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后面的我将第一人称叙事！！！）
夏商周春秋战国
很多人有些误解，总觉得无神论这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我并非这样理解，你没有见到的是未有记载或者是尚未发现，中华的文化分为考古部分和文字部分，文字部分，按照西方人的说法，从商朝开始。我点评人物，可以从商朝开始。但中华文明要比这久远的多，无需被洋人的标准所束缚。
或有人问，中华文化可以向前追述想象部分，那为何很多人对西方历史总是存疑呢？难道不是双标么？这是不一样的，一方面虽无文字，但有考古佐证；另一方面，华夏人到一个地方，就守住一个地方，然后开发一个地方，并且记录一个地方。由于西方祖宗无法溯源，他们总是跑来跑去，完全靠天吃饭，并且没有记录的习惯。
等到物质生产能够保证洋人们能稳定地居住在一个地方了，才想起了历史汇总，什么古埃及、古罗马，但验证资料过少，最后就推到古希腊身上了。虽然他们历史上当时的记载少，靠后人补撰的多，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历史，这一点要客观对待，毕竟他们也不可能从猴子下树就直接成人了吧？
我曾经和钱三强先生聊天，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原子是不可再分了。但我不懂数理，只是从哲学角度理解，觉得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不过现在的实验条件不具备，或许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理解历史、理解未来，用所见即所得的方法还是太狭隘了。
古书上记载的历史人物，有名有姓的皆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但是记载普通人的也有，只是没名字而已，比如《诗经》中就有大量描述“民愤”的文章，即使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其实和普通人也有大量关系，怎么去评价他们，我看还是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吧？立场只要选择人民群众，很多人物定性就豁然开朗了。
商朝有两个人很出名，叫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周武王灭商之后，这两人“不食周黍”而饿死，被传为佳话。孔子和韩愈都写过“伯夷颂”之类的文章，说他是忠君爱国。忠君倒是有的，爱国则未必。
商纣王有优点和缺点，但他优点大于缺点的时候，对于人民群众来讲，他是国家进步的力量；但是他缺点大于优点的时候，对于人民群众来讲，他是国家反动的力量。当他反动了，伯夷和叔齐还去维护他，岂不就是成了反动派了么？
解放胜利之后，要改造一批老蒋的人，属黄维最难改造，他的理由就是“老蒋对我不薄，我不会背叛他的。”这就是没有正确的历史观，糊涂啊，为个人而战，还不是搞君臣那一套么？而且改造你，不是让你臣服我，只是让你回到人民群众中间去。
伯夷也是这样，虽然忠君，但是在阻挡历史潮流了啊。一些知识分子常常拎不清，读书读的很糊涂，我想以后我走了，他们还会继续向我们的后代出一个诡辩题：“你们说你爱国，那为何要去推翻清廷？”你千万不要去回答：“国家不等于政府，党不等于国家”等等的话，否则又中了他们的圈套。
国是虚的不错，但人民是实的，虚实结合在一起，称之为“国家”，故爱人民就等于爱国家，商建立之初，他爱人民就等于爱国。后来商不爱人民了，那就是不爱国，那么他的臣子周武王带领人民去推翻他，这才是叫“爱国”。把伯夷当爱国典型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但我们中华文化最优秀的就是绝不会因朝代更迭，而完全否认上一朝的人，像比干这样的人，他主张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促进民富国强，对于帝辛的缺点，他敢于直言相谏，这样为国家人民着想的人，就已经突破了“忠君”思想的层次了。
即使是商纣王，也不能一概否定，否则容易走苏联的路，后面的对前面的全部否定，一直否定下去，那岂不是“有史以来都是错误的”？那只有你当下是正确的，那谁信啊？因为过几年别人又会说你是错误的。纣王其实很有本事的，他在位的时候，把中原和东南都统一了起来，而且他在位的时候，推动贸易发展，商朝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嘛，功是功，过是过，分分清楚，没有必要完全抹黑。
以前总有人说，“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读书人要都是这样想法，国家搞不好的。做学问是为了卖身，而且是卖给帝王，或者未来卖给什么资本家，那你迟早会和人民做对。
我们古代，哪怕国外，都有知识分子不认同“卖与帝王家”的说法，比如周公旦，他辅佐成王的时候，提出的观点是“保民”和“明德”，“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提出要解决老百姓的诉求。释迦摩尼虽然自己出生富贵，但却是受压迫人的代表，佛教从受压迫民族中诞生，也替受压迫人讲话。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信什么的知识分子，你要所学为民，而不是所学为君。
美国友人和我探讨一件事，说我们没有信仰，因为你没有宗教。但我的想法是，你不管什么教，最后发展到和人民站在了对立面，那都是反动的。我回复斯特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我们所做的事情，称之为为人民服务宗教。”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予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是什么东西都不能照搬，照搬孔夫子的学问，匹配不了当下的生产关系，最后做出一锅糟粕。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孔夫子就说的好，我们今后就要遵守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孔夫子也有缺点，理论很自大，缺少反省精神，最后被人利用，使得两千年间思想界不自由。
在诸子百家年代，有很多激烈的思想碰撞，给后世影响不小。和孔子相比，有些学说属于实用型，比如墨子，除了谈“兼爱”的思想外，还会做飞鸟，做车辆，他的思想带有小生产劳动者的印痕，更能反映下层人民的呼声。虽然后世很少提墨家了，但老百姓的思维墨家的，尤其是对不平等的反抗，这种反抗，是自下而上的，是主动的争取权力。而商鞅的改革，是自上而下，这为秦后来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
孙武著《孙子兵法》，有人说，战争从此开始使用“阴谋诡计”，我并不赞同。我更多的觉得这是“阳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里面除了战略和战术，还特地强调了，你的军队要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他们才会不顾生死来支持。一些人看《孙子兵法》，只学习其“术”，并不学习其“道”，这里面“术”都是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学到，但是谁能获得群众支持，这才是胜负的关键。
屈原这个人，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上下求索，忧国忧民，体现了“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优点，现在的人纪念他，并不是因为他文采好，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本身过的不错，但却勇于背叛自己的阶级，与当时的贵族势力作斗争。改革，就是要自我革命，对利益集团下刀，若是不敢自我革命，那么就像楚国那样，权贵们各怀鬼胎，蝇营狗苟，一个强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秦国的壮大，至少经历了六代人的努力，他们不在乎一时的得失，这里面少不了人才的辅佐。李斯是有争议的人物，他害死了扶苏，自己也被腰斩。但是在辅佐秦始皇时候，功劳很大，他写了《谏逐客书》，就是劝秦王不要盲目排外，广纳各国人才，不要因为一两个间谍的事情，就闭关锁国。他自己也是从楚国来的嘛，只要志同道合，是哪里的人并不重要。
汉三国晋南北朝
陈胜吴广的起义，第一次彰显了农民阶级的力量，虽然很快失败，但为刘邦的出场，提供了经验教训。陈胜吴广失败是内因，他们的思想是，打败了秦始皇，自己做“秦始皇”，还没成功就享受，对贪污腐败人员放任不管，这种是成不了事的，后来的李自成、洪秀全也这样。
刘邦能打败项羽，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项羽出生于贵族，他用的还是贵族的那一套，这有点像西方的战争，打来打去，就是贵族们换个位置，奴隶还是奴隶，但中华文化浸润下的老百姓，和西方人不一样，造反的基因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底层人是不认同血统论的。
而刘邦熟悉底层生活，比较了解民众心理，并不是说他靠几个将领就能得天下，老百姓愿意跟着他，帮他打。为什么呢？你看他的举动就知道了，到了关中，就和民众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他还把贵族的田地分给老百姓，士兵退役回家，免其徭役，还召集文化人著书论述秦失天下的原因，好让自己可以借鉴。最后他得出结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能干的皇帝往往是大老粗出身，他不像贵族和知识分子，总是患得患失，但不是说大老粗就比知识分子厉害，大老粗懂得民间疾苦多一些，在打天下的时候，就会照顾多数的弱势群体。治天下还是要知识分子的，但知识分子不能翘尾巴，高高在上，自觉比别人高一头，那就不被人民认可。项羽就是这样，觉得自己有文化，听不得别人意见，最后落得个乌江自刎。我们不能学项羽，即使走歪了路，要及时纠正过来，不能自杀，要干到底，不可沽名学霸王。
文景两帝功劳是主要的，算是守成之君，所以有“萧规曹随”的说法，但锐意革新不够，让边患匈奴愈发的嚣张，分封有潜伏着国家分裂的危机，贾谊认为，表面的繁荣其实埋藏着隐患，就写了《治安策》，这是西汉最好的政论，问题看的很准，他说当前的问题是：“抗外不力、世风奢靡，诸侯各自为政、为官者不了解底层情况。”
不过文景两帝积累了不少财富，这给汉武帝刘彻出场，打下了物质基础，开拓了刘邦的业绩。但晚年奢侈、黩武、方士之弊，被人诟病，在位时，文治武功都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起于黄帝、迄于汉武帝，记载了3000年之间发生的事。司马迁虽受腐刑，但精神上不屈不挠，而且写作不避讳，书中有写刘邦无赖的一面，也写了汉武帝的贪功好事，这种写法影响很大，后代正史都用了这种文体，功过都分清楚，而不是只说一面。
不过文景两帝积累了不少财富，这给汉武帝刘彻出场，打下了物质基础，开拓了刘邦的业绩。但晚年奢侈、黩武、方士之弊，被人诟病，在位时，文治武功都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有的人并不为大家熟知，但是他的工作方法却了不得。比如赵充国，为边疆稳定做了很大贡献，是汉武帝时候的将士，出击匈奴。到了汉宣帝的时候，西北羌乱，他70岁了，还请缨出战，为了边陲永久安定，战打完了，他提出士兵不要回来了，实行“屯田政策”，当时朝廷都反对，汉宣帝也不答应，但是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屯田的好处，终于说服了朝廷。
赵充国为安定西汉边陲，保卫内陆休养生息的中兴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其“贵谋而贱战”的思想，将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结合起来的策略，屯田备边的措施，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羌人看见汉军在发展农业生产了，也不再来抢劫了，主动投诚融入了，完成了民族融合，共守边疆。如果用经济手段能解决，就用经济手段解决，若不能，就用战争换来和平，这就要看因时因地而变。
到了汉元帝开始，汉朝（西汉）就每况愈下了，居然用《诗经》来治国，自己爱读《诗经》，就招一堆儒生围绕在自己身边，整天互相吹捧，他在位期间，地方豪强势力大增，人民丧失土地，流离失所，但是汉元帝都不知道，给他提供消息的儒生，只说好的，不说坏的，总是形势大好。
这给后人一个警戒，不管知识分子也好，还是为官者也好，长时间不接触基层，信息就会失真，没有真实的信息，做出的决策就容易错误。“宽猛相济，政是以和”，然而汉元帝坚持“以德服人”，最后书生误了国，西汉自此后面的历史乏善可陈，中间出了一个王莽，倒带来一些亮点。
说王莽坏的人多，但他也不算怎么坏，均田制是王莽提出的，至少他注意到了农民问题了。农民问题无他，历来就是土地问题。地主阶级看他的政策不利于自己，就处处作梗反对，欲寻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刘秀就起来了。
正史是不待见王莽的，他搞的激烈的改革，引起了士大夫的抵抗，然后矛盾又转给了农民，反而触发了绿林和赤眉等农民起义，由于变法仓促，不够成熟，他成了替罪羊。
东汉也就汉光武帝刘秀可以说道说道，无论东汉，还是西汉，问题都是一个，豪强割据。刘秀会用人，能服众，勉强把豪强团结在周围，后面经过二代之后，又是军阀四起，影视剧喜欢这样的“人才过剩”的时代，但是倒霉的还是民众。曹操曾写诗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刘秀虽然有好名声，但是给后来的皇帝留下了麻烦，在他手上，门阀就崛起了，他还重文轻武，最后还放弃了西域的控制权。
戏里说曹操是奸臣，这是不对的，他改革了很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督促开荒，统一北方，实行屯田制，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那些反动士族，垄断文化，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自己利益，这个案要翻。“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样的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曹操手下的郭嘉也是一个多谋善断之人，多谋是民主，善断是集中，判断有三种，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若是断得不及时，那就是事后诸葛亮了。
关于魏蜀吴的将士们聊两句，关羽败走麦城，主要还是骄傲自满了；吕蒙这个人不是行伍出身，但是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当了东吴的统帅；孔明27岁当军师；周瑜也是20来岁当统帅，这给我们一个启示，要大胆地启用年轻人，这样人才不至于断层。
司马懿有几手比曹操还要高明，屯田制就是他建议的，别人说他靠虚伪欺诈才成功的，是不现实的，曹操走后，在辅佐少主的时候，在军事、经济上做了不少贡献。司马懿去世之后，他的儿孙干的那些事，确实不光彩。
三国时期，虽然群雄并出，但老百姓是困苦的，曹丕写了不少诗，反映了这样的场景，“富人食稻与梁”，“贫人食糟与糠”。从曹丕开始，开启了中国的文学批评。
晋到南北朝，就更乱了，但文艺界倒有些发展，陆机就有唯物主义写作观点，王羲之的书法行云流畅；裴松之注的《三国志》网罗繁富，史料价值巨大；谢灵运是山水诗鼻祖；郦道元写出了不朽的地理名著《水经注》。
虽然世道纷乱，但是华夏人始终不愿意沉沦，这就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地缘故，总有人去寻找路，然后大乱到大治，但能不能一直“治”下去呢？这可能是全人类的困惑。但我想，总会有办法的，在没找到办法之前，一定要以史为鉴，不至于重蹈覆辙。
隋唐五代十国
隋二世而亡，杨坚代周称帝，杨广籍父上位，《隋书》评：“好为小术，不达大体”。我未评价，或其从下到上的经历不够之故吧，虽有大志，但却无人相佐。
李渊遇事无断制，其胆略在其子李世民之下，李世民东征西讨，其军功卓著。擅长政治和军事并用，并不急功近利。然选接班人上，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听长孙无忌之言，立李治为太子，留下后患。
隋唐五代十国
隋二世而亡，杨坚代周称帝，杨广籍父上位，《隋书》评：“好为小术，不达大体”。我未评价，或其从下到上的经历不够之故吧，虽有大志，但却无人相佐。
李渊遇事无断制，其胆略在其子李世民之下，李世民东征西讨，其军功卓著。擅长政治和军事并用，并不急功近利。然选接班人上，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听长孙无忌之言，立李治为太子，留下后患。
魏征给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一句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起来易懂，但做起来极难，不仅仅是听的多就有用，还要得判断。不过，多听总比偏信好。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有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要深刻领会魏征的话才行。
武则天不简单，在那个年代，女人当皇帝，人们想都不敢想，野史给她写的很糟糕，恐怕要商量。她是一个治国之才，有容忍之量，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我认为，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要提出反对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不知道啊，但光读也不行，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就白读了。但也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客观的评价。比如武则天这个人，她的臣下会吹捧，她的敌人往往会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你到底信哪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会看别的史料，对照一下，就会客观很多。
武则天当政，身边能臣不少，徐有功、朱敬、姚崇就不错。但也有拍马屁的，比如杨再思，当了十多年宰相，皇上喜欢的人或事，他极力赞誉，皇上不喜欢的，他都极力诽谤。还有周兴、来俊臣这样的人，都是反面教材。
武则天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过不少人，她有作为、敢作为，她肯定知道别人对她的评价并不太好，故死后立无字碑，让时间来评价吧。一个人的功过是非，绝不能生前立碑立庙，不应该自己吹，留给后人去评价吧。
我看历史上的人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看，但也有极少数人就是坏，很难找出优点，比如李林甫这样的，口蜜腹剑，做了无数坏事，唐朝由盛转衰，首先是集体责任，谈到个人，李林甫有很大责任。问题是权力仅仅在朝堂上制衡，而老百姓则不能参与制衡，这要想办法解决。
敌人和朋友不是那么好区别的，敌人有两种，一类是手拿枪炮向我们进攻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还有一种像李林甫这样的，表面上笑容可掬，嘴巴上说的天花乱坠，背地里却暗下毒手。“信而安之，阴而图之”，国与国交往，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大约和鲁迅先生说的“捧杀”类似吧。
唐朝文学繁盛，唐诗就是代表作，文学的发展也和纸张普及相关，古代平民用不起笔墨纸砚，需要老师口授，所以老师的地位就非常高，他是知识向下传播的人。囿于记载文字的载体不同，汉朝前的著作比较精简，《道德经》仅五千余字，西方同时期有先贤，大约相当于华夏战国时期吧，著作少则300万字，多则1000万字，恐有后人补写的嫌疑。
唐朝继隋之后，开科举，小有家底的人，也可以读书入仕，再加上书写载体易得，唐诗丰富了起来，到了明清，纸张更普及易得了，就有长篇巨著出现了。唐朝的李白有道士之气，恢弘磅礴，文采脱俗，李贺、李商隐的诗也有浪漫色彩，这三人的诗我引用的较多。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有时候哭哭啼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反映了当时国家、诗人、与人民的处境，他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
我读书的时候，国文老师说我写古文半通不通，逼我专研韩愈的文章，韩愈是倡导古文运动的，幸亏老师逼着学，如果需要的话，我仍然能写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后来同志们批韩愈，说他脱离群众，写的东西老百姓看不懂，我说，对他要一分为二为宜，他虽提倡古文，但是他抨击了写废话的作品，说文风要杜绝浮艳，要文道统一，写点有内容的东西，这就是好的嘛！
白居易是个模范青年，他和底层民众有平等心情，柳宗元反对“天命论”，是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写的《黔之驴》很好，有很深的寓意，告诫知识分子，不要自认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本地的“土包子”，要和本地群众和干部团结。
唐末藩镇割据，最为惨烈，黄巢、朱温大开杀戒，“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是底层人激烈的反抗，黄炎培和我谈过历史周期律，反反复复，虽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国乱，公卿之辈也未必能幸存，统治者的基本盘应该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要有这种制度设计，否则周期律难破。
另外就是教育和学习，人一旦脱离了劳动，眼光就离开了群众，久而久之，成为群众的对立面。这个时候，就要鼓励他们读史，也可以开班教学，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当干部的，做生意的，知识分子，都要终生学习，一个是从书本上学，一个是在实践中学，不但要学中国的，还要去看国外的，学了悟了，就有敬畏之心，看了这些血淋淋的历史，就会思考，不能走这样的老路。
南唐后主李煜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人虽然多才多艺，但是不抓政治，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都是能诗能赋的人，相当于书生办报，做不好事，南北朝、宋、齐、梁、陈等，有几个从乱世中杀出来的，倒是建了赫赫战功，知识分子当皇帝，也要下去做事，否则两眼黑。
宋元明清
赵匡胤得位太容易，他走之后，弟弟赵匡义即位，称之为“宋太宗”，这个人不会打仗，契丹每次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他总是上当，所以失败的多，还让杨业家里八个儿子死了四个，令人唏嘘。契丹善用诱敌之法，让敌人多占地方，他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等到时机之后灭敌。这种灵活的战术要学习之。
北宋的词人都是政治家，后人学的都是什么豪放派、婉约派，实则在政治上都有抱负和作为，司马光有毅力，用一辈子写成了《资治通鉴》，中国有两部大书，另一个就是《史记》，这两部书，都是作者在不得志的时候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上一些困难，也未尝不是好事情。如果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自杀，这就谈不上是一个有才气、有志向的人。
“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资治通鉴》写的好，虽然站在君王立场说话，但叙事有法，历史兴衰治乱写的很明白，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每读一遍，都能获益匪浅。
司马光从周威烈王写起，是因这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坏礼，而天下自坏也！”下面做的不合法，但上面还承认，没有是非，没有原则，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上面要是胡来的话，下面为什么要老老实实呢？这个道理在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
中国的皇帝有的很厉害，有的就是糊涂虫，但这也没办法，皇帝是世袭的嘛，只要接位的皇帝是糊涂虫，那么大臣就会胡来，专门做一些伤害老百姓的事情，然后会把责任推倒皇帝身上，“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就是说这些人的，坏的很。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功劳很大，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名声不是很好，而且喜欢居功，要挟小皇帝哲宗。不过王安石的变法，也没有考虑全局，“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王安石的主张很明确，就是发展生产力，但是全局没有协调好，地主阶级反对，老百姓也没有享受到改革的利益，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南宋有个臭名昭著的人，叫秦桧，但文征明看法不同，说：“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主和的责任不在秦桧，在宋高宗，他要搞安内攘外，自己都搞不成抗敌统一战线，如何攘外？所谓的安内，就是私欲，排除异己罢了，他们不懂得搞团结，可惜了岳飞和文天祥这些人，跟着这些蠢人后面，最后只能像陆游一样的感叹，“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元末的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很好，对人启发很多，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还要看外交，还要看组织能力。我从小爱读三国、水浒之类的书，我和斯诺说：“读书的时候，老先生讨厌这些旧书，但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1910年的时候，我离开韶山，挑的行李中，有两本书，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以我对天下大势很乐观，无非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
不要把朱元璋写的那么坏嘛，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应该写好点。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就是朱元璋，他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我们在遇到列强围堵的时候，也提出了这个观点，“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是为了自己的发展，不称霸，是为了得到全世界的民心。
后人把朱元璋画一个长长的瘦脸，下垂着一个很大的下巴，厚厚的嘴唇，鼻孔向前张着。这是不是西方传教士画的呢，记得欧洲有一段时间，王室里的贵族都长成这样。陈毅和我讲起这事，说：“这个朱洪武啊，是怕有人刺杀他，故意画成这样子的。”我说，朱元璋是放牛娃出身，但是不蠢嘛，要画好点嘛。
大家都说明代的《金瓶梅》是本不好的书，那要看怎么去看，以前的小说有历史故事和神话，而这本书都现实题材，是真正的明史，书里面不尊重女性，我们要批判。但是里面暴露出了统治与被压迫的矛盾，值得警醒。商人们与封建官僚在一起，形成了特殊的势力，若是没有约束，就成了社会破坏力，如果和人民站在一起，则是社会进步的力量，作者没有为他们找到出路，就用因果报应作了结尾，这就是局限性。
我看《明史》最生气，明朝除了朱元璋、朱棣不大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其他人总是把事情办砸了， 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自我革新很难，但难也要去做，明朝后来的皇帝放任不管，很任性，无用功做的越来越多，不上朝，逃避。明朝的人才很多，只是目标不明确，劲没有往一块儿使。
明朝的小说兴盛，三言两拍中还宣传婚恋自由和男女平等，这是一个好的变化。这本小说中，一改传统对商人不好的印象，写了不少商人的正面，写了很多不畏困难的行为，这要鼓励和提倡，善良、纯朴、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才是经济的本意，就是经世济民嘛。
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暴动，以及脱离群众。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从李自成身上得到的教训是，不可一胜利了，就骄傲，敌人的武力是征服不了我们的，往往会在糖衣炮弹面前吃败仗，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康熙平定西北，击败俄军，统一了台湾，他对西方自然科学也有浓厚兴趣，但是他搞文字狱不好。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这个功劳要肯定。另外他统一战线的政策做的不错，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要先进得多的汉文化。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是当历史书来看的，曹雪芹想补天，但写的却是士绅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时发生了矛盾。古代的多数小说中，女性都没有灵魂、没有个性，作为一个角色、一个生命而言，显得贫乏而单调。只有在《红楼梦》里，诸多女性才真正表现为人，充分呈现出社会性、独立性、思想性，显现丰满而真实的性格。
妇女能顶半边天，管教山河换新颜，我们不需要贾宝玉这样的青年，他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不会革命的！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
读书的时候，受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说：“凡人作一事，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他写的很多文字，可以放在逆境中鼓励自己。
近现代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同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现代中国人，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他全心全意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听过孙先生很多次演讲，他有宏伟的气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不应该割断历史，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蔡元培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蔡元培常常举办学术演讲会，我担任过两次演讲记录员。
章太炎是革命政论家，只是写的书难读又难懂，鲁迅说章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的还要大”。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先生，他是从英国回来的，后来我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天下万世有大难，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仁人所愿也！”像杨昌济这样的舍己为人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很多的，他们有很强烈的志向，非救一家，非救一人，而是要救天下。
杨昌济先生说，中国要改变，必须自下而上，普及全民教育。在说到西方文化，说要根据国情取舍，要将西方文化中国化，方能推动下去，他反对“留学迷”和“全盘西化”，但也反对“闭关自守”和“国粹主义”。
徐特立是我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候的老师，他总是告诫我，要和群众走在一起，而且还教我读书方法，“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时候不要快，要拿笔在旁边写下心得，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就是和徐特立老师有关。
黄炎培比我大15岁，我称他为兄长，在1945年7月4日的时候，我和他有一段对话，这对话估计当今的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环？这个需要未来更多的中国人参与，来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不要让黄炎培前辈失望，我相信中国人做得到。
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上，女子们是出了大力的，诞生了很多优秀的人，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其中的代表。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如果仅仅以为鲁迅只会批评，那就错了，要敢于看他的书，不是拿他的言论去论政或讽刺人，而是他说的东西，自己身上有没有？如果有，那就要改变，若是选择逃避，甚至不敢看他的书，那就要出问题。鲁迅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鲁迅的杂文大部分是针对敌人的，那么是不是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是可以的。当然要分清敌我，分清楚敌人的批评和人民的批评，不能用敌对的立场和态度去对待同志，必须用保护人民的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
鲁迅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个精神十分可贵，自我批评自我革命，十分地重要。
我在北平遇到一个好老师，就是李大钊同志，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蒋是不拿我们薪水的反面教员，他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把中国拖入了绝境。他写了本书，叫《中国之命运》，他根本不懂中国。不过没有蒋，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就不能武装起来，是他逼的。 关于其人的评价，包括对我评价，统统都留给后人吧。
马寅初说人口是不是可以计划生产？这可以进行研究试验。但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10年后有8亿，50年后有26亿1千900万。” 后来我提醒他，不要再说这句话了，生育计划要提倡，似乎数学推理不是这样计算的，需要有一个动态的方法核算。
陶行知教育搞的好，他说：“中国100个人中，有85个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
陶行知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村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的，他教人分利不生利，教农民子弟变成书呆子。”教师应该做人民的朋友，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作文需言之有物、不要无病呻吟、务必去掉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在反对八股中，我多次引用。
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历史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他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
陈永贵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
向雷锋同志学习。
国外
我看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60年，和蒙哥马利探讨起此人，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个讲的很对，后来我就引用了，改成了更容易懂的话，“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地想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最后打到了自己的脚上。他这样的人，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英美法他们要坐山观虎斗，就推动德国去打苏联，等他们打的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收拾时局，这些阴谋家一向如此，没有是非道德，只搞利益，将来也是这样，为了利益，说的话都是颠倒是非的。不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最后都是以害自己而结束。
罗素是知名的大学者，来长沙演讲，说反对工农专政。说可以用教育的方法，让有产阶级自己觉悟，这样就能避免战争，避免流血。我对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理论上说的通，事实上做不到。”
教育上要行得通，西方就不会出现过剩危机了，在中国也是同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靠他们觉悟，实在是行不通。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的一万丈高的人，现在同样一批人，一下子给他贬低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对他的评价，我认为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为好。
罗斯福是一个英明的人，他把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转变成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柱之一。
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领袖，人民并不总是知道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领袖必须做出决定。”但我不认同，我认为：“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个人时，他们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
杜勒斯是搞和平演变的，他鼓励苏联内部起变化，杜勒斯说，要用文化和法律代替武力，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等手段来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1958年，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上发表演说，要用和平的手段让苏联瓦解。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关于和平演变，帝国主义说，第一代第二代没希望，但第三代第四代又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话灵不灵？我们希望不灵，但也可能灵。
破除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要尽快发展生产力，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戴高乐人还不错，有勇气和美国闹独立，不听美国的指挥棒。但他也有缺点，把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他还在搞殖民。
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娄子，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他将一把刀子丢给了反动派，估计他日子也不太好过。
说尼克松改变了世界，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是少一些，你信不信？他和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尼克松到北京来，说我改变了世界，我回复他道：“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郊区几个地方。”改变世界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办到的。
自我评价：
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到了1918年才接触马列主义，我不是天才，我的想法都是从群众中间学来的，没有群众的支持，也走不到今天。《毛选》出版后，我就说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烈士用鲜血写出来的，这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外国文，还没有学通，经济工作也刚开始学，对于这些，我也要改，也要进取。我这个人啊，以后有人说我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我就很满足了。
写者注：
毛主席读书有批阅的习惯，他读书量非常之大，有些点评只有一两个字，也找不齐，所以总的来说，不足千分之一。另外他对同时期的同志们评价也非常多，这里就不放上去了，也不是很适宜吧。若要看，选集里是有的。
总的来说，他对人物的点评出发点，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客观的。 比如他小时候读书，说他崇拜的是梁启超和康有为，后来他遇见了胡适，说，“自从遇见了胡适，胡适的文章在我的心目中取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其实胡适后来要走的路，和他完全不一样，胡适对群众路线也毫无兴趣，但是他还是肯定了胡适对他的影响。
他的很多问题看的很准的，比如对赫鲁晓夫的前途预测，以及苏联的分崩离析，都作出了提醒。在五六十年代，他就说了，美帝国主义想来硬的肯定不行了，他们一定会搞和平演变的，一定会渗透，让自己人先乱起来，这些后来都被证实了。
但是他并不认为他说的什么都是对的，任何理论都要跟着时代一起去发展，尤其是方式方法要有新变化，但是怎么变？也不是拍脑袋，要调查研究，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做调查。
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语录是不能治理国家的，只是激发起大家爱学习的习惯，任何一个人的语录，是跟随着他的成长环境而诞生的，而环境总是变化的，比如以前要解决群众吃上饭，后来要解决吃饱饭，以后要解决吃好饭，再到后来，要解决群众的精神需求，所用的方法肯定不一样。
但方法不是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解决哪里的问题，就要去哪里！比如解决农村问题，全国的农村还不一样，有湖区，有山区，有丘陵区，想要解决哪个村子问题，就得在那个村子待上一段时间，问问老农，怎么做，才能过的更好，让农民自己提出方法，然后干部总结，可以先试点，好了，就在这个村子推广。
如果工人积极性不高，也不要说别人懒什么的，也要去车间待一段时间，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今最忌讳的是从未到过田间的人指导农业，从未下过车间的人来搞工会，这样都是做不好，最后还产生矛盾。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活在西方人制定的标准里，如果他的标准，会让你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还没有那样的好心吧。西方列强做的国际秩序，更多的是“不平等条约”，你看法国和非洲的交往，欧洲和拉美的交往，美国和世界的交往，都是如此，他占你便宜，你未必能占到他便宜。
所以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国际标准，我们的标准是“平等条约”，不要做欺负人的事情，你欺负人，时间长了，就没人和你交往。但也不能让别人一直占便宜，别人喜欢占便宜，他就独立不起来，发展不起来，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好，都是要靠本国人民的，而不是靠施舍的，这个道理，要讲给每个人听。
要有自己的观点，我们不站队，但是要有明确的是非善恶的观点，生意是生意，道德是道德，不能和美国那样，有生意做，就不要道德，没有基本是非观的国家，是不值得被尊重的。
有问题不用怕，有困难不用怕，上下五千年，哪天不遇到问题，哪天不遇到困难，怕就怕在把头埋起来，装作看不见，遇上困难绕着走，最后遇上大困难，就要栽跟头了。
总而言之，要多听人民呼声，要站在大多数人一边，他们是最爱这个国家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依靠群众这条线路，但是依靠群众之后，你要服务群众，不能光索取，不付出，要把人民时刻放在心上，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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