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艺轩
在中国古代的众多王朝中，若要论哪一个王朝的皇帝最厉害，那很可能得不出准确的答案，毕竟每一个王朝都有那么一两个非常优秀的帝王。但是要论哪一个王朝出现的忠臣和奸臣最多，那么大明王朝可就是首屈一指了。我们通过明朝的历史也能发现，和其他朝代相比，大明王朝确实盛产忠臣和奸臣，几乎每个皇帝的统治下都会有那么几个著名的大忠臣和大奸臣。而其他朝代则很少有这么多的忠臣和奸臣。
那么，大明王朝为何盛产忠臣和奸臣呢？
朱元璋像
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六亲不这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家里的亲戚出现了各种不和睦，才能显出孝子来，大家都很和睦的情况下，反倒显不出来。只有政治很糟糕，才能显出忠诚来，在政治清明的情况下，反倒显不出来。
明朝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忠臣和奸臣，难道是因为帝国本身的政治不清明吗？可是明朝还有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经常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帝国运转地都没问题。如果政治不清明的话，那么帝国又怎能坚持得下去呢？所以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将眼光放在小格局上，我们应该将它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结合唐宋元几个朝代来做一个比较，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
朱元璋——剧照
但是要做这个比较的话，那么就得先区分两种权力，一种是作为制度的皇权，一种是作为皇帝个人的权力。也许你会说，皇权不就是皇帝个人的权力吗？但实际上它俩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不同的朝代，它们之间的冲突也都不一样，明朝之所以盛产忠臣和奸臣，实际上奥秘就在这儿。
那么，什么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以皇帝作为最高首脑的、与贵族或者豪族权力相对抗的制度，而官僚体系便是这种制度的工具。所以，强大官僚体系的存在，就意味着皇权有了强大的工具，这样一来，皇权也就会很强大。但是，官僚体系必须是严格按照规则来行动的，原则上来说，皇上的个人意志也不能随便挑战这种规则，否则官僚体系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皇上的个人权力，反过来会受到官僚体系的约束，不过皇上不一定愿意受到这种约束，总想着要反制，这就会和官僚之间发生冲突。所以，作为制度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力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唐朝时期的官员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唐宋两朝的皇权变更。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是个典型的豪族社会。豪族强大，那么官僚体系就会变得弱小，皇权也就不会特别强大。所以那时候唐朝的皇帝想好好统治这个国家的话，那就必须和那些所谓的豪族们共同治理。而到了宋朝，进入了平民社会以后，豪族势力也就没有了，大宋王朝就建立起远比唐朝要发达的官僚体系，皇权就比唐朝的时候要强大得多了。当然了，我们要知道，皇权的强大和帝国本身强大与否，是两回事。因为皇权是指对内的权力，而帝国则是对外的权力。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帝国很强大，但是皇权并不强大；宋朝皇权强大，但是帝国本身并不强大。
宋朝虽然没有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豪族集团了，但是这种共治天下的信念却被保留了下来，只不过豪族变成了士大夫。也就是说，宋朝人认为应该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通过官僚体系来和皇帝共同治理。这种情况下，宋朝作为制度的皇权很强大，因为官僚体系很强大，但是宋朝皇帝个人的权力并不强大。就比如说在宋神宗时期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大宋对西夏的战争失败，皇帝很愤怒，便打算杀掉一名对此有牵连的漕运官员，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但没想到，宰相根本就不配合，便给皇帝说：“咱们朝代上就没有杀过士大夫的先例，皇上您先开这个例不好”。皇帝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把他发配边疆吧”。但是副宰相上来说：“那还不如把他杀了呢”！皇帝很困惑说：“为什么”？副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
皇帝大怒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痛快的事一件也做不得！”副宰相也毫不客气的怼了回去说：“这样的痛快事，做不得也好”。
宋朝官员——剧照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宋朝皇帝的个人权力是很受约束的，这不是因为皇上有搞不定的豪族，而是因为有强大的官僚体系，它是帝国的公共工具，体系的规则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只要皇帝的个人意志没有和这套规则起冲突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反抗的，就成了强大的皇权，这和豪族社会差别还是很大的。
但是到了元明两朝可就不一样了，皇帝的权力有了明显的上升。
元朝军队
首先来说元朝。元朝时期，情况就改变了，草原上来的皇帝不大能理解官僚体系的公共性。因为在草原上，可汗只能理解两种关系，或者是和其他军事贵族之间的共治关系，或者是和自己的自己奴仆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中原以后，皇帝们便用巨大的财富把军事贵族们都养了起来，这时候共治的关系也就没有了，那剩下的就只有和自己私人奴仆之间的关系了。所以，在元朝就没有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这种事情，皇帝吧官僚们都当成自己的奴仆来对待，皇帝的个人权力远比宋朝要强大。
另一方面，对于自己私人的奴仆，那主人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根本没有什么规则来约束自己。所以与其说是规则，还不如说是自己的家法。
于是元朝的皇帝就可以时不时的就搞一把痛快的事情，虽然这样做确实是了满足皇帝的需求，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个反向的结果，那就是‘元朝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远不如宋朝。’就拿皇帝颁布的圣旨来说，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元朝中期的时候，皇帝曾经给少林寺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圣旨最后一段原文如下：
“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圣旨俺的。”
这句是当时的大白话，但是读起来还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但实际上它是告诫和尚们，不合规矩的勾当，千万不要做，敢做就弄你，这就是俺的圣旨。而我们都知道，圣旨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意志的表达，那么也就会存在一定的规矩，但是元朝的圣旨就直接就是大白话，虽然通俗易懂，但是也没有规矩上的美感。所以，与其说这是元朝给少林寺的圣旨，还不如说这是大哥给小弟训话。
明朝太监——剧照
所以，元朝的官僚们也无法跟上皇帝的步伐，也不知道怎样配合皇上。结果，虽然元朝皇帝的个人权力很强大，但是作为制度的皇权却并不强。毕竟官僚体系无法跟上皇帝的步伐，所以自然对皇帝的个人权力造不成多大的影响。这也造成了皇权对社会的控制力的下降，元朝的社会经济也因此相当繁荣。所以朱元璋当皇帝后会说，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对社会管的太松。
后来的明朝虽然是在元朝的背景下起来的，但毕竟老朱家的皇帝都是出生中原，他们自然能够理解官僚体系是国家的公共工具，所以明朝的官僚体系非常的发达，这也就是意味着作为制度的皇权是非常强大的。而有了元朝统治的历史，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信念也被打破了。所以明朝的皇帝绝不能允许自己被官僚体系过分的约束，不能太迁就照顾那些士大夫。于是皇帝便开始建造一套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直属皇帝个人的系统，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由太监们主管的东厂、锦衣卫等等。
而这套系统是不按官僚体系的逻辑运作的，只按皇帝的喜怒运作。明朝有很多为害天下的大太监，但这并不是皇帝个人没权力，而恰恰是因为皇帝有个人权力，大太监们的权力只不过是带着面纱的皇帝个人权力而已；皇帝只要一发怒，权势熏天的太监们也会随时被弄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大太监刘瑾。刘瑾权势最大的时候，曾有人说，明朝一共有两位皇帝，一位是坐着的皇帝，一位是站着的皇帝，那就是刘公公。
还有人考证，刘瑾所贪污的财富，让他当上了当时的世界首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最后还不是皇帝一发怒就将他处死了。所以，在大明王朝，皇权和皇帝权力的冲突就显得特别突出。
元朝大太监刘瑾——剧照
不过，明朝盛行大太监，也反过来证明了明朝官僚体系的强大。它对作为个人的皇帝的制约力度相当大，否则皇帝也没必要为自己培养出这么多的“保镖”。
明朝的大臣们面对的影响非常多。而作为个人的皇帝，他们总要通过太监们搞事情，于是就会有一些人攀附上去，形成一系列的奸臣。当然了，刘瑾的攀附者还发展得不到位，真正到达顶峰的是明末以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不过，客观来说，也不是攀附了阉党的人就是奸臣。因为魏忠贤的权力实在太大，你想要干成点什么事，不把他哄好是不行的，但只要是哄他，那么就很容易被人给指责为奸臣阉党了。
而往往那些能坚持原则的人就被称为忠臣。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要知道忠臣很多精力是要放在和奸臣的对抗上，而为了能够有效的对抗，那么就不得不结成党派。党派之后，个人的原则也不得不受到党派原则的约束。忠臣到最后还是不是个“好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明朝大太监魏忠贤——剧照
所以我们会发现，明朝的政治越到后来，就越糟糕。忠臣和奸臣分别结成党派，但实际上党派本身与道德没有多大关系，只和结盟的需求有关。面对着紧迫的国家大事，一方提出应对的方案，另一方往往会对人不对事地大肆批判，对问题的讨论于是又迅速堕落为党争。而后来大明王朝决断能力的瘫痪，实际上正是因为党争造成的。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明王朝之所以盛产忠臣和奸臣，是因为作为制度的皇权和皇帝的个人权力发生剧烈冲突造成的。但是，明朝的兴盛和衰败，还有着很复杂的逻辑关系，不能仅仅用官僚体系这一套系统来定义，因为它还和世界局势的变迁有着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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