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绝唱以来，蜀中的崇山峻岭、险滩激流、蚕丛鸟道，不知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阻挡不住这支移民大军前进的步伐。在前人开辟的进川道路上，到处都留下了川流不息的移民大军踪迹。于是，在征服比登天还要难的蜀道上，又平添了一座座成功者的里程碑，在吉尼斯大全上，又创造了一项集团徒步跨越蜀道的新纪录。
一、上川之路
在清前期四川移民史上，'上川'通常是来自东部和南方各省的移民，对以四川为目的地的迁徙行动的通称。由于四川位居长江上游，雄踞西部高原，相对于下游的东部和南方诸省说来，一个'上川'，一个'西进'，便足以把这一迁移行动的目标指向表述得清清楚楚。
在以四川为外迁目的地的南方省份中，以今广东、江西、福建、湖南等省为主。这些省份距离四川十分遥远。根据今天公路交通里程计算，广东梅州至成都约为5853公里，江西赣州至成都约为5380公里，福建龙岩至成都约为5740公里，湖南浏阳至成都约为1959公里。考虑到移民迁川的始发地、目的地的不同，以及行进路线的差别，不好断定当年这些外省迁川移民在途中具体究竟走了多少路。因此，许多移民家族的祖先，从原乡到四川究竟走了多少路程，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例如，在一些移民族谱里，对于其先祖迁川所经里程的记载，便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有说3000里的，有说4000里的，有说5000里的，有说6000里的，有说8000里的，还有说数千里的，更有说万里的。而就是在一个移民家庭内部，当年人川之行究竞走了多少路程，也是口径不同，各说不一。例如，前面提到的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的钟宏予，雍正元年(1723年)经湖南浏阳人四川，在简阳县寨子沟落业。在记载其事迹的《钟氏族谱》上，撰文者表达的语句就千差万别：有称'苦经驿路三千'者；有云'以七千里之遥，迁居蜀简'者；还有说'路隔八千'，描绘为'八千道路迢迢'者。
由此可见，由于当年迁川移民匆匆上路，行旅艰难，想必没有条件逐日记录行程，事后也难以精确统计总的里程。当这一段经历成为往事之后，家族后裔、参与修谱的文人，免不了会根据各自理解加以表述，因此，出现这样的途程差异，也是十分正常的。
如果说，移民家庭由于种种原因，在迁川途程距离上记载不甚精确的话，那么，在人川途中究竟花了多少时间这个问题上，绝对是牢记不忘的。因为，在日程的计算上，人们对于何时启程，何时抵达，是牢记在心的，即使记忆不准确，事后也不难推算出来。
这点，只需要翻阅一下现存的私家族谱，就不难找到答案。(详见下表)
以上实例只记载了移民迁川的起讫日期，没有说明每天走了多少路程。不过，参照清代政府遣散流民回原籍发给的路费标准规定，还是不难推算出途程的。清政府的遣返条例规定：'每大口日给银四分，小口给银三分。每日以五十里计程。'而湖南辰沅道王柔则奏称：'穷民远徙，路费维艰......查程途之站费，以六十里为定例，每日可行一站。'前者是以官方的每日遣散补助费为标准来估量的，每日的计程标准为50里；而后者是以检查移民是否准备有充足的盘资来计算的，故每日的计程标准为60里。因此，把迁川移民每日行程定在50～60里是合适的。
依据这些规定，便可对上述实例中的迁川距离作出推论：在以上11个实例中，就距离而言，以粤东和闽西为最远，次为江西和湖南。由于出发和到川落足的地点各不相同，因此，途程远近自然有所差别。所谓'万里行'和'八千里'，乃是诗词虚估距离，并非真实的里程数据。其真实距离定在三五千里之间，应该是合适的。江西和湖南距四川近一些，或者选择的道路直捷一点，途中没有多少耽搁，一般南方各省移民迁川的途程，大约在3000里。粤东和闽西远一些，道路迂曲一点，或者路上不顺畅，肯定途程距离就长一些，估计一般在5000里左右较为恰当。
如从粤东、闽西启程至，途程以3000～4000里计，每天行50～60里计，途中时间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约100天，为正常的情况。少于3个月而到达者，视为超速行进。超过3个月以上，乃至半年者，当属非正常迁徙，其中必有特殊原因。例如，上述第5例中的张文瑞，从广东长乐出发，于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四日动身，'行至贵州，途遇风雪，滞留于黔四十夜'。最后，经过4个多月，方才抵达四川新都的落脚处。如果没有遇上这场风雪，扣除滞留的40夜，正常的人川时间，正好在3个月左右。广东长乐钟宏予辞家迁，因盘费不足，在浏阳停留3年，备齐路资后，从湖南浏阳县出发，'行四十余日即抵达简阳县会龙桥。如把长乐至浏阳的一段途程加进去，则走完从粤东至四川的全程所需时间，也在3个月左右。
二、迁徙路线
清代不同时段的外省移民入活动，大体分为三个方向：一是自北向南入，主要指原籍为川省以北的陕西、甘肃、山东、河南等省的移民迁移；二是从东向西人，主要指原籍为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福建以及江浙等省的移民迁移；三是自南而北入，主要指原籍为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移民迁移。由于清代迁移民的主体，主要是通过后两个方向迁入的，而后两者路线有时又有所重复交叉，本书第一篇主人公来自于福建，因此，本节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后两个流向的迁川路线上，而对自北向南流向的迁移路线暂略不论。
关于清前期后两个流向迁川路线的问题，以往的学者主要围绕有客家移民的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的移民人川路线展开探讨。见诸文字者，有罗香林的闽粤客家人是'跟着两湖的农民上川去'说；绘制为进川路线图者，有罗香林撰、黎敏斐绘的《客家迁徙路线图》，以及台湾学者邓迅之的清代广东客家人经湖南、湖北等地入川的路线图。
近年来，随着学术探讨的逐渐深入，对清前期南方各省移民迁川路线的研究，产生了一些颇有见解的成果。例如：刘正刚的《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张国雄的移民'迁出两湖的路线'、王炎等的'移民路线图'以及舒毕生的《对清初客家移民入川具体路线的分析》等，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归纳既往的研究成果，上述南方各省移民迁川路线，可以分水路与陆路两途：水路以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至夔门(间有取陆路会合者)；陆路由闽粤人江西，(亦有由粤东至湖南)取道湖南、湖北入川，或取道湖南、贵州人。以上各途，实际上是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各省在历史上早已开辟的通往四川的道路。应该说，各省移民既以四川为迁徙目的地，必然是在前人开通的道路上行进的，因此，在以上通道上，肯定都会寻找到迁川移民留下的足迹。只有把发生在各条道路上的移民活动，与一定时代演变和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才能揭示出行进在这些道路上的移民活动的本质特征。据此，笔者首先从时间上，把清初以来移民迁川路线，分为三个阶段来加以概述：
第一时段：以长江为枢纽的峡路，是元末明初时期两湖移民的主要人川通道，清初以来两湖移民以及部分江西人人川，多取此道，但却不是清初闽粤客家人的主要人川路线。所谓峡路，就是水路。这是沟通长江上中下游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的大动脉，是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之大路。由于长江水路具有重要的军事、经济价值，因此，历代政府皆重视对于这条交通要道的经营。从宋代开始，长江水路正式设置水驿，历元、明两代，长江水路驿站的设置和管理日臻完善。取峡路入四川，必经荆门至宜昌人三峡，溯江而至根据历史记载，在清前期两湖移民迁川之前，两湖地区曾经在元末明初发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向四川迁徙的浪潮。移民大多出自于湖，尤其是鄂东北的黄州府和麻城县一带地方。到了明朝洪武年间，由于先于两湖开发的江西地区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大量江西移民涌人尚待开发的湖广地区，以至出现了'江西填湖广'的区域性移民浪潮。结果，这又造成在两湖地区人地矛盾日渐尖锐。明朝政府鉴于四川地区有待开发，为了适应区域开发的需要，又不得不对湖广人采取了强制移民四川的办法，从而推动了明初以来大量湖广人向四川移民高潮的出现。正是在这种由东向西的区域开发过程中，从元末明初以来，在通向四川的道路上，到处都挤满了向外迁徙的人群。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外是两条途径：一是水路，从宜昌溯江而至夔门；二是旱路，走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之小路，由鄂西进入四川。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小路是，从湖北房州、竹山沿堵水西行，越大巴山，沿大宁河南下而人夔州(今奉节)、巫山。
清初以来，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人川时多取传统的水路。清人所说的：'楚人人蜀者，必由二水(指长江、汉江)溯流而上。'主要就是指居住在长江中游的两湖人，就近取水路，渡汉水或洞庭湖进人长江，然后经三峡以达四。
例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唐氏从原籍湖南零陵出发，'洎乎洞庭，走巫峡'，进入四川。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王氏兄弟与唐氏同籍，'阅巫山，度巫峡，历夔关，两岸猿声酸他乡之客，轻舟万重波惊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趋，经月余'而达简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原籍湖南武冈的乔荣， '洞庭买舟，达新堤，入长江'。
但是，对于来自闽粤地区的客家移民说来，这条水道系溯江而上，逆水行舟，既费时又费钱，除了少数时间允许、盘费富裕者外，一般是不会选择水道的。舒毕生的文章对此作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绝大多数客家人之所以不走水路走峡路的原因：
第一是水上所花时间过长。据《四川内河航运史》记载，重庆至宜昌658公里，平水季节，木船下行一般为10天，日行65．8公里，上行一般为35天，日行18．3公里。实际上乘木船经三峡入川一般需要两个月到半年之久。客家人从广东人川时间一般为2至4个月，仅乘船通过三峡一段路就要花去两个多月甚至半年时间，所以是不划算的。
第二是乘船会增大开支。历史上各个时期，至清朝中期以前，长江三峡航道上过往的船只，运载出川物资远远大于入川物资，主要就是因为运人物资的开支过大，因而人川船只中大多为官运、漕运、贡运，而民间的商船极少。
第三是逆水行舟危险性很大。由于三峡航道处处是险滩恶浪，溯江而上，逆水行舟，乘客往往提心吊胆，冒着生命危险，如遇紧急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刘光第是亲身经历过由峡路人川的艰辛与危险的移民后裔，他在《南旋记》中逐日记录了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由北京启程，经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宜昌，溯江而上，回归四川故里富顺的全部行程，总计'出京至家，共一百二日'。在这102天中，仅宜昌至富顺一段行程，就花去了54天，其费时之多毋庸赘说。
至于江上行船之艰险，刘光第在文中记述船由宜昌上三道坪滩时所遭遇的险情：'连打'两张'(原注：川江船工术语，即舟行上水，过滩遇险情)，缆又断，舟约覆者数矣，以天之福，得免于难。幸哉!险哉!'有鉴于此，刘光第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余谓蜀江乃更难于蜀道也。噫!'刘光第逆水行舟，乘的是官船，尚且如此危险，当年移民如取此水道入川，其命运又该如何，由此可想而知。广东张氏一家人原计划随大队人马乘船赴川，因故改取陆路，逃过落水厄运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据记载，广东长乐县黄浦村张衍祯夫妇，生有四子一女，深感当地'桑梓槐密，难于展布'，于是决定移民人川。康熙五十六年(1717)，张衍祯率妻魏氏及3个儿子共5人离别故土，随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从广东出发，结伴同行。途中又加入移民四川的大队伍二三百人，徒步由陆路向四川行进。在经过湖广省地界时，魏氏因旅途劳累，忽然染病，气息奄奄，无法步行，只好留下调理。同伴见其病危，也只好各自赶路。经旬日诊治，待病势稍好后，始勉强由人扶持着继续行走，一心想追上移民伙伴。哪知同伴早已放弃陆路徒步，搭船舟先行人川了。闻听之下，真是百感交集。由于盘费无多，家人只有继续步行，好不容易才来到巴县盖市场，稍作休整。一天，在场上，偶然碰到原来同行的亲戚，打探到那些乘船的同伴，在舟过一险滩时，全部翻船落水，生还者百无二三。于是唏嘘相向，暗自庆幸未与同舟，免遭此没顶之灾。
第二时段：以湖南为始发地和中转地的移民，大多取道湖南西进，水路兼济，抵达四川。
自明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江西区域经济的充分开发，人口剧增，在以吉安为中心的江西中部、南部地区的居民，开始大量向湖南迁徙，由此促进了湘、赣经济的联系和人员的往来，致使湘、赣交通道上充满了迁徙的人群。清初以来，由于吴三桂叛清，湖南是重灾区之一，经济一度受到摧残。但随着叛乱的平定，湖南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长江中游这个出产丰饶的区域，由此又成为吸纳邻近的江西、广东、福建人口的输入地与移民中转站。许多先前移居此区的江西、广东、福建移民，随着家族人口的繁衍，而不得不重新寻觅拓展之地。正好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四川再度掀起了大规模移民的高潮，于是，以此为始发地，湖南人开始卷进了迁川的潮流之中。一些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也随之参与进去，对他们说来，湖南便成为他们迁川的中转站和歇脚地。
根据湖南的地理条件，外省移民如欲迁往四川，须穿过湘西武陵山与雪峰山之间的麻阳一沅陵构造盆地。该盆地东部、南部为雪峰山山地所盘踞，西部濒临贵州高原，只有中部发育了一条西南一东北向的沅江河谷。纵贯湘西雪峰山个别地段有一些较低的山隘，由此形成为移民迁徙的抵达沅陵的支线。其中，主要是北线，通过洞庭湖，吸纳来自湘北的移民，溯沅江而上，从常德到沅陵县。还有吸纳来自湘中的移民，溯资水而上，到达沅江的中线，以及吸纳来自湘南的移民，进至沅陵的南线，与北线相汇合等。
通过各条支线进入湘西以后，移民继续向川东地区迁徙，可以取道与之接壤的鄂、湘、黔接合部的各种路径，与川楚、川湘、川黔交通线相连接，从此步人通往四川的大路。
第三时段：以贵州为中转地，吸纳经过湖南西进的移民，包括部分湖南、江西人川的移民，以及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的客家移民。
穿行贵州入川的移民，大多从沅陵出发，经泸溪南下，过辰溪、黔阳，进入沅江支流舞水，再西行过沅州(今沅州市)、晃州(今新晃)而入贵州境。这是历史上两湖至云贵高原的一条主要通道。
历史上川黔间早就有古道互通往来。明清以来，川黔交通畅通，主要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是焚溪道，从江津南下，经綦江，入贵州桐梓，而至遵义；二是黔江道，从涪陵沿乌江，经武隆、彭水达贵州务川、思南等地。
经贵州人川的南方各省移民，必经湖南沅州这个枢纽向西，取道湘黔交通线，以入贵州。移民经行此道人川，须经沅州(今湖南沅州市)、晃州(今湖南新晃县东北)西行，进入贵州东部后，首先经过思州、镇远府，然后向西，经瓮安北上，而至遵义，进入川黔大道。例如，原籍湖北武昌的舒永才与妻子铁氏，于雍正五年(1727年)辞家迁川，踏上流离征程，后迁居于'黔省平越府瓮安县干溪里十甲，地名新巧寨游彩堂'。数年后，由黔迁蜀，定居于潼川府三台县萧家沟李姓业内。该舒氏移民，由湖广迁川，既以贵州瓮安为中转地，必然就是经由此道入川定居的。明代川黔大道由遵义至重庆沿途经过的主要驿站，计有：乌江驿、湘川驿、永安驿(以上均在遵义市境)、娄山关、播川驿、桐梓驿、松坎驿(以上均在桐梓县境)、安隐驿、东溪驿、扶欢驿、綦江县驿、白渡水马驿(以上均在綦江县境)、百节驿(巴县百节)、朝天驿(今重庆朝天门)。经遵义入川的通道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直接北上经桐梓、綦江，过铜罐驿或白马渡驿(江津东)进人永川一带。前文提到广东长乐移民张文瑞，于雍正七年九月四13辞乡启程，'行至贵州，途遇风雪，滞留于黔四十夜'，以及广东长乐移民张大梁，在迁川途中，'卒于黔之野猪冲'，皆是广东移民迁川取道贵州的实例。
另有统计资料表明，大足县的85户姓氏源流，其中就有10户是直接从遵义移居过来的。此外，《聂氏族谱》也提到，聂氏人黔后，先居息(习)水县，后其子孙迁往贵州府绥阳县，至康熙年间人蜀(江津)落户择业。证明这些移民都是经过这条道路进人川东的。
另一条路线是经桐梓、习水、赤水到泸州。赤水地处川黔要冲，系水陆通衢之地。清代《增修怀厅志》记载：'仁怀(按：北宋改赤水为仁怀)疆域，广阔千里，陆通滇黔，江连吴楚，北控嘉永，南跨泸合，东七百里至遵义，西九百里至成都。由蜀入黔，由黔人滇，仁怀实为两省锁钥，虽地处偏隅而控全势。'至今在赤水一带还保存了许多万寿宫、禹王宫、天后宫等移民会馆建筑，证明此线路也是当年移民人川的主要通道之一。
贵州在清初之所以会成为南方各省移民迁川的中转地，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
一是以播州为中心的贵州地区，自明季平杨应龙后，朝廷开始在这里改土归流，曾未几时，其人悉归湮没同化。其后，到了明末甲申之际，全川鼎沸，独遵义府以远在荒徼而得保全。于是，附近之人，以为乐土，相率蜂屯蚁聚于斯，成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清初虽有吴三桂之乱，然乱定后辄发种招耕，而领占应佃者，皆汉地之人。因此，其后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成为外省移民争相移居之地。
二是因为乾隆年间，两湖当局对于人川移民'印照'检查严格，而此时贵州则相对松懈。正如乾隆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广复等奏称：'今年二、三月份，湖南不给印照，民人多由黔省石阡、思南等处进。'穷苦百姓为避开官府设在从湘西、鄂东人川主要通道上的关卡盘查，不得不选择通过贵州人川的小道。而此道又全系险峻之高山，山路狭窄陡峭，十分难走。当年移民经行此道时，必须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这从今人乘车穿行这条道路时的游记中可见一斑。一位作者写道：'中国之山，皆在黔中，此昔人之言也。车人贵州境后，即终日行崇山峻岭中，迂回曲折，忽然在危崖之巅，俯瞰深溪，千寻莫止，忽焉在盘谷之中，瞻顾群峰，百计难出。峻峨之状，心目交栗'。
尽管如此，清前期通过贵州人川的移民，不仅数量多，而且络绎不绝。如乾隆九年(1744年)，贵州总督掌管巡抚事务张广泗奏称：'查川省地方与黔省疆域毗连，历来多有湖广、两粤、江西、福建等省人民携眷人川，俱由黔省地方经过......比年以来较前倍多。'乾隆十三年，四川官员张允随奏称：'臣于上年奉命监辖资州，检查旧案，计自乾隆八年(1743年)至今，广东、湖南两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计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内江市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张仲荧，在查看了内江、隆昌两县的族谱后证实说：'发现自湖广、广东、福建迁徙这一地区的移民各族男女均由贵州人川。'因此，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说，客家移民除经湖南、湖北入川路线外，途经贵州入川也是一条极为重要的路线。
三、程途实例二、任迹头以上只是从总体趋势上，分三个时段、三个方向，勾画了迁川移民的行进路线。这种勾画，主要是建立在历史地理背景资料的基础上，并结合个别段落行程实例加以叙述的。这种叙述虽然可以从大的趋势上了解迁川路线的一般情况，但是其中难免不带有某种主观推断性。由于移民情况千差万别，人川路线错综复杂，很难整齐划一地把它展现出来。因此，补充若干移民迁川的完整个案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这里，仅着重以广东曾氏由嘉应州长乐县移居四川资州的程途为例，进一步从空间上来考察移民迁川的具体路线。承内江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仲荧先生提供《曾氏族谱》复印件，其中收录有转自老谱的三篇重要文献：《广东祖籍记》《顺裔公入川实迹记略》、《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省资州程途记》。根据《顺裔公人川实迹记略》可以知道，资中曾氏'徙川始祖'为顺裔公。曾顺裔'原居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舌耕力田，士而农也。娶郑氏生三子：长维达、次维远、三维述。公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岁 (1753年)，负其祖妣朱氏骨骸，举家徙四川省资州西乡金李井，地名陈心沟，(奠)厥攸居'。卒于乾隆己丑(1769年)二月，享年63岁。
在他死后114年，即清光绪八年(1883年)仲秋月谷旦，由他的6世孙曾建章撰写了一篇题为'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省资州程途记'的文章，记录下当年顺裔公人川的程途。他特别在文末声明：'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人蜀时，栉风沐雨，步履之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
这段记载途程的文字，虽然出自于资中曾氏后人之手，并非第一手资料，但是，从成文时间看，上距入川始祖曾顺裔迁川的时间不过6代人，130年；从内容上分析，能够把5300多里途程上所经过的各个水旱站名、里程、何处下水、何处起旱等事务记载得如此具体详尽，没有亲身经历其境，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因此，它绝不可能是后代杜撰的。
根据文中所述文字'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之所经者也'，推测其来源，可能出自迁川始祖曾顺裔及其有过亲身经历的第2代人之手。据分析，可能在该家族中，原存有一个近似于'人川行程记'之类的原始草本，一直在后裔中代代相传，只是到了第6代后裔曾建章时，利用编修族谱的机会，他才把它全部拿出来公之于众，'(悉)数而出之'，于是，今天我们才有可能见到这份根据原始底本所翻印的程途记。(见下图)
由于这个文本是经过若干代的传抄而成，在传抄的过程佃。
以下就将这篇珍贵的历史文献所记录的曾氏先祖人川时所经程途的原文予以转录。其中，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里程数字改为阿拉伯数字。仿照古籍整理惯例，对凡需要校勘的字，以圆括弧标之；更正之字，以方括弧标示；更正的依据，另以注文加以说明。
注原文为金门岭，按武夷山南段江西与福建之间有筠门岭，为闽、赣隘口之一。另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8册，江西省会昌县南有筠门镇。故当为筠门岭之误。
注2原文为沅州府。考沅州府在湘西，治今湖南沅州市，与前后文皆为江西境内陆名不合。今按：江西省有袁州府，即今江西宜春市，距其前方站分宜县的公路里程为39公里，正好与原文记载的80里相符，故当为袁州府之误。注3根据原文在(金)门岭下标注'江西界'、黔江县下标注'四川界'的惯例，在由江西萍乡进入湖南之首站湘潭之下，应补入'湖南界'3字。
注 原文为严江，上距长沙120里，下距常德180里，且为水站，此地只可能是湖南沅江，故当为沅江之误。注5根据注3之例，在由湖南永定县进入湖北首站来凤县之下，应补人'湖北界'3字。
经过上述校勘之后，再将这段文字改为直观明白的统计表：
从上表可知，该曾氏从长乐县出发，向目的地四川资州进发，沿途共跨越了6个省的疆域(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是名副其实的跨省际大迁徙；途中经过的主要州县地名共29个，其中水站14个、陆站15个；全部途程共计5300里。
现将该曾氏迁川的整个行程，从地理空间上分段加以解说：
(1)广东段。《程途记》称该曾氏由长乐县出发，经嘉应州、平远县而至筠门岭，此段陆路行程共450里。
按：据清乾隆《嘉应州志》记载，潮州府嘉应州下辖4县：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嘉应州西30里为长乐县城，平远县治在北，抵州城150里，北过东为镇平县治(今蕉岭县)，抵州城100里。'其道路皆一二日可至'。如此，则从长乐县出发，途经嘉应州、平远县而至镇平县治，不过280里，与文中所记450里尚差170里。这170里，减去至筠门岭的150里，余下的20里，当为曾氏居地'长乐县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至县城的距离。
该曾氏既由长乐县出发，经嘉应州北行而至平远县，嘉应州原本'近江西之赣州'，本该直接进入。但因其地'多山周罗森列者'，其中以'平远之石镇为祖山'，崔巍嵯峨，难以逾越。加之，嘉应州，关隘林立，均是粤东与赣州往来的要冲，明末以来多为啸聚之徒占据之处。因此，曾氏为行路安全，只得绕道镇平，沿石窟溪的河谷北上，以便穿越福建汀州府武平县境，然后，西跨武夷山而抵赣南。福建段。《程途记》称曾氏从筠门岭至江西会昌县，此段途程为通过福建武平县境横跨武夷山的山路。
根据福建学者谢重光的研究，在武夷山的南段，赣闽之间的隘口有许多处，因历史时期的不同，开通的隘口时有变化。例如，在宋代，从长汀西至赣州瑞金县有新路岭，北至赣州瑞金县有黄竹岭，西北至赣州瑞金县有石脑岭；从宁化西至赣州石城县有张坑，西北至建昌南丰县有车桥岭；从武平西至赣州安远县有大中山，西北至赣州会昌县有南瀑口北岭。到了明清时期，武夷山南段闽赣之间的主要交通路径至南而北为：武平与会昌之间的火星岽，长汀与瑞金之间的桃源岽，宁化与石城之间的站岭隘。因此，揆诸事理，从福建进入江西有多条通道，比较重要的最少有以下几条：由福建浦城的枫岭关至江西上饶，由福建崇安的分水关至江西铅山，由福建邵武的杉关至江西资溪，由福建建宁的甘家隘至江西南丰，由福建宁化的石壁寨至江西石城，由福建长汀的古城至江西瑞金，由福建武平的筠门岭至江西会昌。
《程途记》既记载从筠门岭而至江西会昌，证明该曾氏必然是途经福建武平境，西跨武夷山的火星岽而进入赣南的。火星岽位于宁化西北，山势险峻，跋涉非易。据康熙《宁化县志》记载，'山由西而北，水自西流东南，溯其源，远自庾岭度峡而至火星岽，则左会昌，右平武，是为江、闽之界'。又说宁化诸山，'延袤百里，而高二十里，樵苏永绝，木有大十围者，是有奇禽异兽，或闻犬吠鸡鸣，迹之乌有也'。由此看来，曾氏欲由粤东出境，进入江西会昌，首先得翻越这道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经受住登高、涉险、度峡的考验。
(3)江西段。《程途记》称该曾氏由江西会昌县经湘漳县进人湖南，中间经行站名8个。其中：水站4个(会昌县、赣州府、泰和县、吉安府)，水路里程为690里；陆站3个(分宜县、袁州府、萍乡县)，陆路里程为510罩。此段水陆行程共计1200里。在水路行程上，该曾氏是从会昌县的贡江开始下水乘船，顺流人赣江的。贡江是赣江的东源，发源于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区。贡江沿途接纳了湘水、梅江等水系，至赣州城北的八境台下的章江相汇合，由此形成江西省的第一大河，也是长江的第二大支流。贡江从源头到八境台全长296公里。
筠门岭镇位于会昌县南，距县城56公里，东毗福建，南临广东，扼闽粤赣三省咽喉，为交通要冲之地。民国时期为赣南大宗商品的集散地，为赣南四大名镇之一。筠门岭镇原本位于湘水边上，不知当时是否因为水流量过小，不能行舟，还是别有原因，总之，曾氏选择的是从会昌下水，开始了其江上行舟的历程。
从会昌到赣州府，中途必经雩都(今于都县)。雩都位于贡江与梅江的会流处，应该是一个较大的水站，大概因为是顺流而下的缘故，一晃而过，以至没能进入曾氏的视野，自然不会将它笔录下来。在这段贡江航程上，曾氏一共航行了240里，约占贡江全长的40．5％，估计其在水上航行的时间，起码需要4天(以日行60里计)。
进入赣州以后，从赣州府、泰和县到吉安府，这段水程共长480里，全是一路顺水行舟，应该没有什么大碍。相信8天后便可以弃舟登岸，跨越赣江支流泸水与袁水之间的浅丘地带，步行180里而人分宜之境。分宜西行80里至袁州。袁州府是赣西进入湘东的门户。据张国雄的研究，湘东与赣西相邻，中间隔着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等山脉。这些山脉呈北东向雁行错列，海拔高程大多在千米以上，是湘江与赣江的分水岭。山地之间的长廊断陷谷地或向斜谷地构成了江西省籍移民迁入湖南的天然孔道。从袁州府进入湘东，需首先穿过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的谷地，溯赣江支流袁水，再由陆路翻过一个山隘，乘船顺湘江支流渌水而下，过萍乡、醴陵，入湘江干流。这条路线是元明以来赣西、赣南一带移民迁入湖南的主要通道，明清以来，闽粤两省移民远播远行者，大多也循着江西人的足迹穿行其间。
《程途记》在记录这段行程时，只提到从袁州行100里而至萍乡，并从萍乡开始100里的水程而进入湖南湘潭，表明曾氏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四川进发的。
(4)湖广段。《程途记》称该曾氏由江西萍乡经水路进入湖南境内，中间途经湘潭、长沙、沅江、常德、慈利、永定6站，而入湖北来凤。其中水程4站(前4站)720里，陆程2站(后2站)460里。此段水陆行程共计1180里。
在本段水程起自萍乡乘舟，经渌水而下，过醴陵，在湘潭县境内入湘江干流。湘江是湖南省的第一大河，由南向北汇入洞庭湖。浩瀚洞庭湖，纳九江之水，号称'九江'，'沿湖八百里，经岳阳楼西南出湖口与江流合'。沅江为沅水入湖之南口；流经慈利、石门的澧江，至澧州为洞庭湖之西口，故洞庭湖俗谓之'澧江口'。
自洞庭湖上岸西行的移民，欲到四川，有许多路径可以选择：其一，通过山路到沅陵，然后从沅陵出发，溯泸溪西行，经湖南吉首、花垣，首先进入清代四川酉阳直隶州。其二，不走沅陵，而是经常德北上，通过湘西北的慈利，进入与之相邻的湖北恩施，然后与川鄂的交通线相连接。其三，通过常德抵达慈利后，不向北走恩施，而是继续西进，取道永定(今张家界市)、桑植，通过湖北来凤(今来凤县)、咸丰(今咸丰县)，沿黑峒河而入四川黔江，从而与川湘交通线相连接。广东曾氏迁川途程实例表明，当年他既没有走大多数客家人所走的道路，经常德过湘西入贵州，然后取川黔大道而入蜀，也没有选择经过酉阳、恩施方向进入川东，而是取道第三条路线，从常德经慈利西行。
曾氏既从沅江人洞庭湖而至慈利，必当穿过万子湖、东南湖、大连湖，行舟180里，登岸而至常德。他本可以从洞庭湖中的自平湖溯澧江而至澧州，继续取水路经澧州、石门而抵慈利。但是，不知何故，他却选择到常德上岸，弃水路不走，改而取道旱路，由常德穿过大浮山与云朝山之间的河谷地带，经行4天280里，这才抵达慈利。到了慈利后，步行180里就来到湖北省的来凤县。
来凤县位于鄂西南边缘，地处鄂、湘、三省要冲，素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为湖北省的'西大门'。清代属施南府(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北距施南270里，西邻四川酉阳县，西南310里至四川黔江县界，至重庆府440里。由来凤西进，有川湘大道直接与长江南岸的黔江地区相连接。
(5)川东段。 《程途记》称该曾氏是由湖北来凤，行360里，进入四川黔江地区的。其中，步行3站(黔江县、玉山镇、彭水县)720里，继又从彭水县下水乘船，经过水站2个(羊角嘴、涪州)，行600里而抵达与长江干流汇合的涪州。此段水陆行程共计1320里。
从南方各省进入四川的通道，除传统的峡路这一主要门户外，另一个重要门户就是长江南岸的酉、秀、黔、彭地区。由于川东地区的酉、秀、黔、彭等地，与鄂东的来凤、恩施、咸丰等地，湘西的永定、永顺、永绥，乃至沅陵、吉首等地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上著名的黔江古道就穿越其间，抗日战争时期修通的由重庆綦江经黔江直到湖南的川湘公路，也是沿乌江出川东而与湘西相连接的。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对困守川、湘、鄂边的国民党宋希濂部实施钳形合击。其中：34师、35师就是沿大庸(即永定，今张家界市)、永顺、永绥一线发起攻击。11军就是沿石门、慈利、桑植西进，进占来凤、龙山，继又攻占咸丰。同时，47军由恩施、咸丰、来凤西南，翻越崇山峻岭直取黔江。最后诸路大军全歼宋希濂兵团大部于咸丰东北地区，解放军进而解放涪陵，直指重庆。由此可见，只要清初的移民从鄂东或湘西进入这一门户，出乌江而抵涪陵，余下的行程一路坦荡，准保可以平安走完全程了。清光绪年间名噪成都的中医'熊小儿'熊溪园，于咸丰元年(1851年)出生于江西临川府清江县，精习岐黄，然屡困于乡里，闻四川富裕，并有一亲戚商贸于赣之间，遂相约而行。但因坐船溯江费用太大，只能走长途。他亲口向子孙讲述：'那时由赣进川的路线是由清江宜春，过萍乡，人湖南，然后过长沙经洞庭湖畔的常德，再横贯湖南省沿沅江经吉首而达川境秀山，再沿乌江抵达彭水、涪陵而西的。'熊溪园入川时所走的路线，正是循着清前期移民曾氏所走过的足迹行进的，唯一的区别仅在于：他们到了洞庭湖畔的常德后，曾氏取道北上，经慈利、来凤而入彭水；而熊氏则是继续西进，由吉首经秀山而至彭水。前者从北面，后者从南面进入川东门户，最后，殊途同归，均是出乌江而抵达涪陵，目标都是一致的。
由此证明，经由江西、湖南而至川东的这个人川途程实例，不仅对于湘、赣、粤移民，就是对于福建移民说来，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顺便提到，另有福建移民林氏由富顺县上东路响石山林家湾回乡探亲程途实例也表明，来自福建的移民在穿越湖南、江西境内时，也大体走的是这条路线。
根据隆昌二中高级教师曾一书先生提供的隆昌胡家镇洪家村康熙《林氏族谱》记载：有福建移民林宗汉，于康熙戊戌(1718年)二月吉旦，由福建永定县太平里灌洋村(向)龙窟，徙四川省落业。乾隆年间又迁肖家坝(后称林家坝，即今胡家镇洪家村一组)及水竹湾。在定居四川后，回原乡) 福建探视，其回乡路线如下：
回乡贯自重庆起程，下水路宜昌，请到筏子，下至路口，走湘潭，走萍乡县，过山至卢溪，赶船下章树，船走吉安、定上、赣州府瑞金止。起早过山，走汀州府，船下(上)杭县，上渡。走茶亭铺，走汤边，走太阳坝，走灌洋村向龙窟前。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载的回乡路线，明确提到了取道峡路，乘舟人长江、入鄱阳湖。这一段行程，顺风顺水，省时省钱，必然是闽粤移民返乡的主要通道。但这并不是当年入川的路线。因为，对于人川移民来说，这段水路却是逆水行舟，费时费钱，除商贾运送货物外，可以肯定绝大多数移民是不会走这条路的。但族谱所载的行程--从湖南湘潭、萍乡至江西瑞金，越武夷山，走福建汀州府，下上杭，以达原乡永定的路线--正好与上面所述的迁川路线相符，证明这条路线正是闽、粤、赣、湘等南方移民往来四川的主要通道。
来源：《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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