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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无碍致富
人口老龄化显然将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但人均GDP的增长不完全受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影响:首先,全要素生产率不会因为劳动力减少就降低;其次,国民根深蒂固的储蓄习惯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撑。所以,中国人会越来越富有
老龄化无碍致富
中国人是先变老还是先变富,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中一直就很有争议。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客户通过信件向我表示了对此问题的浓厚兴趣,希望了解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于经济发展和消费潜力的影响。
毫无疑问,人口结构变化将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也不例外。如果受老龄化严重困扰,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减缓。
其实在2005年,我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只是浅尝辄止,现在我的研究应该能给投资者带来更多惊喜。
老龄化浮现
我想所有关心中国的投资者都对这幅图表非常熟悉(图1)。根据预测,中国人口数量将在2040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就逐年递减。但是遗憾的是,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要远远早于人口总数量的减少。2015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就会出现递减趋势。然后在人口继续增长的过程中,非劳动人口(老人和孩子)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
这意味着什么呢?显而易见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
我想任何有经济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撑要素,对于中国这样严重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更是如此。因此,只要劳动力投入减少,经济增长速度必定放缓。
但是我关心的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在这篇文章中我要指出的是,届时中国的人均GDP能否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经济学家的假设是,非劳动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之后,中国的人均GDP可能会走向下坡路。沿着这个假设推理,人口老龄化将给中国人的致富梦蒙上一层阴影。
在开始正式分析之前,我想回顾一下在宏观经济层面提高人均GDP的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提高;第二,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从低附加值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部门(我想中国人正在这么干,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正被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来);第三,依靠在基础设施和教育上的投资,让每个劳动力身上的附加值得到提高;第四,让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更好配置,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人均GDP增长速度仍不低
人均GDP提升的前两个基本条件,无非就是David Bloom提出的“人口红利”理论中的两个要素。必须指出,这两个假设的作用都能够立竿见影,而且数据比较容易获得,说明起来也非常容易。
目前,中国劳动人口增长率比总人口的增长率要高0.3个百分点,但是20年后,劳动人口增长率将比总人口增长率低0.3个百分点。0.6个百分点,将是巨大的差距。所以,今后20年,仅仅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人均GDP就将回落0.6个百分点。
瑞银估计,当前中国GDP增长率为9%,那么也是说,到2020年-2025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将会降低到7%。与此同时,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会从当前的8.4%降低到6.8%。幸运的是,中国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还将继续,因此,到2020年,劳动力供给还算比较乐观。
以今天中国的标准来看,6.8%似乎有些不起眼。但是,不妨来看一下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图2)。
从1960年到1995年,那些创造“亚洲增长奇迹”的国家,在此期间的平均人均GDP增长速度也不过6%左右。因此,我认为即使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强劲,中国人依然走在通往富裕的高速公路上。
这个判断还没有涉及影响人均GDP变化的另外两个要素。在我看来,能够对中国人均GDP产生深远影响的,正是人口和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两个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更为重要。
生产率不因劳动力减少而降低
在这个讨论中,生产率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当然不是因为生产率要素不重要,恰恰相反,生产率对于研究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非常重要。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它们各自的高速增长期,生产率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1%到2%的高水平。
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率能在20年里保持这样的高速,那么将会是了不起的经济成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会与非洲国家之间会拉开那么大的差距。而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奇迹,在过去25年里,中国的生产率一直保持着2%到3%的高增长速度。
事实上,生产率是受到经济增长极限,而不是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正处于劳动力转移之中,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投入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在机械化劳动的环境下,几乎找不到证据证明,只要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生产率就会随之下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处于老龄化的前夜,我还对中国经济如此有信心的原因,因为它的生产率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降低。
国民储蓄对投资的推动不减
在几乎所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投入都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驱动器之一。以中国为例,固定资产投资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60%以上。之所以亚洲国家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把投资维持在占GDP30%到40%的水平,是因为亚洲国家都有节俭和储蓄的习惯。
但是,有一个结论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的,那就是当居民退休之后,由于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他们的储蓄能力必定也会下降。
在讨论中国储蓄水平变化之前,我想告诉读者一个经济学常识,也是经济学家公认的结论,就是当经济体进入发达国家水平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会相应下降。这是因为在人均资本拥有量上升之后,居民会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
对于GDP增长来说,投资的贡献率超过消费。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和美国无法达到诸如9%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会遭遇的最大瓶颈。
回头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00美元,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基本上不可能感受到瓶颈的压力。
言归正传:中国是否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储蓄率下降,进而致使投资水平严重滑落,最后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滑?
我的答案是根本不可能,两个理由:
首先,中国巨额的储蓄总额,是因为中国居民良好的储蓄习惯,而不是可支配收入的多少。熟悉中国的投资者都知道东部的经济水平远较西部发达,但是中国东西部的储蓄率却没有太大差距,甚至较贫困地区的储蓄水平还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在这样的国民习惯下,即使人口老龄化让更多居民进入退休年龄,也不会造成储蓄滑坡。
其次,历史数据告诉我,即使国家受到老龄化困扰,其储蓄水平也不会下降太多。首先来看欧洲发达国家,德国的储蓄水平几乎没有下降,法国的储蓄占GDP下降了4个百分点,而美国和英国则各自下降了5%和6%。
接着来看中国的亚洲邻国,尽管亚洲各国的储蓄波动差异性很大,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的储蓄率变化都没有像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夸张。除了日本的储蓄率下降比较明显外,其他国家的储蓄水平几乎都看出有下降的趋势。
这说明了当居民达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他们也会根据收入的多少调整消费行为,来保持较高的储蓄率。而且,养老金能够保证他们拥有一定水平的收入。不得不承认,养老金制度成功地实现了财富转移,确实起到了对冲储蓄下降的作用。
但是,中国是否存在不同呢?我想中国和邻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执行的政策,致使今后20年中国劳动人口将会急剧下降。即便这样,也不会对储蓄和投资造成太大影响。
因为我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当西方国家步入老龄化的前20年,其储蓄水平就会出现快速下降;反观亚洲国家,几乎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图3、4)。通过数据研究,我认为中国的情况更类似亚洲国家,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
回到我最初的判断,我预测从2020年到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我认为这还是全球最高水平)。根据历史数据推演,我认为要维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投资应占GDP的32%以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储蓄率应该要略高于32%的水平。我想,这对于乐于储蓄的中国居民来说,应该只是小菜一碟。
目前,中国的储蓄占到了GDP总量的50%以上,这足以让不熟悉中国情况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只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经济学家就会认同,中国不会走上和西方国家相同的道路。
(作者为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本刊记者齐忠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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