现为价值范畴的具体化。因此，在新型数字经济环境下，价值论仍为其底层逻辑。
在这个时代，大量著作的关注点与兴趣集中在具体应用性问题、盈利手段以及如何在各个经济领域创造价值等方面，然而，真正关注基本理论的著作却寥寥无几。迄今为止，我所能提及的第一部关于数字经济时代价值理论的系统、有见地且颇具分量的著作，便是眼前所见的《软价值经济学》。我认为，他们对此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若我们对其底层逻辑以及经济理论中的价值观念缺乏深入、全面且系统的理解，那么，后续的发展将缺乏科学依据。若无底层逻辑与基本理论的支持，不利于数字经济时代在各应用学科领域的拓展与深化。此观点虽看似显而易见，实则基础且至关重要。价值理论的研究不仅枯燥，且不易立即获得经济回报，往往需付出巨大努力，如收集资料、研究历史与现实。此外，还需将研究扩展至其他领域，同样需付出极大的努力。阅读此书后，我发现作者在此方面付出了艰辛努力，并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来审视价值，如果我们的视野和步伐仍局限于过去物质资料领域，那么，我们的基本理论以及基于这些基本理论的各种应用理论的发展，必将受到极大的制约。对于自然科学，本人虽非专业人士，但经过科普启蒙，不禁联想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从牛顿力学作为基础理论，到20世纪初期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再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崛起，物理学的基础理论不断取得突破。然而，将此类比于当前的软价值经济学，或许过于浅显，也不尽恰当。我的观点是，如同这些自然科学成就和著作具有跨时代意义，深远影响了最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在数字经济基本理论方面，我国学界如滕泰等人的研究具有领先地位。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和其他发达西方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领先于我国，但数据显示，到2020年，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已达到32.6万亿美元，占其GDP的44%左右，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约为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到了2021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进一步上升至38.1万亿美元，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7.1万亿美元，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这种背景下，软价值经济学对我们今天认识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规律更具有启示作用和重要意义。
在价值理论上，我们比西方落后了约200年
相较于过去，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经济价值认识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那么，在传统的经济学价值理论认识方面，相较于西方国家，我们处于何种历史地位呢？简要而言，我们在价值理论上比西方先进国家落后了约200年。
劳动价值论并非马克思的原创，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古典经济学最初以劳动价值论为武器，反对封建制度，主张土地改革。这一过程相当漫长，且对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认识也非一蹴而就。著名的例子如17世纪末的威廉·配第将商品价值的源泉归结为创造金银的劳动；而18世纪50年代的重农主义者则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价值。然而，20多年后，亚当·斯密在英国先进制度的背景下提出，价值的源泉不仅在于农业，还在于一般劳动，包括当时工厂手工业所体现的制造业劳动。这样便将劳动价值论中劳动的范畴扩大为一般劳动。
到了19世纪初，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价值的源泉在于社会必要劳动，并认为这一法则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如工业、制造业、矿业等，这就是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他们以此反对封建制度，否定其土地所有制的合理性。因为他们认为，在土地有限且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和价值取决于生产率日益降低的劣等地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越多，农产品价值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能获取更多的地租（级差地租），这便是古典经济学青睐劳动价值论的阶级根源。
然而，随着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深入推进，英国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带来了竞争格局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与劳动价值论产生了抵触，使其无法予以解释。尤其是两个矛盾点：一是如何以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应该是按照各自的价值进行等价交换，但交换的结果却出现了一个多余的东西，那就是资本利润，这就使劳动价值论同经济现实之间出现了矛盾；二是等量资本均能获得等量利润，无论其投入的劳动量多少，这使得利润率趋于平均。这些竞争带来的必然趋势使得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将古典经济学推向了困境，使其无法提出科学的理论，最终走向破产。坚持这一理论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别，如李嘉图学派，也纷纷解体。自此，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基础理论告别了劳动价值论，转向了要素价值论、主观效用价值论等其他方向。这些理论体系直至上世纪末始终保持其发展趋势。
回顾历史，让我们审视前苏联等经济体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在古典经济学面临着破产和解体的情况之下，他们觉得劳动价值论丢不得，还是要把它利用起来，但是要克服古典经济学的矛盾，提出了种种的办法，包括大家都熟悉的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包括提出两个等式，如此等等来论证劳动价值论仍然是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根据这种认识构建了它的经济学体系，这就是《资本论》的总的构架。根据这种基本理论，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因此资本应该被取消，资产阶级应该被消灭，这就构成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根据这一纲领、思想路线和基础理论，前苏联实施了数十载计划经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亦遵循此类思维进行了约30年的探索，其结果众所周知，无需赘述。
在此背景下，我国创新性地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既注重自由竞争，又强调科学宏观调控。由此，对资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认识逐步确立，直到2002年十六大提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明确肯定了包括劳动在内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近几年更是认可和肯定了数据要素的作用。如果以1803年萨伊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三要素理论为时间节点，可知我国对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作用的肯定，较西方国家晚了约200年。
软价值经济学弥补了200多年的认知差距
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政策。倘若我们仍固守旧有框架和视野，便无法取得如此成就。相较于实体经济深化改革发展，我们同步展开了数字经济的新篇章。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我们紧密跟随潮流。此时，我国经济学的软价值底层逻辑逐渐浮现并成熟，与传统领域相比，这一进展可谓紧密，弥补了200多年的认知差距。
回顾过去，前苏联、社会主义事业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的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如今，我们进入数字经济领域仅20余年，基本理论已逐步完善，令人感慨万千。试想，若我们如今仍拘泥于传统物质世界价值观念，甚至教条主义地看待劳动价值论，那么，如何应对下一个巨大的创新与挑战？
因此看到这本书以后，我这种心情油然而生，我觉得太可贵了。软价值经济学敏锐地观察到了时代发展的新阶段，同过去不是一刀两断，而是有所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这一点上，我很愿意也很想发自内心的为滕泰先生他们的这种著作表示赞赏，尤其是在刚才对比之下，就觉得十分可贵。
经过20多年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的数字经济居于世界第二。那么同样的我们关于软价值经济学的研究也紧紧地跟上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成果，有它时代的意义。有了这样一套理论，我们在数字经济的建设以及数字经济理论的建设上，将不再受过去教条主义影响的束缚，从而避免因教条主义和左倾路线的支配所导致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重大理论瓶颈。所谓理论瓶颈，实则便是思想和行动的障碍。这并非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过错，因为他们早已强调，他们的理论并非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他们在世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补充，这一点毋庸赘述。我要强调的是，后来的自称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却忽视了马克思的基本格言，即“并非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他们对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创立的具有历史局限性的革命价值理论，采取了教条化的理解，强行贯彻执行。结果如何呢？这样的价值论得以坚持，但苏联体制解体，国家消亡，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也走到了不得不调整政策的境地。在此之前，遵循传统理论所导致的损失不可忽视。
当时，这一理论被绝对化，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人，都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动摇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这种帽子让人无法承受。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新的经济环境，催生了新的理论诞生，这是我所感受到的一个极为可贵的历史背景。然而，当我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如今提出的软价值经济学并非与过去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经济学截然对立，而是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以数据为核心的关键要素，直接或间接地引领着经济发展，这也对传统经济领域进行了深化和改造，即所谓产业数字化，这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现实局面。在此背景下，软价值经济学贯穿了这样的精神，与过去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相融合、相吻合、相结合，体现了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本书中对此关系的阐述十分明确，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二个观点。
软价值经济学是受到新的宇宙观指导的
第三点，软价值经济学的认识哲学是受到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的，如果没有新的宇宙观方法论，价值论的研究眼光，特别是关于价值的源泉，不可能毫不犹豫地从物质资料转向非物质资料，从原来的硬价值转向软价值，并将两者统一起来。这种眼光是非常高远的，没有新的宇宙观、价值观是无法实现的。原因何在？
原来的那套物质资料的认识，从来是把物质放在第一位，把意识放在第二位。认为意识是对物质资料的反应，虽然它有反作用，但它是第二位的。可现在的宇宙观告诉我们，情况不一定是这样，过分强调物质或过分强调意识可能都是片面的。我对自然科学是外行，也只是科普了一下，但是我听了若干教授的讲解深受启发，施一公不是说说我们现在人类所能感知到的所能认识的世界，是整个宇宙的极小的一部分，在4%，我也没记错的话，其他那些都是什么？暗物质、反物质？除了人类的语言文字，宇宙中还有哪些信息？比如物质能量转换信息、动植物遗传信息等等支配宇宙运转和生物进化的信息。可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现在正在研究，还要去捕捉它，要认识它。
这个情况之下，人的意识就不仅仅是过去我们认识的那种消极的反应了，它本质上就是宇宙信息的一种。软价值经济学提出的物质信息融合发展论认为，宇宙一产生就有信息，所有的物质运动都是被信息支配的，离开了信息就无法认识完整的世界、完整的宇宙、完整的宇宙的运动，因此也就不可能把经济学价值论的眼光，从过去的物质态财富扩大上升到量子力学、信息态财富基础上的一系列新的论断。
世界的发展跟信息是离不开的，离开了信息你这个世界是不完整的，你无法去理解所谓量子纠缠，也无法理解整个世界它是怎么运作的。连我们最推崇的大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都在讲，他重新考虑为什么宇宙之大无边无际，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主导着宇宙的运动，难道说没有一个主导力量吗？这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对不对？那就无法解释，无法理解了。
说这一段的意思无非就是讲，我看了这个书之后就发现作者们的眼光、世界观、宇宙观大大的提升了，提出了物质信息融合发展论。或许唯物论也是一个相对的真理，在一定条件之下是适用的，但越过那个条件，它就难以解释了。就好比说劳动价值论也一样，它是对于一定条件之下的解释，什么条件？单纯的物物交换，充其量是简单商品生产，没有货币，更没有资本。劳动价值理论的问题就在于他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价值创造，可是他偏偏就把资本的作用否定了，而仅仅是强调了劳动的作用，而劳动的作用则是存在于前资本主义价值形成和交换的这么一个论断。这么一个判断，使得我们200多年都不能加以转变，认为劳动价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把资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统统排除在外，这一排除的结果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现在我们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了，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宇宙观真是要大大的改革一番，跟上现在最新的发展。
我对这些是外行，但是我极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武装，没有这种起码的认识，哪怕是像我这样的科普水平，这本书我是读不懂的，甚至于还要反对的。可是我了解这些东西之后，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是那么一回事。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在现在的软价值经济学的问题上，底层逻辑的认识上，有一条倒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我们现在的软价值经济学正是体现了这样一个精神，他不过把这个原理进一步运用到新的时代，一种新的眼光，新的高度来看待数字经济条件之下的价值理论。说到这儿我想强调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用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崭新的宇宙观去观察新的经济现象。
这本书的著者有经济学家与物理学者，这是符合逻辑的，而且这些同志具备哲学思考，缺乏哲学思考的经济学，高度受限，发展前景有限。至此，我愿结束此次讲话。若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仅是宇宙的微小部分，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知仍在不断拓展，宇宙还存在着广大的未知领域。未来随着我们对宇宙认识得更全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三维立体互联网等信息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将发生何种变化，如今尚难以预测。然而，只要人类经济生活持续存在，经济循环不断，基础理论便具有生命力。当前，软价值经济学的基础逻辑已为我们未来拓展无限广阔的认识奠定了科学基础。感谢大家的聆听，尽管我的发言可能不够妥当。
（本文为作者在《软价值经济学》读书会上的发言，已经作者修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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