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国文考试就由国学大师陈寅恪出题。
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他认为，国文入学试题应该尽量“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字之特性有密切关系”， 所以不主张故作深沉地出一些高深莫测的试题，将学生直接绕进死胡同。
陈寅恪出了一道题，是“对对子”，上联只有三个字：“孙行者”。
1932年距离废科举不过才三十年时间，广大书生竟然连“对对子”也不会了，他们不知对仗为何物，乱对一气。很多考生针对“孙行者”是西游人物这一点，猛灌以“猪八戒”、“唐三藏”、“沙和尚”、“牛魔王”之类字眼来应对。
据说，还有考生因为不会，一怒之下，对了“狗东西”、“王八蛋”。这些答案，让陈寅恪大为摇头叹息。不过，试卷中也出现了以“祖冲之”、“王引之”之类的答案，赢得了陈寅恪的颔首称赞。
祖冲之，是中国古代数学家，世界上最早研究圆周率的人。大家都知道，以“祖”对“孙”，都是名词；以“冲”对“行”，都是动词，对得工整；以“者”对“之”，都是“之乎者也”类语气助词，对得很妙，可谓绝配。
王引之，是清朝训诂学大师王念孙之子，也是大儒，但以“王”对“孙”，似乎就差强人意了。
可是，有一个考生的答案是：“胡适之”。
胡适之是民国国学大师胡适的字，在当时，是个时髦大人物。陈寅恪看了这个答案，大为激赏，当时就表态说：“就凭这三个字，这个考生想上清华的哪个系都行！”
这个考生名叫周祖谟，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这里得说一下，为什么周祖谟的下联会得到陈寅恪的大加赞叹呢？
周祖谟在回忆文章中曾专门谈到此事：“当时我想到可以作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引之’，一个是‘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引’又是另一个意思。所以我就以‘胡适之’为好。”
1965年，76岁的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对此事也有回忆，他说：“其对子之题为‘孙行者’，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又说：“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即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
再说明一下，苏东坡诗“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中，“卢行者”，即六祖慧能，而“韩退之”即散文大家韩愈，“过呼”的意思即名过其实。苏东坡这两句诗想表达的是：我前生恐怕是卢行者吧，我只敢比作卢行者；后学将我比作韩愈，我可不敢当了。
苏东坡的上联出现一个“卢”，下联出现一个“韩”，而“卢韩”两个字是指犬。那么，现在陈寅恪的上联出现一个“孙”， 周祖谟的下联出现一个“胡”，“胡孙”指猴子，其妙堪与“韩卢”相对，而末尾的“者”和“之”都为单纯词。相比之下，“祖冲之”等对均不如“胡适之”来得工巧。
陈寅恪说自己“故作狡猾”，就是因为早已定“胡适之”为最佳答案。在陈寅恪心里，“胡适之”对“孙行者”，不仅对仗工稳，平仄协调，可与苏东坡之句媲美，而且化用典故，妙合古今，又能调侃同为大学者的胡适是“猢狲”，乃是人生一大快事。
说起来，为什么要调侃胡适，也有一些小故事。这一年（1932年），陈寅恪写了一篇研究“卢行者”即六祖慧能的文章——《禅宗六祖慧传法偈之分析》，曾批判偈语“菩提本无树”那几句，“半通不通”。而胡适在1917年曾以讲义印发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而下卷一直没写出来。胡适这书褒贬皆有，比较“权威意见”的评价就是金岳霖说的：“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此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再有，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宗师，而胡适之这时也是提倡白话文的文坛宗师，借这个机会，讽刺胡适一下，又有何不好？
于是，陈寅恪在评卷过程中，斗然看到了自己心中早已设定的答案，当即大喜过望，拍板该考生可在清华任意选择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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