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建斌，青年中医学者，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董勤，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高武对针灸学术体系的认识和界定，可以通过《针灸素难要旨》的研究得到初步确 定。在继承《内经》《难经》理论体系的基础上，高武按照针刺操作、疾病治疗、经络和腧穴为主要知识模块，进行逻辑上的学术体系构架。以“九针”和“操作”为针灸学术的起点，将“补泻针法”作为针灸医生技术提高阶段的要求，并突出十二经脉病候，将经络理论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高武对针灸学术体系的界定，对当代针灸教育、学术研究等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针灸素难要旨》原名《针灸节要》，是高武节集《内经》《难经》中与针灸相关的章节，重加编次、整理、删繁、注释，汇编而成，共三卷。虽然文章内容并非高武原创，但是在内容选择、编次以及篇章结构等方面，体现了高武对针灸学术体系的界定和内涵的认识，试作初步探析。
1.1 作者
高武，号梅孤、梅孤子，明代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针灸学家（生卒年记载不详，大致生活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约16世纪初）。据《鄞县志》记载，高武通天文、乐律、兵法，嘉靖年间考中武举，官至总兵，因志愿未遂，愤然弃官归里，专究医术，尤长针灸。著有《针灸聚英》4卷、《针灸节要》3卷、《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还铸造针灸铜人3具（男、女和儿童各1具）。
1.2 成书与流传
高武摘录《内经》《难经》有关针灸之论述，编撰成《针灸节要》（又称《针灸要旨》）3卷；汇集各家针灸之说，编撰成《针灸聚英》4卷（又名《针灸聚英发挥》），两书相互辉映。嘉靖丁酉年（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以《针灸节要聚英》初刊。《针灸节要聚英》共3帙7卷，其中上帙《针灸节要》3卷；中、下帙为《针灸聚英》4卷，现多作为两部独立的针灸专著流传[1]775-784。
《针灸节要》在国内流传不广，明清两代不见重刊，倒是在日本一直有流传。据考证[2]，曲直濑道三（1507-1595）曾引进当时（中国明代嘉靖年间）的中国医学，著有日本首部针灸专书——《针灸集要》，书中引用了《针灸节要》《针灸聚英》等文献。1655年和刻初本出现[3]。江户时代（1603-1867）的冈本一抱（1654-1716，日本福井县人）重订《针灸节要》为《针灸要旨》，后又称为《针灸素难要旨》或《素难要旨》，此本于各篇目前加上序号，以便检索，并补正了原本中个别错字、缺文。清末，日本人岸田吟香（1833-1905）在上海开设的乐善堂，于1887年前后印刷的《针灸素难要旨》使用了1715年（1753年后印）的和刻版本[3-4]。于是《针灸节要》以“《针灸素难要旨》”为名，回流国内，始有冈本一抱重订本《针灸素难要旨》刊印流传（下概称《针灸素难要旨》）。
1.3 版本考
《针灸素难要旨》版本主要有两个系列：陶师文刻本（高武原著本）和日本冈本一抱重订本。
2.1 全书框架和内容
《针灸素难要旨》全书具体内容以针灸经典理论为主。其中卷首：除“序文”“凡例”外，还有“九针式”图；卷一：为《难经》节要，包括“补泻针法”等18篇；卷二：为《灵枢》《素问》节要，包括“用针方宜”等41篇与针刺操作有关文章和“热病”等48篇各病症针刺治疗，以及“艾灸方宜”等8篇以艾灸为主题的文章；卷三：包括讨论“经脉”和“腧穴”等10篇文章。
高武在本书中，除对经文进行收集、整理和注释外，还对各部分内容进行立题分类，突出了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
2.2 各部分的内在逻辑关系
高武在编撰《针灸素难要旨》时，主要摘录了《内经》和《难经》的文字，但是在编撰体例上，却是“各以类相从，不拘旧经篇次”[5]凡例；在章节方面，也是“或录其全篇，或摘其一节，而类聚之”[5]凡例。因此，高武在编撰《针灸素难要旨》时，有自己独特的考量和设计。我们以《针灸素难要旨》各部的内在逻辑关系为线索，以窥其貌：
于全书之首、各卷之前，高武先列“九针式”。九针式，即九针图，清代《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称为“九针式图”[6]。将“九针式”列于全书正文之前，似有总纲、引言之地位。“九针”的文字记载首见于《灵枢·九针十二原》，即是九种针具及其相应操作、临床适应证。而元代杜思敬《针经摘英集》所记载的“九针式”，是目前所能见到关于“九针”图式最早的文献记载[1]413。对比可知，《针灸素难要旨》的“九针图”与《针经摘英集》所载不完全一样，是另有所本还是高武创作，尚需要进一步考证。
《灵枢经》首篇即是讨论“九针”，因此，也可以认为“九针”是《灵枢经》针灸学术的起点，元代杜思敬《针经摘英集》继承这一模式体系。明代高武的《针灸素难要旨》也体现了这种学术安排，这是出于他“尊古崇经”的思考还是杜思敬《针经摘英集》学术体系的延续，尚需要进一步考证。高武在《针灸素难要旨》第二卷第二篇又以“九针式”为题，参考《灵枢·九针十二原》，摘录《灵枢·九针论》的文字，详细阐述九种针具的形制。从这里推测，高武“尊古崇经”考量的可能性更大。这种以“九针”为针灸学术起点的学术范式， 也被清代《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所传承[6]。
卷一主要是《难经》文献的摘录。高武以滑寿《难经本义》为主要依据，依次摘录“行针补泻”（卷一1~4，共4篇）、“井荥俞经合”（卷一5~11，共7篇）、“经脉”（卷一12~15，共4篇）及其他（卷一16~18，共3篇，分别是“原穴”“八会穴”“上工下工治病”）。由此可见，高武依次以“补泻针法”“五输穴”“经脉”等为主题，摘录《难经》原文。
第二、三卷主要是《灵》《素》节要。其中，卷二内容较多，还分上、下两部分。两卷依次为“九针”（卷二上1~4，共4篇）、“诸刺法”（卷二上5~36、卷二下1~5，共37篇）、“病刺”（卷二下6~53，共48篇）、“补遗篇刺法”（卷二下54~59，共6篇）、“灸法”（卷二下60~67，共8篇）、“经脉”（卷三1~6、10，共7篇）、“腧穴”（卷三7~9，共3篇）。由此可见，高武依次以“九针”“刺法”“病症治疗”“灸法”“经脉”“腧穴”等为主题，摘录《内经》原文。
总体来说，高武主要是按照针刺操作、疾病治疗、经络和腧穴为主要知识模块，进行逻辑上的学术构架，也体现了明代中期针灸学术体系的框架。这一安排，比较符合针灸入门学习的路径和临床递进提高、理论逐渐深化的认知规律和知识迁移过程。
2.3《针灸素难要旨》的学术定位
高武认为，《内经》《难经》等典籍的问世，为针灸理论奠定了基础，大大促进针灸学术的发展。但当时的针灸从业人员，普遍只重视实践、轻视理论，更加忽视经典。即使阅读，亦仅以《玉龙歌》《金针赋》《标幽赋》等歌赋而已。高武认为“医书最古而可信者，莫如《素》《难》，于针灸之诀又独详焉。盖原人之经络、血脉、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而针、石、汤、火各有所宜，施其齐之，得也”[5]序。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高武编撰了《针灸素难要旨》。原书主要依据《内经》《难经》的经典理论，进行摘录并以类相从。
从本质上说，《针灸素难要旨》 是针灸经典理论的专著，体现了高武对针灸经典理论的深度思考。相比较《针灸聚英》切合于临床实用，《针灸素难要旨》的理论性较强，文字上又与《内经》《难经》相重，故后世少引起人们重视。
《针灸素难要旨》对《内经》《难经》的针灸文献进行了选择性摘录，并且又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分别对《难经》和《内经》的文字进行了重新编排，体现了高武对针灸学术体系构架的思考。其中有几点值得重视。
（1）以“九针”和“操作”为针灸学术的起点。无论是《难经》节要还是《灵》《素》节要，高武都选择以“九针”和“操作”为针灸学术的起点，即是从针刺操作开始切入，系统介绍刺灸操作、疾病治疗、经脉、腧穴等。从刺灸操作切入，是古代针灸教育的主要门径， 无论是师承教育还是清代太医院的针灸课程，都以此为主要教学模式[7]。
针灸学习的门径，一般来说有3种：一是从针刺操作始，如《灵枢经》《针灸素难要旨》《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等；二从腧穴定位主治始，如《针灸资生经》等；现代针灸学科体系构建时，梅健寒老师等从针灸学科学术的角度， 以经脉理论为针灸入门的门径［8］，此后高等中医院校各版《针灸学》教材从之。当代有学者［9］比较三者之间优势与不足，提出学习针灸当从刺灸操作开始。
（2）恰当处理“针刺操作”与“补泻针法”的关系。就针灸临床来说，各种刺法操作是处理不同病症的不二法门，对于临床疗效而言，针刺操作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补泻针法”又是比较特殊的部分，受到历代医家医著的关注。高武在《难经》节要一卷中，只有4篇关于针法，且都是“补泻针法”；而在卷二《灵》《素》节要中，共有37篇各种刺法，另有6篇是关于《内经》“补遗篇刺法”。值得注意的是，高武将《内经》中各种补泻针法汇集在卷二第16篇“补泻”一文中，集中表述。高武这种浓墨于各种操作方法、淡化补泻操作的学术安排，与他“凡用针补泻，自有所宜，初不必以是相拘”［5］18的学术观点相一致。而当代针灸学教材，一方面强调针刺补泻手法，并列举了一些重要补泻手法，如提插补泻、捻转补泻、疾徐补泻、开阖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等，另一方面，对于这些补泻手法的客观依据、临床适用范围等，尚缺少清晰的阐述。
（3）重视十二经脉病候。十二经脉理论是经络理论的主体内容，其中经脉循行与经脉病候是其两大核心内涵。高武在《难经》节要中，依次记述了“经脉流注”“奇经八脉”“十五络脉”“奇经病”，而在《灵》《素》节要中，依次记述了“十二经病刺”“奇经八脉病”“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十二经筋”。高武首先突出和强调了十二经脉病候，然后记述经脉循行的分布，这种学术逻辑体现了对十二经脉病候的重视，注重经脉理论的临床价值取向。高武之前，元末医家朱丹溪的《丹溪心法》 卷首即是“十二经见证”，将十二经脉病候作为全书之首［10］。梅健寒老师等在编著《针灸学》［11］（195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时，强调了十二经脉循行和病候的关系，并以示意图的形式加以呈现。经络理论与临床实际的紧密结合，是其存在的实践基础和理论价值所在，而其中经脉病候可能是“晶核”。
高武对针灸经典理论的认识和阐释，是其对《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独特认识和思考的结果，尚有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和余地，尤其还需要与《针灸聚英》的临床经验相互为用。随着对《针灸素难要旨》针灸学术体系认识的深入，这种思考的脉络也必将越来越清晰。
高武《针灸素难要旨》对针灸学术体系的界定，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刺灸操作、临床治疗以及经脉理论、腧穴理论等四大部分，与当代《针灸学》教材的知识模块一样；结构上，以刺灸操作为学术起点，以此包括治疗和经脉、腧穴等理论。其中，操作方面“补泻针法”仅限于一篇文章，而经络理论中，十二经脉病候被首先强调。高武《针灸素难要旨》对针灸学术体系的界定，对于当代重新认识和界定针灸学科学术体系和内涵、传承针灸学术和改进针灸教育教学、提高针灸临床的理论指导和疗效，都是极具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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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针灸》2012年12月第32卷第12期，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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