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毛泽东在文章《大社的优越性》中指出：“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
1958年7月，《红旗》杂志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办大社的设想，为后来成立的人民公社定下基调。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很快就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这个词，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陌生又遥远，仿佛只是一个写在历史书上的过时名词。但如果我们把时间倒退60年，在上世纪六十七年代，人民公社可谓是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
现在提起人民公社，人们大多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产物，是一次需要被改正的“左”倾错误。它与“大跃进”的冒进、浮躁一道，饱受后人的诟病。
诚然，人民公社的确不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不可否认，人民公社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的出现也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今天就让我们用更加客观的态度，来回顾一下当年的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国的耕地仅占全世界的8%，想要用如此少的耕地来养活十几亿中国人，还要不依赖粮食进口，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崩溃论”曾经一度在国际舆论中大热，“谁来养活中国”“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会危害世界”等言论，一时间甚嚣尘上。
不得不说，如何自己养活自己，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土地改革一直在进行，但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依然处在小农经济的阶段，普遍是“靠天吃饭”。
于是，党和政府就开始寻求新路径，想要革新小农经济模式，彻底解决“靠天吃饭”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想要提升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还是需要破除农村旧的制度和生产模式。
当时，领导人们参照苏联集体农庄、农业公社的模式，总结了他们遇到的困难，吸取了经验教训，并结合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人民公社”构想。
从实践层面来看，想要摆脱“靠天吃饭”，最关键的就是兴修水利。在国家的倡导下，全国兴修水利运动逐渐达到高潮。
当时，河南省遂平县也需要兴修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一条贯通全县的水渠。这项工程体量巨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在县政府的组织下，全县的劳动力都聚集到了这项工程之下。然而，还是满足不了工程建设和生产形势的需要。怎么办？
当时，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精神已经传了下来。面对迫切的劳动力需求，遂平县立即由原来的21个农业社，扩充到27个农业社，建立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1958年4月，全国的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正式成立。
河南省委获知这个消息后，立刻集合了《红旗》杂志的编辑以及当地书记，到遂平县进行了实地勘察。在已有的经验之上，他们共同制定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
现在回看《章程》不难发现，这份《章程》集中阐述了“人民公社”的显著特点：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统属公社所有；粮食都入大队的公共粮仓，猪羊等牲畜家禽，都入公社大圈；
树木房屋归于公社管理，由公社统一分配；公社设有公共食堂，记工分，分口粮；成了公共的托儿所、敬老院等；设立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统一领导农林牧副业的生产和供销；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可以说，《章程》在理论层面上，完善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和施行纲领。我们也能够看到，人民公社其实是由众多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建设方面，大社与小社相比较，确实存在着一些优越性。
同年8月，毛泽东听取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汇报之后，称赞道：“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毛主席的称赞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人民公社的建立也迅速在全国铺展开来。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带动鼓励下，从第一个人民公社落地，到公社遍布全国，仅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那个年代，人民公社俨然成为了我国的基层组织单位，几乎涵盖了工农商学兵等全部管理职权。
人民公社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平整土地、治理水患、改良水土、修建水利工程等大型工程，几乎都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开展并完成的。没有这个时期，也没有如今整齐漂亮的农田。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次与小农经济的对抗，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的增长，为日后实现农业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民公社每年会拿出8.88万亿元投入到水利建设当中，所建设的全部水利工程总造价为177.76万亿元。
正是在实行人民公社的20年里， 我国先后建立了10万立方米以上水库8.6万多座，10万立方米以下水库640万座，总容量达到420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1200多个三峡工程。
如果再把这些水利工程的造价，按照市场化经济来计算的话，仅仅是土石方的价格就可以折合人民币240万亿元。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啊！
除此之外，从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我国的农业产量一直稳步增长。从1965年到1978年，粮食产量1.95亿吨，猛增至3.04亿吨，增幅达到56%，年平均增长也在3.5%左右。到了80年代初期，我国的平均亩产已经达到近300公斤。
在1961至1981的20年间，世界谷物粮食总产量增产九亿吨，其中中国就贡献了1.9亿吨。在这样的增长之下，三年灾害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除，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在农业的支持下，我国的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49年，我国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按照人头来平摊，摊到每个人身上就只有300克。这是什么概念？直观一点说，“每户一把锄头”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发展农业？
再说与提高农作物产量息息相关的化肥，它当时的产量又是多少呢？答案是0.6万吨，平均到每亩耕地只能分配上4克。4克化肥，对于一亩地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面对这样一贫如洗的状态，当时的领导人是如何做的呢？以“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支持工业”为基本发展思路，在工业得以发展后，再用工业反哺农业。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虽然我国的高精尖技术还十分落后，但与农业相关的钢铁、化肥、农药等工业品的产量，已然是雄踞世界前列。
上述成绩，都是因为人民公社起到了一定的整合劳动力的作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调动。那时候，大家不但白天一起热火朝天地劳作；晚上，也是灯火通明“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论工时，吃饭也不分时间地点。
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的逐一竣工，和短期内农业产量所取得的成就，使党和政府对经济形势十分乐观，认为人民公社使得生产关系得到了全面调整，并且已经成功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正是这种观念，让党和政府进一步鼓励和推动人民公社的发展，让其很快就遍布全国，仅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取得了“公社人员人数占总农户的99.1%”的成果。
然而，人民公社过分而单一的“公有制”，很快就出现了诸多问题。
人们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都收归公有，为集体所用。公社过分强调人们要把所有能拿得出来的东西贡献到集体中，同时还要把自己的所有劳动也奉献给集体。
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后来为人广泛诟病的“平均主义”。在人民公社中，大家大多都奉行着平均主义。也就是说，大家拿同样的酬劳、有同样的待遇、过同样的生活，没有高人一等的人上人，也没有低声下气的下人，每个人都为集体出力，也都能享受到集体带来的丰收果实。
这听上去像桃花源、像乌托邦，像是一个美好的大同社会。但这样无差别的“平均主义”却也消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很快就有人开始“钻空子”，开始“出工不出力”。
那么，对于“平均主义”，毛主席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我们不要搞平均主义，边区政府的公办企业要搞绩效分配，要多劳多得，能工巧匠要给予适当奖励。”
1961年3月，毛主席在三南会议讲话时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这就说明，毛主席不愿意搞平均主义，他是重视绩效考核，反对平均主义的。
在人民公社后续的整顿中，也明确提出了：“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社员家庭的副业收入归社员个人所有”，“各地区要按照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发展畜牧业、渔业”等等。
然而，由于管理的过分集中、经营方式的单一、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政社合一”的僵化管理等问题，即使不断出台整顿政策，也还是无法挽回社员生产积极性越来越低，粮食的产量越来越低的现状。
人民公社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应运而生。此后，人民公社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如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人民公社”，会觉得它违背经济规律，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是揠苗助长，管理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总之是一个有瑕疵的制度，很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然而，它的出现并非是“拍脑门”的结果，它也曾经适应了当时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人民公社帮助我们整个国家走出封闭的小农经济，完成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建设，并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
虽然人民公社后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也毫无疑问地被时代所淘汰，但我们也不该忘记它的历史功绩，而是要用更加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历史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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