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囤在家中、无处可去，无工作可做的漫长时间里，我看完了《大明王朝1566》。这是一部在豆瓣上的历史最高分的神剧，高达9.7分。而且，在知识分子当中的口碑极高，称其是第一神剧。真有那么厉害吗？
这部电视剧是2007年播出的，刘和平编剧、张黎导演，每一个人物，都刻划得非常入骨。播出的时候是十多年前，表现的故事是四五百年前，但如今重看，不仅没有过时，结合起事实，愈发觉得它对整个帝国的官僚体制及政治结构，有着极为深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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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不同的场合，我都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从什么时候起，我对这个社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理解了现实的政治逻辑？是从我反复读《史记》和《汉书》开始的。两千年来，这个实质并没有改变，历史里那些人物利益与关系，就像榫卯相扣，咬得死死的，每一个个体、不管你是黑还是白，都有缺陷，但嵌进这个结构中，却极为稳固，无法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从秦始皇建立起大一统起，汉武帝等历朝历代对其的统治理论和行政手段不断添砖加瓦、不断升级之后，固若金汤的原因。朝代名字可以变，皇帝可以换，但统治方略和思想资源，却大体不变。
先来说说《大明王朝1566》中我不喜欢的角色。《大明王朝》是一部绝对的男人戏。其中的几个女性角色，如海瑞的母亲、妻子，以及芸娘，都是刻划得比较失败的人物。因为，这几个人物都是非常典型的刻板印象：
海瑞之母就是一个霸道、蛮横的“大母神”。她勤劳、能干，但在无法控制儿子的事业心和身家性命之后，就转而控制儿媳妇。海瑞直至四十岁仍然每天睡在母亲的床边，除非母亲特批他应该跟妻子睡觉，以生下孩子。
海瑞之妻，则是一个娶过来尽孝、服侍母亲、兼任胎器的人肉工具。海瑞在得知妻子难产而死之后，只是叹一声“儿子不孝”，觉得愧对母亲，没有给母亲留下孙子，“无后为大”；可同一时间，海瑞知道皇帝死了之后，当场吐出鲜血，昏了过去。
芸娘，一个妓女，也是一件在第一大商人沈一石、京城以外的第一大太监杨金水、有才情的杭州知府高翰文之间互相赠送的礼物，用来体现男人的慷慨和友情的礼物。
三位女性的戏份和故事，都很难看。想想，也不能怪编剧，因为历史上的女人，无非也就是“母-妻-妓”三种工具身份当中转换，都是为男人所用的。仔细想想，母-妻-妓，这三个身份，都是从男人的视角来定位和命名的，她们不是独立的人。
女性角色，只有李妃的戏份不难看。为什么？因为，她是一个政治人物。虽然戏份不多，但她有政治眼光，是在若干个政治转折的关键时刻能推一把的人物。真实历史上，李妃即是后来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掌握实权多年，国家基本稳定富强。
其实，电视屏幕上最常见的古代后宫题材，不过是政治斗争的迷你版，你以为女人的斗争残酷，这才哪到哪呢，真正的朝廷斗争，比后宫斗争暴烈百倍，从小的说，失势丢官；从中等的说，抄家灭亡，从大的说，前朝一个决策，即可生灵涂炭，流血千里，伏尸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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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惟有死神最后裁判一切。
在故事当中，有三派，互相斗争。一是严嵩、严世蕃为代表的实权派，他们把持朝政二十年，贪污腐败，无恶不作。一是以裕王（太子）为后台，徐阶、高拱、张居正为首的清流派，他们一直在与实权派作斗争。一是以吕芳为首的宦员，他们把持司仪监，主宰着与皇帝沟通的通道。
故事的开始，是从一位钦天监敢于直言“民不聊生”，被活活打死开始的。由此，暴露了朝廷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问题，这成了皇帝和严嵩等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他们想出了一个“改稻为桑”的做法，在浙江一带，把这个当作基本国策推行下去。用织出来的五十万匹丝绸卖到西洋去（比卖到国内的价钱高不少），这样就可以暂时把亏空补上，让帝国仍然能够正常运行。
但是，如果按公平的市场价格，五十石一亩收购农田来种桑，丝绸商人便无利可图，中间还有层层盘剥，向来等着从中渔利的官员无利可图也不会让这事儿轻松办成。于是，严世蕃与杨金水合流，把浙江淳安等几个县决了大堤，水淹农田，数千人死亡，十数万人无家可归。这样，农户们活不下去了，就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八石一亩把田买给大商人沈一石。这样，商人可以赚钱，官员也有空间可以贪污了。但体恤百姓的其他官员，如胡宗宪、高翰文、海瑞等人，坚决阻止这件事情办成。
为了平息众怒，杭州知府和当地县令以及河道衙门主管被问斩，当了替死鬼。
“改稻为桑”是一件纯虚构的故事，但整个故事的逻辑，却非常吻合当时的政治生活。严嵩和严世蕃，是“大贪官”，严世蕃为了敛财，嚣张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但严嵩，却派出了自己最清正廉洁的学生胡宗宪去主政浙江，严世蕃也派出了坚决不肯同流合污的清正的高翰文去当杭州知府。这两人，制掣了他们敛财，让他们的改稻为桑处处难以推行，最终近乎流产。
但也正是因为严嵩用对了胡宗宪，能干的胡宗宪一天在做事，严嵩就一天不会倒。所以，他派人给胡宗宪的密信就是：“倭寇不可不剿，但也不可全剿”。因为等倭寇剿完，胡宗宪的实用价值就小了，严嵩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赵贞吉，廉洁无私，但却是一只老狐狸，首鼠两端，并无固定原则。有的官员贪钱，他不贪，不从中谋利；有的官员顾念百姓艰难，他不考虑，只求把上头安排的事情做完；有的官员以求直名，他也不讲究；他没有任何要顾念的人，不像胡宗宪要顾及严嵩（反过来也如此），不像杨金水要为吕芳着想（反过来亦然）——这是一个不念百官，不念百姓，不站清流不站浊流，也不见得特别忠于皇帝，只是一个急着履行好布置任务的精英官僚。
不过，他笑到了最后，仅仅几年时间，他从浙江巡抚一直到入主内阁。
徐阶、高拱、张居正，是忠于裕王的政治集团，与严嵩的政治立场本是针锋相对的。但徐阶十多年来一直担任着严嵩的副手，尽心尽力协助他。即便在严嵩被斥令在家休养期间，徐阶独自一人领衔内阁，他依然不敢独专，依然尊严嵩为首辅。也正是他的耐心和老成持重，终于熬到严嵩倒台。
胡宗宪，太完美了，既心系百姓，又忠于皇帝；既正直廉明，但又能顾全大局不偏执。上能击倭寇，下能修水坝。但他又不愚忠，大事不可为时便懂得激流勇退，保全自己。是一个集忠、贞、廉、智、勇、能于一身的大臣。惟一的暇疵，便是他是严嵩的学生；虽然他不认可严嵩，他却绝不能反对严嵩。这是一种伦理上的困境。
杨金水，坏也坏到极致，好也好到极致。他一心只做两件事：一，忠于自己的干爹；二，谁对我好我便对谁好。除此之外，没有是非对错。所以，要决堤淹田便决堤淹田，要杀人就杀人，这无所谓。但有人要借他的名头来陷害高翰文，他就决不饶恕；芸娘侍候他多年，他就不计较“绿帽子”，负责她后半辈子平安；沈一石与之互相利用，但临终前与之惺惺相惜，他便愿替他偿还心愿，当半个知己看待。最后，更是为了保全吕芳及幕后一干人等，装疯三年，忍受非人的折腾。
吕芳，一条心，是忠于皇上，一条心，是为自己的干儿子们谋后路。因为他处处为后辈们着想，时时想办法荫蔽着干儿子，干儿子们个个都敬他，爱他，忠于他。也这是一点，引起了皇帝的忌恨，担心他结党谋己。但又因为其对皇帝忠诚，皇帝虽然怨他，终究还是信任他、宽囿他。
沈一石，则是一位悲剧人物。虽称江南首富，阴险深沉，但财产几乎都用来行贿官员了，最后仍难逃一死。朝廷的开销就是这么大，宫中数万人，藩王宗室数万人，还有各级官僚，还经常有战事，有灾年。在无法盘剥老百姓（已被盘剥得几乎活不下去了）的时候，就盘剥商人。沈一石迫于无奈，用自己的钱买米赈灾；在毫无过错的情况下，仍然被迫自杀并被抄家灭门。
我曾说过，权力就像是大象，再聪明的蚂蚁，也打不过大象。沈一石无论如何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高翰文，也不过是下一个沈一石罢了。
裕王，政治智慧比起其父嘉靖帝，差远了。剧中的嘉靖只有他一个儿子（真实历史中他是三儿子），但他支持着清流，与严嵩等人展开党争。实际上并无必要。江山是你的，你迟早是给大家分饭的人，你站什么队呢？为什么还要排队等饭呢？如果不是他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一个能干的妻子，一群能臣，他真很难把江山治理好呀。不过，话说回来，也许正因为他的宽厚，软弱，能听从不同意见，所以隆庆年间仍然算是明朝国力强盛、欣欣向荣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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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的每个人物，都与这几条线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只除了两位主角，嘉靖与海瑞，恰恰都不在这三派当中。
嘉靖，是所有人的主子。他是给所有人饭吃的主子，是在背后牵着木偶线的主子，他随手拔弄一下，政治势力和版图就重新分配。而海瑞，则无党无派，无偏无私，不是清流也不是浊流，所有人的饭都不吃，连皇上的饭都不吃。
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一心修炼。但据史料记载，嘉靖帝把整个大明朝的财政收支掌握在他的手中。据说除了修醮炼丹以外，他关注的便是计算全国的财政收支，以至后世得出一个结论，大明朝的户产尚书实际上就是嘉靖帝本人。
《大明王朝1566》里的每一个大臣，都极其聪明，但还有一个人，比所有人都更聪明，那就是嘉靖本人。严嵩拔弄权术二十余年，他教训他的儿子，称：
“记住：整个大明王朝，只有一人能够呼风唤雨，那就是皇上，只有一人能遮风挡雨，那是你爹，不是你！”
严嵩太了解皇帝了，他知道他只是在扮猪吃老虎。
在嘉靖发现严党贪墨无数之后，大怒：
“他严嵩拿800万两，朕拿400万两，还要朕感谢他们！”
“这都是朕的！都是朕的！”
从这部电视剧的一开头，嘉靖就知道严氏父子是怎么样的人。他憎恶他们俩。
甚至，在浙江贪官那里的审案口供上，他看到了，是严世蕃下令决堤淹田，犯了这种大逆不道足以灭十族的罪行以后；他气坏了。然后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告诉内阁们，包括严嵩，我没看，我把供词给烧了。连严嵩都不知道，皇帝在保全他。
因为用不用严党，倒不倒严，什么时候倒严，怎么倒，只在嘉靖的一念之间。他知道严党极尽贪污之能，但是他还要用严党来敛财。而只想要好名声、不愿过度盘剥百姓的清流，哪里能弄来那么多钱呢？
嘉靖需要人去干脏活。严嵩也知道皇帝需要他干脏活，所以胆子才这么大，才这么多年都屹立不倒。
另一方面，嘉靖是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从不上朝，却牢牢把权力把握在手中。靠就是手中的傀儡线，有时打击清流，让奸党的气焰高涨；有时肃清奸党，让清流们觉得国家有望。但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棋走的是什么。揣测圣意，几乎不可能。
靖嘉的政治鸡贼（智慧），在与海瑞的对话当中说得非常清楚了：
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要朕只用长江而废黄河，朕其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便需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炼等人的道理。
还有几句话，在剧中也是题眼：
“无关对错，皆因糊涂。”
“君父没有错的”。
所以，海瑞的罪，就是违逆君父，不是因为他错了。他批评嘉靖，嘉靖大怒：你无君无父，弃国弃家。
嘉靖为什么不杀海瑞？为什么又不能直接宽恕海瑞、而要留着给裕王登基之后再来赦免海瑞？实际上也是嘉靖权谋的一部分：嘉靖既要为自己博得直名，但又不允许有人猜到他的喜好，让海瑞及裕王等人的势力认为清流已胜，也不允许再有人用此方法博直名。对错，其实根本不重要，只是一个理论工具而已。
海瑞的刚直，并不神奇。因为在嘉靖一朝，有无数抗争的直臣上谏，被贬被杀被活活打死；神奇的只在于，为什么别人得罪上司，别人直谏，别人对皇帝不敬，不是迅速夺去权力或夺去生命、不可能继续抗争，就是被现实教育而从此闭口不言，而海瑞，一次一次又一次地以上犯上，却还能继续活下来，甚至加官进爵？
一方面，海瑞确有能力，职责分明，是位职位不高的能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党争到了关键时刻，海瑞这种直臣，是一枚非常好的棋子，两边都想利用他。严党倒了之后，清流与皇帝之间的矛盾目益显现，海瑞成了决战的法码，两边都想用好他。
不是因为海瑞有多直、多勇，而是他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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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结一下这种封建王朝精巧的统治结构，再来看看现实，总结出了一些规律。
一，灾难发生了，地方官员极其腐朽无能，百姓一片怒骂。但实际上，这不是地方官员的祸，而是中央的决定。但你们看不见那只无形的手，只看见背锅的人。比如说，浙江决堤，其实是严世蕃下的命令，炸掉大堤，但是，最后也是严党们，要求斩了地方官员马宁远等人，平息众怒，也是遮掩自己的犯罪。
二，君-臣-民，三者，不仅不是统一的，而且经常是对立的。你要忠于皇帝，便是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你要安抚百姓，皇帝就无法利益最大化，就会惟你是问。以为君与民是同一回事的，以为朝廷可以代表百姓的，那简直比海瑞天真一百倍。
三，臣，夹在中间，像小媳妇。但是，对于臣来说，政治上要求他们忠于君，而不是忠于百姓，所有的考核标准，都是以“君”为准绳的。对百姓，只要不激起民变，不闹事，能维稳，则万事大吉。所以，百姓如果傻乎乎地以为行政体系是为老百姓办事的，那又太天真了。他们是“为王牧民”，他们是牧羊犬，百姓是喜羊羊。
四，官员和君上的逻辑是什么？清官能臣赵贞吉说得很明白：“浙江不死人，这件事情就完不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死一万人是个数字，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你们都挡不住啊！”百姓，在为君看来，也许只是一串数字。不打破这种历史循环，人民永无可能站起来。
这部《大明王朝1566》，之所以令人赞叹，因为他挖出了中国历史两千来维持不动的根本；满目悲凉，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坏人，却找不到什么是好人；甚至到了最后，连好的标准是什么，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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