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能使人聪明。
——培根
最近小伙伴向徐徐君抱怨雾霾的事情太多，甚至我的老师带队到北京后也在朋友圈一个劲儿的抱怨。雾霾能依靠治理解决么？从蒸汽机到马粪，从木头到煤炭，从雾霾到法律，这些看似没有关系的词语在历史中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而当我们把历史拉成一根完整的线条，真相仿佛就摆在我们面前。那么，让我们回到雾霾的历史之中，来一次脑洞大开的雾霾之旅。
一、污染来了——一个比雾霾更严重的问题！
瓦特并不是发明蒸汽机的人，就如同爱迪生不是第一个发明电灯泡的人一样。什么瓦特看见水壶的盖子被蒸汽掀起便一拍脑袋发明了蒸汽机，那是教科书忽悠你的，尽管我曾经也信过。其实，早在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人就制造了一种利用蒸汽喷射产生反作用的发动机。只不过，那时要取得这样一点蒸汽，成本实在太高，因为烧的是木头……
直到后来有了煤这个玩意儿，社会才开始有了对蒸汽利用的广泛研究。其实一开始，蒸汽机并不是为了解决运输的动力问题。由于煤矿里会产生大量积水，过去呢是用马作为动力，将积水抽出来，但实在太慢，旧水还没抽完，新水又来了。
1698年，法国物理学家巴本就整出了气缸—活塞的蒸汽装置。此后，一位战斗在实践一线的英国工人纽可门对前人的设计进行了改进，这才有了可以用的蒸汽机。而从1763年到1784年，瓦特对这种纽可门蒸汽机进行了改造，完成了四次技术飞跃，最终整出了瓦特联动式蒸汽机。就是这种蒸汽机，后来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各种动力系统上，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效能，将人类带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瓦特蒸汽机原理图）
一个用来抽煤矿积水的东西，又成了煤矿被进一步利用的工具，煤也更快地被运送到工厂，而工厂通过蒸汽机的改进则进一步加大了对煤的使用。产能上来了，物资、经济高速地发展起来。但这种动力系统紧接着引发了另一个问题，污染。
早在狄更斯的年代，伦敦这个世界工厂就已经PM2.5爆表，成为著名的雾都。而狄更斯的那本《雾都孤儿》也正描述了当时伦敦工业高速发展，资本高速壮大的情形。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雾霾是有害的，而对城市造成最严重影响的还不是雾霾。
当时的伦敦已经打到了5百万人口。在这样庞大的一个城市里，交通全是依靠马：拉货、运煤靠马车、出行靠马车、警察骑马巡逻，连公交车、救火车都是马拉的。那究竟有多少马呢？30万！平均15-16个伦敦人就有一匹马。
也许你会问，伦敦不是有蒸汽机了吗？是啊，蒸汽机车其实在19世纪初就有了。1834年的时候，英国引进了美国人的蒸汽汽车。这种汽车的速度和马车基本相当，每小时20公里左右，但是它太笨重，比当时的压路机还重，路压坏不少，而且烧煤的成本也挺高，事故率也很高。于是，这车在英国被取缔掉了，大家还是马上见。直到1863年英国建立了蒸汽驱动的地铁，马车仍然是社会最主流交通运输工具。
但是，这个马车什么都好，就是马粪不好。我们来一个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问：1匹马平均每天排泄10公斤shi和1公斤尿，30万头马一天会排泄多少吨shi和尿？答：shi和尿分别是3千吨和3百吨！更为关键的是，这马是动物，是要死的。当时平均每天伦敦街头就要累死3至4匹马，而尸体又很难拉走，放个几天是家常便饭。
好了，我们可以想想，在马shi、马尿遍布以及马尸横街的伦敦城是怎样一种感受。臭气、蚊蝇、病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伦敦的人均寿命还不如后来出现严重雾霾的时候，更何况出于马车事故而死亡的人数是每年200人左右。于是大家开始想办法解决问题。专家们紧紧围绕在马粪这个议题周围，可谓绞尽脑汁：是限行还是单双号通行？是搞行政许可运行还是罚那些随地大小便的款？是政府从社会招募大量的清洁工人还是要求人人自扫门前雪？
与此同时，英国人还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煤。1865年，一个叫杰文斯的经济学家，写了一本叫《煤炭问题》的书，他看到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的热火劲儿就担心，说着工业革命主要的燃料能源来源就是煤炭，但着煤炭的总量是有限的啊，这煤迟早是要用光的，那个时候所有的工厂都要停工，取得的经济成就可咋整？一群人又坐下来开始研究，该怎么治理。
好啦，那英国人最终采用了哪一种方案来治理呢？马粪的问题是不是得到了解决呢？答案是没有一种方案被采用，马粪的问题也根本解决不掉。而是这个时候，德国人本茨制造出了装有高速汽油发动机的机车，也就是我们说的汽车。汽车一出现，价格比使用马车划算，马车自然就退出市场，马粪的问题便没有了。
那煤炭呢？当然也不用节约啦。随着煤炭勘探和开采技术的提高，英国在1913的煤产量是1865年的3倍多——3亿吨，同时呢，还有了石油。
二、一条悠远的经验——价格与替代
其实，早在9世纪的时候英格兰的修道士们已经用煤来取暖，但是呢直到16世纪前期英国老百姓还是普遍用木材，因为煤炭烟雾大，污染环境，气味难闻。1307的时候，爱德华一世就颁布法令，禁止使用煤炭作为燃料，违者处以重罚。你看，人家14世纪的时候就知道环保很重要了。但更重要的是，与木炭相比，当时的煤炭成本较高。
（爱德华一世）
但是进入16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需要，木材的需求急速增加。不仅生火做饭取暖要木头，修房子造家具要木头、商船军舰要木头、扩大的钢铁产业要木炭（工业还原剂）、玻璃陶瓷工业等等都需要木头，而同时呢还要开荒种地产粮食……林木遭到极度砍伐、森林面积锐减，18世纪英国森林覆盖率只有5%-10%。而与此同时，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一系列保护造船用林的法令。
一系列需求和限制的结果，便是木材越来越紧缺，价格的飙升。1536年，1车木炭价值3先令4便士；1586年的时候，同样的数量的1车则需要25先令，价格涨了7倍。在17世纪时，木材已经成了短缺品，基本全靠进口，比如1666年伦敦大火，全城13000栋房子被焚，而重建的木材全靠进口。伦敦的冬天在零下十多度，因买不起木头而冻死的人比比皆是，尤其是1640年的冬天——太阳黑子延长极小期——严冬，这可比后来雾霾杀死的人多得多。
（伦敦大火）
咋办？要活着还是不要雾霾？答案是明显的，当然是木材的替代品——煤重新等上了历史舞台！17世纪中期，英国煤产量仅有21万吨，但随着开采的加紧，17世纪末，煤产量就达到300万吨，煤的价格变得相当低廉。短短十多年时间，煤就在工业和家用生火上完全取代了木头，即使穷人也能取到暖。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就和我们开篇抽煤矿积水的故事连上了。
虽然煤对环境的污染问题早在14世纪就已经被发现，还有国王的法令予以禁止，但在价格和生产生活之间，大家还是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于是木头稀缺的问题被煤替代了，但煤的问题又出来了，就是雾霾。那么，当雾霾成为变成超过大家生产生活的承受界限的时候，又该如何是好呢？比如1952年那场造成12000人死亡的雾霾。这就要回到英国的“治霾”的场景当中。
形成伦敦雾霾最直接原因其实就是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污染，这应该和北京雾霾相似。当时伦敦工业排污量非常大，每天1000吨浓烟、2000吨二氧化碳（CO2）、140吨盐酸和14吨氟化物。而家庭烧煤也加剧了污染，战前呢，用的是优质煤，而战后优质煤出口，伦敦人只能烧劣质煤，而这又导致了两倍于工业的烟尘。
这不是徐徐君拍着脑袋编的，而是出自于当时的《比佛报告》，一个1953年成立的专门调查雾霾的委员会出具的报告。报告一出，于是一些议员就开煽动立法，其实保守而实用的唐宁街是不愿这样干的——立了法解决不了问题不是一样白搭么？但还是在1956年，英国通过了一个妥协的《清洁空气法案》。但结果呢？前几期徐徐道来已经说过，然并卵的事，严重的雾霾该来还是来，一直到60年代中期才发生好转。
（雾霾天，我亲不到你）
为什么呢？一是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天然气和燃料油大量取代了煤炭，1965年的时候，煤炭在燃料构成中的比率仅占到27%，而污染物则降低到80%；到了1980年代，这一比例进一步减少到5%。而与此同时呢，家庭用上了效能更好的新炉灶，而且煤也变成了优质煤。二是产业结构发生了替代。过去那些集约型、密集型的工业型工厂被新兴企业取代，1990年代初期，服务业成为了伦敦最大的就业部门，占到就业总数的82%以上。
而引导这一切发生的，仍然是价格。当换取健康只需要付出比煤炭多一点的代价时，大家会如何选择？而当这种选择形成了大规模的市场，大家纷纷投入到这样的市场链条当中时，新能源的价格自然会下降，而当这种价格与煤炭相当甚至低于煤炭时，煤炭便失去了市场，开采和使用的成本自然会提高，最终被市场的价格机制所淘汰掉。
无论是从木材稀缺到煤炭登场，从煤炭雾霾到清洁能源和新兴产业，归根结底，不是稀缺和污染的问题被解决、被治理了，而是在价格机制下被新生的事物给替代掉了。
三、法律的表现——价格杠杆与强制
好了，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我们终于可以谈谈法律的表现了。
其实，工业革命后，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早在1821年就引起英国民众的高度不满和政府的重视。那年，政府就出台了《烟尘禁止法案》——鼓励民众起诉污染企业。接下来呢，还有《德比法案》——对夜间排污和连续一周排污予以处罚、《利兹改善法案》——企业免于被起诉的烟尘改善、《公共卫生法案》——地方政府惩治权、《制碱法案》——限制排污和巡视员监督、《制碱业及其他工业管理法案》，等等……
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20世纪初英国开始环境调查时,那些被熏黑的楼房、雾气以及依然在英国城镇上空耀武扬威的尘埃说明，无论中央、地方出台了多少法案，然并卵。当时在民众的心里，“法律是公认无效的词汇”。执法不利？警察和巡视员可是恪尽职守。工厂执行不利？没有，谁都怕罚款。问题到底是什么？
徐徐君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猜想。我们假设，一个工厂只能排五天的煤烟。假设你是企业主会怎么办？只要成本划算，就地再开一家厂嘛。于是呢，这厂是越开越多，污染呢，当然也会越来越大。在没有可替代的方案或可替代方案成本太高的时候，所谓“治理”都是瞎扯。为什么偏偏距离1821年一百多年以后，《清洁空气法案》奏效了呢？因为石油、天然气和新型燃气灶出来了。
而在可替代方案出台的时候，法律才算真正有机会施展它良好的表现。烧煤排污是吧，交罚款。我们习惯了行政思维的朋友呢，对罚款的认识就停留在是国家管理的一个工具的认识，是不许你、禁止你做什么。而实际上呢，罚款仅仅是加重你的生活或生产经营成本的一个价格工具——它没有禁止你，而是让你在要么提高成本要么不这么干之间进行选择。
这个逻辑，实际上就是“谁污染、谁治理、谁花钱”。其实，很早以前英国的罚款数额可不小，个人的罚款数额是100英磅，工厂则是2000英镑。当然，罚款的执行是一门艺术，人家可不是光光地罚款。《制碱法案》的推行期，人家的罚款是这样玩儿的：监督巡视员会给你一个选择——要么交罚款，要么自己掏钱去更换一个新型设备，不换的，下次逮到就罚得倒闭。
（拆除旧工厂的烟囱）
从后来的《清洁空气法案》的执行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形，要么交罚款，要么换新设备、要么搬走、要么投入新产业。而罚来的款，要么补贴居民更换煤灶，要么补贴新型能源产业和新兴第三产业。
当然，法律作为价格杠杆的强制机制还不仅仅作用在一个地区，而是让污染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选择，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比如我们将决定罚款的金额下放到地方，那么各个地区就会根据自己的产业状况决定罚款金额是高是低。
假设深圳的罚款数非常高，而大西部的一个穷乡僻壤几乎象征性的罚一点或不罚——因为在那里每天20的空气指数下人均年收入仅为一万多元，那么这个污染企业就会考虑继续经营和搬迁之间的成本。而与此同时，法律这个价格杠杆也顺带把产业结构调整和扶贫的事情干了。
那么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面对环境污染赔偿诉讼，一个污染企业完全可以根据当地的地价进行权衡——是停产，还是承受持续的赔偿款，还是换设备，还是把周围的地给买下来。如果当地房价正在上涨，我想这个污染企业肯定想尽办法调整规划，把周边的地买下来盖房子，还生产个啥呢？污染也就没了。
我就不再打比方了。在前述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好的法律，不仅会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同时还会为这种行为提供选择，价格成本的选择。它就像市场价格的一个杠杆，配合市场一道完成对社会的调整。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可替代的方案解决雾霾问题吗？有的。但，要发生替代又蕴藏着一个前提——市场化以及产权明晰。我很难想象老爸罚了亲儿子款，然后把钱交给隔壁老王的情形。推演出来，政府罚国企也是一个道理。辽宁曾经首次给8个城市开出“雾霾罚单”，罚缴总计5420万元。这数字看起来很巨大，但分摊到各个城市会有多少？如果我们以一个地方财政收入几十亿上百亿的城市为参照，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而欧盟呢，在2012年就要求其成员国空气不达标的天数不能超过35天,不然将面临4.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
归根结底，这雾霾到底该咋整啊？其实，真不用政府操心。当市场用价格的机制调动起每个人的想象力和能力的时候，说不定就会出现新的有趣的东西，把这雾霾给“灭”了。其实，回过头看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生活越来越好，寿命越来越长，物资越来越丰富，都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结果，可从来不是管制和控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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